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牌饰

本文介绍了二里头遗址出土的3件镶嵌绿松石铜牌饰,并与其他铜牌饰进行简单比较,认为其兽面纹开创了商周青铜器上兽面纹的先河.     

二里头遗址出土动物形陶器研究

二里头遗址历年出土的动物形陶器虽然数量不多,但是与新石器时代的遗存相比,既体现了继承性,也包含了一定的独特性,反映出了以农业文明为主体的二里头文化所蕴含的使用动物的传统。此类陶器包含的动物形象有蟾蜍、龟、鳖、龙(蛇)、鸭、狗、羊等,可划分为写实类和抽象类两大类。其功能多样,有陶器部件、祭祀礼器、精神寄托物等。通过对二里头遗址出土动物形陶器的研究和分析,能够更为全面地了解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面貌。     

二里头遗址出土木炭碎块的研究

结合考古发掘,在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之交和四期采集一些炭化碎块,并对这些炭化碎块的结构在体式显微镜和扫描电子显微镜下进行鉴定、分析和拍照,得出这些炭化碎块分别属于7个树种,即槲栎、麻栎、麻栎属的一个种、侧柏、油松、朴树和另一种阔叶树。通过对地层中分散的木炭分析,初步认为二里头遗址周围分布有大量的阔叶树栎林、杂木林和少量的松柏针叶林;当时的气候是温暖湿润的,但具体到不同的文化时期可能也存在着温湿度差异,二里头文化四期与一、二期之交气候相比较,前期的生态气候好于后期;通过对灰坑里的木炭分析,显示不论在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之交,还是在二里头文化四期,古人喜欢把栎木作为薪炭材。     

试析二里头遗址

坐落在伊洛平原上具有超群面积的二里头遗址,拥有高规格的文化内涵,年代与夏纪年大体相合,地处文献记载夏人主要活动区域,应为夏王朝首都.     

二里头文化"龙"遗存研究

二里头文化的“龙”遗存,尤其是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和绿松石铜牌饰,是当时社会贵族中个别人使用的一种表明其有专门技能、特殊身份的特殊物品,可能与驯养过“龙”有关,其拥有者与当时的王室或“王”有一定的关系。二里头文化“龙”遗存的直接源头可能是在陶寺文化中,但“龙”遗存的社会地位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下降了,这可能反映了“龙”意识观念的逐渐淡薄。     

二里头遗址出土兵器初探

二里头遗址的兵器种类不是很多,但质地有别.兵器以镞类为多,形成以骨镞、石斧为主的实用兵器系统.在此基础上,玉石兵器二元系统形成.同时,出现了以玉钺、玉戈、铜戈、铜斧钺为主的礼仪兵器.二里头遗址出士兵器的这两个特点在二里头三、四期达到鼎盛,这与二里头遗址作为王都的地位是紧密相关的.此外,二里头遗址兵器的使用从二里头文化一期到二里岗期是不同的,这与该遗址的聚落发展相适应.     

二里头遗址墓葬出土玉器探析

二里头文化的玉器制造业并不十分发达,表现在尚未形成规律性的用玉制度。玉器在二里头文化各期之中的使用情况差别很大。二里头一期仅见少量绿松石饰;二期为发展期,玉器数量和种类均有增加;三期的玉器数量和种类都达到高峰,这一现象与三期二里头遗址夏代王都文化繁荣的景象是密不可分的;四期的玉器出现明显衰落的趋势,数量和种类大大减少,体现了夏商政权交替对手工业生产所带来的影响。     

浅谈内蒙古地区出土的鲜卑牌饰上的动物纹

鲜卑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之一,它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草原文化,其中它的动物纹艺术始终是鲜卑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最近几年在内蒙古地区出土不少鲜卑墓葬,其中出土的不少鲜卑动物纹牌饰对研究整个鲜卑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日本兵库县立考古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嵌绿松石圆牌饰

日本兵库县立考古博物馆加西分馆古代镜展示馆收藏有一件千石唯司捐赠的“绿松石镶嵌锯齿缘镜”。本文通过分析其形制特征、装饰风格,认为这件所谓的“铜镜”,实际上应该是二里头文化的镶嵌绿松石圆牌饰,这种圆牌饰目前尚不见于科学发掘的二里头文化遗址或墓葬中。这件圆牌饰外缘的锯齿形装饰风格,还见于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克里雅河下游、甘肃广河齐家坪等墓地或遗址出土、采集的铜牌饰之上,可以大致勾勒出此类器物的风格来源与传播路径,这对探讨二里头文化嵌绿松石牌饰的起源问题亦有所裨益。     

中国境内出土的涡纹牌饰

东周至西汉中期,中国境内出土的涡纹牌饰,作为典型的游牧民族工艺品,有独特的类型、分布地区及发展变化。涡纹纹样给我们一个艺术视角,观察其间我国长城地带及甘宁地区与欧亚草原西部的互动。为探究戎、胡与萨尔马特、塞人、阿尔泰人及匈奴等族群的关系提供思路。     

二里头遗址中的东方文化因素

二里头遗址存在着浓厚的东方文化因素。二里头文化一期中的东方因素,主要属于海岱龙山文化,它们在二里头遗址的大量出现与后羿、寒浞代夏的史实相关。二里头文化二期以后的东方因素,均来自岳石文化。这些因素的存在,表明有夏一代,中原与东方之间始终存在着密切的文化联系。     

略论二里头遗址的文化性质——兼与《中国文明与国家探源的思考》等文商榷

关于“文明与国家”是一个重大的学术课题。在《中国文明与国家探源的思考》等文中,对中国考古学以及二里头遗址的论述和评价,都存在很多问题。故撰写此文,提出与之商榷。     

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一期文化应比新砦期二里头文化为晚

本认为,河南龙山化晚期为夏代早期化,二里头化第一期为后羿、寒浞代夏以后的物质化,新砦期二里头化的发现既填补了两之间的空隙,也证实二里头化第一期非为夏代化的初始。     

也论二里头类型二期遗存的变化——兼与王克林先生商榷

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第一期和第二期是同一种文化连续发展的不同发展阶段。二里头类型主要来源于豫西南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后羿属于东夷,而非西夷。     

登封南洼2004～2006年二里头文化聚落发掘简报

2004年3月至2006年12月,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在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配合下对南洼遗址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勘探和发掘,清理了大量的二里头时期至金元时期的遗迹,其中二里头文化的遗存最为丰富,有壕沟2条、墓葬13座、灰坑700余座、水井3处、陶窑7座,出土了大量的遗物,其中有较为丰富的白陶遗存.这些对研究二里头文化的聚落形态提供了重要资料.     

二里头二期文化与后羿代夏问题

后羿是生活于夏王朝西方的原始部族首领.后羿部族统治集团取代夏王朝政权,入主中原约历40年,对夏王朝时期的社会、文化造成了巨大影响.作为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其二期文化就是在继承一期文化的基础上,受到西方原始文化和东下冯类型文化的强烈影响而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