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总司的成立的”一些资料

肖关鸿、李逊夫妇在《文革中最重要的政治资本——工人造反派代表“上海工总司”的兴亡》(载香港《明报》月刊1996年6月号)中说：“如果说,全国红卫兵组织中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是北京红卫兵,那么全国工人造反派组织中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上海工总司。”“上海是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城市,工总司是全国第一个工人造反派组织,而且在全国造反派组织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大和持续时间最长。它控制上海局面达10年之久,推举的领袖人物王洪文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并一度被毛泽东确定为继林彪之后的接班人,毛泽东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上海工人造反派寄予厚望。上海工人造反派的每一个动作对上海乃至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进程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贴身卫士忆少奇蒙难(续):写在少奇同志离开我们三十周年的日子里

所谓“智擒王光美”文革初期发生的所谓“智擒王光美”事件,是当时的造反派颇为津津乐道的一件事,在北京、在全国煽动性都很大。实际上这是清华井冈山兵团造反派头头蒯大富他们设下的一个圈套。     

扮病人躲避“造反派”盘查

“文革”初期,湖南城步一中我的班主任老师张世兰因拒绝“配合”县城“造反派”的造反观点与行动,还批评“造反派”们影响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被城步一中及县城各厂矿的“造反派”成员多次批斗,在批斗时被“造反派”成员挂黑板游街、跪砖渣、用脚踢、棍棒打,身上被打成多处内伤,折磨得死去活来.     

王洪文、王效禹采访追记

山东采访王效禹 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的权,成立革委会。各地造反派闻风而动,纷纷夺权和成立“红色政权革委会”。山东省革委会成立较早,革委会主任是一名造反的地委级干部,名叫王效禹。     

王洪文挨“斗”记

20世纪60年代,“文革”爆发后不久,上海市工业领域众多的“造反派”组织,根据各自的“造反”志向大致合并成两大“造反”组织：一支叫“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这个组织的成员是以各单位的青年工人为主,以后还吸收了一些教师参加。不过,教师们参加的只是“工总司”的外围组织,名称为“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教师造反司令部”（简称“工教司”）。     

王洪文挨『斗』记

20世纪60年代,“文革”爆发后不久,上海市工业领域众多的“造反派”组织,根据各自的“造反”志向大致合并成两大“造反”组织：一支叫“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这个组织的成员是以各单位的青年工人为主,以后还吸收了一些教师参加。不过,教师们参加的只是“工总司”的外围组织,名称为“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教师造反司令部”（简称“工教司”）。     

我们在文革中掩护林县县委书记

1966年,“文革”风暴席卷中华大地。挥舞着“造反有理”旗号的造反派们,疯狂地在全国各地自上而下地揪斗各级党政部门的领导干部,把大批对党的事业、对建设新中国有功的领导人纷纷打翻在地,有的还要“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原河南省林县县委书记杨贵就是其中之一。“     

山东夺权的“三结合”经验

“文革”中,以1967年上海“一月革命”为起点,全国各地造反派刮起了夺权风暴。这期间,上海、山西、青岛、贵州、黑龙江、山东两市四省的夺权,构成了全国夺权的第一个大浪潮。其中山东的夺权,为毛泽东提出的建立“三结合”政权提供了经验。     

《解放军报》“1·20反革命事件”始末

《解放军报》从“文革”开始特别是1967年“1·13事件”,以后,就成了众所瞩目的热点,不断有各地各部队的造反派来军报探询、串联。林彪于1967年1月17日给军报“革命同志”的信,虽然明令只在军报内部传达,实际上却一下子就传遍了全国上下,再一次增加了军报的吸引力。1月18日、19日,军队特别是军事院校造反组织的人,更成群结队地到军报。1月20日中午,竟演化成以“绑架和暗害肖力同志”(即毛泽东和江青之女李讷)为目的,引起“江青同志无比愤怒”的“1·20反革命事件”。     

从《永昌演义》到《李自成》——领袖、作家与历史人物的故事

一、毛泽东读《永昌演义》 早在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曾对刘志丹说：“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来的。这个地方虽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闹革命。”抗日革命时期,毛泽东谈到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时说：“我们历来的造反领袖,后来都腐化了,做了皇帝的都不好了,但李自成始终是好的,老百姓都称赞他,因为他代表农民利益向地方阶级造反。     

王振翼与山西《平民》周刊

<正>1901年8月,王振翼出生在山西省天镇县一个地主家庭,后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王振翼是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最早成员之一,也是中共山西地方组织主要创始人之一。1990年彭真在接见山西同志时指出:"山西共产党是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指导下搞起来的。1920年,北京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时候,山西就有高君宇、王振翼等参加。""山西党的创始人是高君宇,还有王     

我当年的“造反”生涯

一段历史流逝的是时间背负的是沉重直面是一种勇气“文革”初期,我当上了造反派红卫兵。赴京串联之后回到成都,觉得当务之急是要投入火热的斗争。既然已经受到了毛主席的亲自接见,就应该挺身而出捍卫他的革命路线。以前那种游离于运动之外的状况,是结束的时候了。在北京时,我得到了一份材料,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关于两个多月以来“文     

