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民旌表:明代荒政中的奖劝之法

明代是一个多灾荒的历史时期,在赈济救灾方面,明朝政府发展了前朝劝分赈灾的措施,把旌表制度运用到灾荒赈济中去,这就是义民旌表。义民旌表主要是用道德表扬的形式来奖劝、酬答富民的仗义疏财。义民旌表在充实仓廪、灾荒赈济、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明后期“保富论”的兴起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     

晚清山东的官赈救荒

晚清山东灾荒严重,灾荒发生后,清政府即派官员赴灾区勘灾,审户,实施救治。当时主要采取施赈、调粟、养恤、除害、遣返灾民回籍、赎地贷给籽种、蠲缓赋税、禁止酿酒等善后措施,以及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办理仓储、开垦荒地等预防措施。这些措施对救治晚清山东灾荒发挥了积极作用。腐败的吏治使晚清山东官赈救荒难以达到预期效果,但晚清政府毕竟担负了山东赈灾救荒的重任,发挥着主导作用。     

1931年江淮水灾工赈机制研究——以江苏省为中心

1931年江淮大水损失奇重,对灾民的救济和灾后重建困难重重。工赈作为近代以来有效的灾荒救治模式,在1931年江淮大水灾后重建中得到充分运用和发展。政府接替民间义赈团体成为此次工赈的主角,南京国民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建立了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的双重工赈指挥体系,藉此展开了工赈项目的设计与运营,一方面疏通与合作机制使1931年江淮工赈取得了显著成绩;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诸因素则制约着工赈机制的良性运转。     

晚清义赈的兴起与发展

有清一代,政府对于灾荒的赈济,形成了一套颇为严密的制度。虽然由于封建政治的日趋腐败,有关“荒政”的一些规定渐成具文,甚至存在着种种黑幕和弊端,但无论如何,这种由朝廷和各级政府主持的“官赈”,在很长时期内,毕竟是灾荒救济的主要的和基本的形式。直到光绪初年,随着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新的变化,才开始兴起了一种“民捐民办”,即由民间自行组织劝赈、自行募集经费,并自行向灾民直接散发救灾物资的“义赈”活动。这在中国救荒史上,无疑是一个值得加以认真研究的问题。     

晚清时期广州府乡村社会救济初探——以民间义赈为中心

晚清时期,由于战乱频发、连年灾荒,广州府官方赈济功能日渐式微。与此同时,该府民间义赈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乡绅、宗族、善堂善会通过设义仓、捐谷、施医赠药、平粜等救助形式,予以自救能力较差的乡民不时之需,构成乡村救济事业中的有力支柱。本文通过考察乡绅、宗族、善堂善会三个主体的赈济活动,对晚清广州府的乡村社会救济进行初探。     

晚清社会灾荒救治功能的演变──以“丁戊奇荒”的两种赈济方式为例

在中国救荒史上,荒政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自古以来,我国的灾荒救治即是一种政府性行为,主要由政府组织实施。到晚清,政府的荒政功能减弱,社会的剧变引起社会结构的错动,新型商人开始活跃于近代历史舞台,由他们发起组织的义赈活动,逐渐发展成为晚清社会主要的灾荒救济形式,是历史进步的表现。由荒政到义赈,展示了近代灾荒救治功能发展演变的脉络。     

道德强国之梦:民初俄灾赈济会述论(1921~1923)

俄灾赈济会是在一战后中国思想界重新肯定精神文明价值、国民外交意识增强的背景下成立的。当时各"文明国家"积极赈俄,中国政府则助赈不力,赈济会呼吁国民应以"中国人"的意识担起赈灾之任。时论认为救济外国灾荒实际上是国民"善力"的体现,为国民应具备的基本素质,能够塑造国民形象,使中国成为道德上的强国。而且"善力"还能够推动国民外交,昭示国民力量。赈济会募捐过程中面临官商群体捐款不积极、仅有无资财的学生积极捐款、自身公信力受质疑等困境,募捐结果远低于预期。其中,国力不强是其根本原因。赈济会期待的以国民外交促进中俄政府外交的愿望未能实现,俄方也没有归还中东路。"道德强国"最终成为一场梦。     

1929年河南灾民移垦东北述论

传统而言,灾民的灾后安置不外乎“移民就粟”和“移粟就民”等几种手段。1929年,河南灾荒发生后,为了挽救灾民,河南赈务会进行了这次颇具规模的灾民移垦活动。灾民的此次移垦并不十分顺利,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河南灾民的东北移垦。依靠社会各界的帮助和自身的劳作,灾民最终避免了被家乡灾荒吞噬的厄运。灾民移垦不仅解决了河南部分灾民的生存问题,同时对于开发东北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随着河南移垦灾民的土著化,这种意义体现得将更加明显。     

民国时期华洋义赈会淮河流域灾害救治述论

民国时期,淮河流域各种灾害频频发生,呈现出无年不灾、多灾并发,灾害种类多、以水旱蝗灾为主,大灾发生频率越来越高及灾害群发期现象突出等特点。面对灾害,华洋义赈会开展了施放赈款、赈粮赈衣、举办粥厂、建收容所、农贷和工赈等多种不同形式的灾害救治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有些效果还较为显著。此外,作为建设救灾理念的直接体现,华洋义赈会还于1922年成立导淮委员会,不遗余力地促进“导淮”工程,为民国时期的“导淮”做了大量工作。从华洋义赈会的灾害救治活动中,我们可以获取一些有益的启示。     

