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孔庙释奠礼仪新探——以其功能和类别归属的讨论为中心

释奠礼仪建立于魏晋时期,主要用来显示幼帝或太子的知识和人格的养成,因而与帝位传承紧密相关。在五礼体系中,这一礼仪有时属于吉礼,有时属于嘉礼,总体上还是偏向于嘉礼。到了唐代,除原有的孔庙释奠礼仪外,还建立了武庙释奠礼仪。孔庙释奠礼仪的功能和归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唐前期还有皇太子主持孔庙释奠礼仪的一些实例,到了晚唐,已经找不到这方面的记载了。在唐代,随着常祀制度的巩固、孔子先圣地位的重新确立、从祀制度的建立和州县释奠礼仪的开展,儒家学术传统的仪式化呈现成为孔庙释奠礼仪的重心所在。此外,孔庙释奠礼仪明确成为吉礼,并且与武庙释奠礼仪构成吉礼中独立的一类。中华帝国后期孔庙释奠礼仪的基本面貌由此确立。     

日本平安前期释奠对唐礼的继承和本土化

释奠是中国古代祭祀"先圣先师"的一种仪式。8世纪初,日本模仿唐朝建立大学寮制度,释奠被引入日本。8世纪中叶,吉备真备借鉴《大唐开元礼》,整顿释奠,使其初具规模。平安前期,嵯峨天皇时设定了"天子幸释奠"的情况,并首开"七经轮转讲读制"、诗宴和内论义,后两者的恒常化凸显了日本释奠的本土化特色。日本释奠既包括准备、馈享、讲论等固有仪程,也包括诗宴、内论义等衍生仪程。讲论是大学寮教官展现才华的重要舞台;诗宴是文人表达尊师崇孔、以忠事君志向的场合;内论义是天皇参与释奠讲论的折衷方式。释奠是尊崇道统的表现,道统与治统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但当皇权衰弱、大学寮衰败,释奠代表的道统也随之衰败。     

元代释奠乐章考论

《元史·礼乐志》中收录有两套释奠乐章:一为实用乐章,共16章,史家以为"皆旧曲";一为备用乐章,元人撰作而未及使用,共11章,存9章,"阙"2章。明人指出,实用乐章之"旧曲"系沿用宋大晟府释奠乐章而来。清人察觉到大晟府乐章是14章,与实用乐章16章之数不符,从而断定所多2章为元人增撰;并且从元代这两套乐章间找到"巧合",得出实用乐章较大晟府所多2章就是备用乐章所缺2章的结论。可是,如果把问题放到元代祭孔礼仪演变的大背景下去考察,就会发现,《元史》备用乐章11章之数及所谓缺2章的记载本已失误,清人据此辗转解释,以致疑误更深。实际上,这2首乐章皆出自宋人王应麟之手。16首乐章在宋末祭孔仪式中已被运用,后为元廷全盘采纳。     

六、国家行为的祭孔礼制

1、祭孔沿革 祭孔礼制是从周代的祭祀之礼演变而来的。最初的祭祀包括“礼”和“乐”两个组成部分。礼,指礼仪、等级。乐,指音乐、乐舞。南宋大史学家郑樵在《通典》中说:“礼乐相须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 祭祀在我国古代社会政治领域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每当改朝换代、帝王登基或国家大事必祭祀,以求社会稳定,国富民强。因此,它成了一种制度,世代相袭,直至清末。     

祭孔服饰演变初探

<正>自山东曲阜首建孔庙伊始,至清朝末期停建,中国历史上曾建有1560多座孔庙,遍布全国各地,构成了中国的孔庙群体。孔庙祭祀是对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历代贤哲的释奠活动,经历了从孔子后裔、鲁都曲阜到天下通祭的过程,隋唐以后更是成为传统社会的"国之大典"。孔庙祭祀的时间、程序、服饰和乐舞等仪式,在不同时期不尽相同。探寻孔庙祭祀服饰产生、发展与演变的过程,对于研究2000多年以来孔子"以衣守礼"的服饰礼仪观,和现代世界各地文庙祭孔服饰的形制规范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孔府旧     

修书、刻图与观礼:明代地方社会的家礼传播

家礼"庶民化"是明代礼学的一大特色。此种情况的出现,除了"以礼化民"和"以礼造族"等社会因素之推动,尤有赖于地方社会多渠道、多层级的家礼传播:既有官方倡导,也有民间自为;既有礼书、礼图等文本形式,亦有士人示范、指导等非文本形式。本文利用现存的一些明代家礼礼书,结合明代地方志和文集资料,围绕礼书、礼图和演礼观习等家礼传播途径,揭示了家礼知识是如何"下渗"民间的。这一复杂的历史进程是以士人为主导、以学校为中心、以执礼为目标、以民间为指向的具有创造性精神的社会礼仪化过程。     