卷首语

沐浴着七月的阳光雨露，我们迎来了党的八十华诞！ 八十年前，在上海的一座灰墙黑瓦赭券的“石库门’楼房里和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开天辟地地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漫漫长夜升腾起璀璨的启明星，中国共产党人带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从这里出发开始了伟大的“红色长跑”。 山西不仅有着丰富的古代文物，而且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学生游行队伍的前列，就站着山西的青年才俊高君宇。这位从大山里走出来的早期共产党人，不仅在三晋大地点燃了革命的火种，而且，他和才女石评梅的爱情故事，如泣如诉，感人至深…     

争爱情不争躯壳——田汉之子忆父母爱情哲学

1968年12月,据说那时的北京飘着雪花,田汉在被“文革”造反派囚禁的禁闭室内死去.他死的时候,名单上用的是假名,叫李伍,不是田汉. 直到田汉去世11年之后,1979年4月25日,一千多名各界人士才聚集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他开了一个迟到的追悼会.那些与田汉一同受诬陷、迫害而活下来的人,如周扬、夏衍、阳翰笙等情绪格外激动,茅盾在悼词中高度评价了田汉的一生,“忠勇无畏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我国革命戏剧运动的奠基人,和戏剧改革运动的先驱者,我国早期音乐、电影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人”.     

“文革”荒唐事：答对题才能购物

“史无前例”的“文革”,发生了不少史无前例、荒唐可笑的事。“湘江风雷”与湘乡烘糕“湘江风雷”（全称“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江风雷挺进纵队”,“文革”中湖南最大的群众组织之一）是庞大的红卫兵造反组织,湘乡烘糕是湖南湘乡县城著名的糕点。1967年,湘潭纷纷成立造反组织,“湘江风雷”“红旗军”“红造联”“革造联”一哄而起,从印发传单、互相争斗到夺取枪支进行武斗,党政机关陷于瘫痪,社会一片混乱。各造反派为了争取支持者,采取了各种卑劣、恶毒的手段,逼迫群众表态。     

文革一幕：游雪涛与他的特务组织

游雪涛曾是个青年记者,也是个文革造反派。但是,让他进人历史的,不是其妙笔生花的文章,也不是其狂热的造反行为,而是因他单枪匹马自发搞出来的特务活动。而且,他的轨迹,也似乎是历史上某个幽灵的再现。 1927年秋天某日,在刚刚宣布下野的蒋介石位于上海拉都路（今襄阳南路）20号的府邸大门口,笔挺挺地站立着一个30来岁的青年军人,似乎是蒋府的卫士。他在这儿已连续站守了3天,每日上午准时来,傍晚才离开。     

杨静仁平凉遇险

文化大革命前期,杨静仁同志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期间,宁夏的造反派给杨静仁同志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走资派”）的帽子。“走资派”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死对头”,是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为加快这一进程,造反派们密谋,从过去的历史中寻找缺口,进一步罗织罪名迫害他。在翻遍记载杨静仁同志的历史档案后,造反派们发现杨静仁在抗战时期同志由兰州奔赴延安途中,路经平凉时,由平凉国民党驻军军长杨德亮导演的一出“捉放曹”,使杨静仁同志虽遭国民党通缉,但有惊无险,[第一段]     

《三上桃峰》五易其稿

1955年我从部队文工团转业到山西人民出版社任文艺编辑,不久,即听到省委文教书记王大任同志作报告。“文革”初期,山西省副省长刘格平在康生“授意”下,迎合上海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掀起的“一月风暴”,组织起“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以十三冶金建设公司工人杨成效为总指挥,一举夺了山西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党、政、财、文大权,整死了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卫恒,     

“末代皇帝”瞻仰革命摇篮

清朝最后一个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监狱服刑改造后得到特赦,被推荐为全国政协委员并当上了文史馆馆员。为了让赦免人员看看新中国的伟大成就,目睹祖国的强盛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同时通过实地参观革命遗址,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洗礼,周恩来总理批示:“邀请北京文史馆员们去南方参观游览。”参观团的成员有“末代皇帝”溥仪和他的弟弟溥杰,有任过国民党战区司令、兵团司令的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王耀武、廖耀湘、康泽、沈醉等人,由全国政协派人带队,还派新闻记者跟随采访。迫不及待要上井冈山1964年3月10日,参观团从北京出发,南下…     

上海工人造反派头目王洪文

正上海工人造反派代表无疑首推王洪文。王洪文是全国第一个被中央文革小组明确支持的跨行业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上海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的发起人和主要负责人。1966年王洪文正值而立之年,是国棉17厂的保卫科干事。国棉17厂是上海最大的三家纺织厂之一,当时有8000多名职工。工厂前身是日本人经营的裕丰纱厂,1945年抗战胜利后收归国有,改为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第17棉纺织厂。1949年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