也谈清代的资送与留养——对襄阳地区的考察

资送与留养一般认为是政府对灾民的一项赈济政策。然而,变换视角,以移民的角度,把移民与赈济政策、户籍制度结合起来,放在特殊的地域中考查,似乎会加深对这一政策的理解。资送与留养肇始于明初,盛行于清前期。为了农耕的需要一般在春季施行,资送有一定起数。随着康熙时期按丁给赈,雍正时按田给赈,乾隆时期闲散贫民、一体与赈的赈济政策的变化和户籍的逐步宽松而最终废除。     

新中国成立初期福建省灾荒应对研究——以粮食救济为中心

新中国成立初期,福建省灾害频发,各地纷纷出现粮荒,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和灾区人民的生活。福建省委、省政府将粮食救济作为中心工作,贯穿政府赈济、生产自救、社会互济全过程,克服了灾荒,恢复发展了农业生产,同时提高了防灾救灾能力,有力地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政治认同。     

贵州省赈务会的成立及其演变概况探析

民国时期,灾荒与战争在贵州大地交相发生,由此给生活在黔中大地的人们带来了严重灾祸。在这一背景之下,根据国民政府的统一部署,贵州成立了省赈务会。赈务会的中心任务就是救济因灾或战争而产生的难民,它属于贵州救济难民的一个官方机构。正因其特殊的官方背景,因此,自其成立之后,既要接受国民政府相关救济机构的指导,同样亦应纳入贵州省政府的直接领导之下。由此,随着岁月的变迁与国民政府政治的调整与变化,贵州省赈务会成立之后,亦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变直至终结的历史过程。通过对贵州省赈务会演变的历史分析,让我们从赈务的层面认识与了解到民国时期贵州官方赈务组织机构变化发展的基本概况。     

保息斯民: 雍正十年江南特大潮灾的政府应对

雍正十年,江南沿海遭遇特大潮灾,对地区经济与社会生活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危及清政府财赋中心区域的社会安定。清政府动员各级官员积极赈灾,在主持救灾的过程中,清晰地认识和利用了省区间粮食供求变化规律,适时调控粮食供给,以维持灾区粮价稳定,具有较强的应对灾害破坏、落实赈济措施的能力。这次灾赈中的政府表现说明,在18世纪前期,国家是灾后救济的主要力量,也只有一个强势的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有效组织,才能实现如此长期的大规模粮食调控目标。     

1945-1946年桂林市县劫后灾荒与善后救济工作

1945-1946年间,桂林市县在敌灾、水灾、虫灾、旱灾、疫灾等多种因素影响下诱发了严重的劫后灾荒,广西分署组织各种力量参与灾荒赈济活动.本文以纪实的方式分别叙述1945年至1946年劫后灾荒产生的原因,以及桂林市和灵川县、兴安县、全县等县的灾荒概况与善后救济工作情况.并对其善后救济工作进行总体评价,以及灾荒对桂林社会所产生的危害和影响.     

浅谈民国时期新疆社会救济事业

民国时期的新疆,一方面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另一方面政局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得不到保障。新疆政府采取了救济措施,加速了社会救济的发展。本文对民国时期新疆社会救济事业的产生及其当时政府对难民、灾民救济采取的措施作一论述,并对救济的特点及影响进行分析。     

明代工赈述论

以工代赈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救荒方法,明代继承了这种赈济手段。明代的工赈主要由地方政府来组织进行,地方富民(士绅)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国家缺乏相应统一的政策和制度。明代中后期,随着地方财政收入的多样化和人们认识的转变,工赈获得了更加广泛的运用。明代工赈虽然在实际运用中取得了较好地效果,大批饥民得以生存,但并没有突破其"临时性"的特征,因此其局限性仍然明显。     

民国时期安徽的灾荒救治(1927—1937年)

民国以来,频繁的灾荒使农村处于破产的境地。1927—1937年这一时期,安徽灾荒连年发生,波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使农民的生活更加贫困。面对灾荒,南京国民政府和安徽地方政府制定了相关的政策,使救灾程序和救灾措施逐步规范化。但是,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以及人为因素等,使灾荒救治的成效不大。     

1933年叠溪7.5级地震灾害历史研究

1933年叠溪发生7.5级大地震是的川西北地区爆发的较为严重的地震之一,根据当时中国国情和震区的实际状况,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救济赈济的方法,一定程度上救援了灾区,保障了震灾区人民正常的生活生产,但是由于中国的特殊历史背景下,中国只是形式上的统一,中央与地方政府缺乏有效的救援方法同时医疗条件的落后、物资匮乏也影响救灾工作的开展。     

近代灾荒救济史研究综述及展望

近来随着严重自然灾害的频发,人们又再一次重视资源、环境、灾害和社会发展之间的问题。灾害的救助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政府来说都是国家建设发展的长期任务。了解近代社会的救灾措施,对于现如今提高抗灾、救灾的社会能力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学界对于灾荒史和救荒史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本文主要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对灾荒救济史进行梳理。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在研究的视角、对象、主体和深度上都需要进一步的拓展。     

被遮蔽的“钱赈”:清代灾赈中的货币流通初探

"钱赈"指灾赈中以小额通货为中心的资源调配与赈济机制,其思想源远流长,理应在中国荒政思想中占据重要一席,但一直为相关研究所忽略。清代"钱赈"经历了一个由临时举措到固定惯例,再到成熟制度的演变过程,成熟标志为同治九年"畿南钱赈案"中制定的《会拟办贷章程》。通过考察灾赈中赈款的调拨、运输、兑换、散放、消费、回流、沉淀的各个阶段,可以发现银钱兑换是灾赈中货币流通的核心环节,而钱赈则是该链条的主线。结合先前研究可知,灾荒对清代城乡货币流通具有双重性影响,一方面灾荒会引发灾区严重的钱荒危机;另一方面大规模的灾赈活动会推动外部赈钱输入灾区,实现小额通货从城镇向农村的流动与沉淀,从而引发城乡金融资源的重新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