明代文官丧葬公文与丧礼制度建设

明代文官死后,国家举行官方祭奠、修坟、安葬活动,为官员构建死后的荣耀,彰显国家褒奖臣下之意。此项举措的落实,有赖于丧葬公文在各级政府间的传递与具体执行。丧葬公文既是政府行政文书,又是礼文化的承载体,研究其内容及运作,可以直观感受明代由国家主导的丧葬礼制建设,以及国家如何在丧葬层面完成礼仪与行政的有机结合。     

礼修乐明,多士燕蒸——从丁丙致蔚也、云庄信札看同治杭州孔庙礼乐器制作

<正>清代关于祭孔释奠体系成熟完善,所留文献和实物较前代多样,现在学界已有不少对其研究的成果。杨荫浏先生于1958年撰写《孔庙丁祭音乐的初步研究》一文,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后对祭孔礼乐研究之发端,经20世纪80年代,开启了清代祭孔研究的新思路,至今已呈现了多维度的视角和丰富的研究方式。视角一,以音乐作为切入点,通过对中国古代乐器、古代乐谱、舞蹈动作的解读,分析其含义及价值;     

明清傣族贵族的礼仪制度

明清傣族贵族的礼仪制度主要包括:朝贡、朝贺、服饰、宴会、车乘、婚丧节庆等几方面。它既是一套维护贵族阶层利益的"阶级性的礼",又是一套"既民族又国家"的礼,充分体现了傣族社会的二元性。     

辽朝“入閤礼”考论

入閤礼在契丹传统礼仪生活和宗教信仰中找不到任何痕迹,其作为朝谒礼仪的一种起源于唐朝,与当时的内朝制度关系密切。唐末因乱礼阙,皇帝渐废正衙视朝,而入閤日重。五代之后皇帝于每月朔望日御正衙入閤成为定制,入閤礼遂成五代盛礼。辽太宗时期两次行入閤礼的实践,既体现了在辽初礼制建设中对中原五代礼制的继承,也是契丹国家性质转变的外在表现。辽朝中后期,在国家礼制建设日趋完善的同时,由于受北宋及契丹国家二元政治体制的影响,入閤礼废置不行。但是中央官系统中的东西上閤门司却得以保留,成为职掌辽朝礼仪的主要部门之一,在辽朝中后期国家礼仪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浅析1934年山东祭孔活动

尊孔读经是中国延续几千年的传统,祭孔活动更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民国建立后废祀废经,但尊孔读经却一直没有停止过。国民政府在1934年祭孔活动在全国达到了高潮。分析1934年的山东祭孔活动,对我们研究民国时期的祭孔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塑像与木主:明朝祭孔形象的变迁及其原因

明初孔庙祭祀使用塑像,至洪武十五年,南京国学祀孔改用木主,但地方府州县仍普遍使用塑像。正统至成弘间不断有士大夫提出改易孔庙塑像,均未被采纳。嘉靖九年,世宗进行孔庙改制,撤去孔子塑像,改用木主,并令天下各府州县遵行。洪武、嘉靖两朝对祭孔形象的更革各有因由,士大夫对此亦有不同的主张,但始终将孔子置于儒师、君师而非王者的地位予以尊崇,并通过祀孔以明道立教。就木主与塑像两种形式而言,前者更具抽象性的符号化意义,在礼学上较贴近古礼原初含义;后者则较接近佛、道及民间信仰之意象,远礼而近俗。祭孔形象的争论反映了儒家理念与佛、道等狭义宗教意识之间的差异和冲突,体现了礼学与民俗交融互动的复杂情态,也显示出谙熟儒家政治学的士大夫在国家体制层面强调理,在基层实践层面更尊重俗。     

《朱子家礼》与明清珠江三角洲丧葬礼仪实践——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朱子家礼》是明清地方社会礼仪实践的基本依据,但它对4种礼仪的具体影响则有差别。通过地方志文献分析《朱子家礼》改造珠江三角洲丧葬礼仪的效果和困境可以看出,借由地方官员和乡里士人的共同努力,《朱子家礼》改变了民间一些违礼的习俗,比如火葬和用鼓乐等,但却无力撼动"作佛事"和"信风水"等"异端"礼仪因素。民间丧葬将《朱子家礼》作为正统象征,但在实践上却融合佛道等仪式,形成一种复合的礼仪模式。这种融合的背后,是民众面对死亡的复杂心态,既有对亲人离世的哀伤,又包含着对死亡的恐惧和焦虑。儒家礼仪过度强调哀伤情感的表达,却忽略了民众安度亡魂的情感需求,这是佛道教在丧葬礼仪中始终能够发挥影响的深层原因。     

跪拜礼及其在汉代的应用

先秦至秦汉时期,单纯的跪在多数情况下不是礼仪行为,而是日常生活中的肢体动作。当跪与其他肢体动作组合所形成的动作才具有礼仪性质,即为跪拜礼。跪拜礼之"跪"已经完全没有"坐"的意义,不是人们为休息身体而采取的一种姿势,而是表现人们之间的特定关系,表达特定情感的一种体态。先秦时期只有顿首比较多见,九拜之礼真正形成系统是在汉代。秦朝的官僚机器只有强制性的行政制度,而缺少官场礼仪的润滑剂。而两汉的官僚制度与官场礼仪的结合,使各级官员在行政时,明确了自己的职责,意识到自己在整个国家机器中的位置,而敬上意识的加强,又使整个官僚机器上下关系更加顺畅。跪拜之礼在培养官僚敬上、位置、职责等意识方面的作用,姑谓之"以礼养官",此可谓是一条成功的政治经验。     

礼为俗用：功能导向下“礼仪文体”的流变

“礼仪文体”是指在各种国家礼仪和民间礼仪实践中被使用的文体形式。“礼仪文体”因礼仪需要而产生,以服务礼仪实践为根本目的,具有显著的应用性、展演性。明清时期地方家族组织在举行祭礼时,多选择使用《仪礼》《家礼》等儒家礼仪经典“请神来享”的祝文。20世纪80年代以降家族重建,其祭礼所用祭文虽然也重视文体传统继承,但文本内容呈现出多元叙事特征,而展演形式亦具有与时俱进特色。从礼与俗的关系视角看,民众运用“礼仪文体”,既受到礼仪传统框约,又基于现实需求而予以调适,已经形成了新的礼俗表现形式,可视为中国历史上“礼为俗用”传统的当代延续。     

曾子礼学思想初探

曾子的礼学思想,在中国古代礼学思想中有独特重要的地位。他十分重视礼仪中人的内心道德修养的作用,强调以“礼”律己,进行内心道德反省。曾子精研各种礼仪,特别关注一些关键性的特殊礼仪,其着眼点在君臣大义与宗族亲情关系间找到一个融汇点,突出宗子的地位,加强宗族的作用。他将形式上的礼转化为内在的道德情操,在礼学思想上具有积极意义。     

从赵太妃之薨论清政府对朝鲜的名分控制

1890年6月4日,朝鲜赵太妃薨逝。按照成例,朝鲜必须向礼部派遣告讣使,清朝派遣敕使,赐奠弔丧,但因朝鲜屡思自主,企图改变事大礼仪,遂引发"郊迎礼"的礼仪之争。从中朝两国处理赵太妃丧礼的案例,可见朝鲜国王追求自主的企图,欲改动事大礼仪,模糊化宗藩体制的等差位阶,因而请求敕使队伍改由马山浦上岸,并免除向皇帝诏书三跪九叩的"郊迎礼",保护朝鲜的体面。但清政府却欲藉"郊迎礼"的举行,向各国驻朝公使彰明中朝两国的君臣名分,所以坚持按成例处理,稳固清政府的宗主权。中朝两国礼仪之争的结果,最后还是清政府略胜一筹,成功让各国驻朝公使了解"名分"控制朝鲜君臣的有效性,却让朝鲜君臣更加强了反华意识,埋下日后中朝宗藩关系破裂的导火线。     

六朝建康之“中堂”

六朝都城建康之“中堂”位于大司马门到宣阳门之间的“御道”西侧,乃是六朝建康军事防卫体系的核心,是禁卫京师、护卫君主的最后一道军事屏障。“中堂”与魏晋南朝政治的关系,主要体现它在建康军事防御时的中心地位,六朝历史上在建康城所进行的军事布防,基本上都是围绕“中堂”而展开。六朝的“中堂”除了具有禁卫京师、护卫君主的重要军事价值外,还与“释奠”祭孔、“听讼”断狱、策试秀孝、讲论学业,甚至是即位典礼等其他政治活动也有关系。“中堂”与太极殿及东、西堂并无地理上的构成关系。     

来而不往,亦非礼也

古往今来,礼文化一直占据着社会的重要地位。《礼记·曲礼》曰: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一般被认为是礼的初始涵义。大约从那时起,礼尚往来便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礼仪规范。以礼为教、以乐为教,礼化作了美德,诸如,温良恭俭让这五种传统美德。这个崇尚礼治的礼仪之邦,到了春节更是全民皆"礼",只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礼不同"。     

中国传统家具与礼

礼思想在中国人观念中的根深蒂固,深深影响着中国的生活礼仪及习俗,同时也直接决定了中国传统家具功能及品种的多样性,客观上促进了礼仪家具的产生,并形成了中国家具一些独特的设计特征与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