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纪念日与抗战时期政治合法性之建构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与国民政府试图利用国家纪念日这一政治文化资源进行政治合法性建构,以维护自身的统治并表达政治诉求,特别是在特殊环境下进行政权建设,为抗战服务。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通过国家纪念日传递筛选后的记忆,试图制造出共享的社会记忆;通过国家纪念日的活动时空、参与人员、仪式话语等安排,以建构权力权威;通过将传统文化融入国家纪念日,以构建文化传统;通过国家纪念日动员,让民众感受纪念仪式操演氛围,接受宣传的政治内涵和理念。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正是通过国家纪念日这四个方面建构抗战时期的政治合法性。     

抗战时期张治中民众动员思想初探

民众动员反映的是政治主导和社会大众双方围绕一个政治目标而发生的动员和参与关系。在抗战时期民众动员主要表现为中国政府调动民众积极参加抗战。     

权力与监督:抗战时期四川省县长权责的扩增与民意的运用

抗战时期,作为举足轻重的抗战后方基地,四川负担了战争所需的大部分粮食和兵源供应。而要筹集足够的人力和物力,基层行政显得至关重要。藉新县制的实施,国民政府采取了扩增基层行政官吏尤其是县长权责的途径,以增强向民众筹集资源的力度。尽管此举基本达成了筹集足够资源以支撑抗战的目的,然而也助长了县长贪腐的行为,以致官民的关系紧张。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也采取了开放民意的一系列措施,其中既有动员民众协力抗战之意,也有监督制衡县长以拾取民心稳定后方的目的。     

自治与动员:抗战时期的保民大会——以浙江省龙泉县为例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将保甲融于自治之中,在基层社会创设保民大会。保民大会与乡镇民大会、县市议会共同构成了新县制下的民意机关,对推动民众参与地方自治、动员民众支持和参加抗战具有积极意义,但保民大会也成为政府从基层社会吸取资源的工具。     

庐山训练的个体经验与基层回响——以黄体润为中心

1937年7月,国民政府举办了第三次庐山暑期训练,来自江苏省丰县的黄体润参加了第二期训练,以《黄体润日记》为主要材料,可帮助我们探究一个国民党基层干部参加训练的体验和感悟.黄体润受训期间正值全面抗战爆发,他在学习中愈加坚定了抗战意志,明确了自身的责任和使命.回到丰县后,黄体润将学习的内容传达给当地干部和民众,宣传国民政府的抗战方针,努力从事抗战动员.黄体润的案例,呈现了国家意志自高层传递至基层的脉络,也为考察国民党的抗战动员模式提供了线索.     

武汉抗战时期救国会派的民众动员

本文在考辨史实的基础上,以抗战时期救国会派在武汉的民众动员活动为主线,探讨救国会派给武汉抗战动员带来的影响,从中折射出民主党派作为一种政治性力量参与和建设抗战社会的努力,并考量其在中国实现民主主义的可能性。     

“铁蹄”下的“鲜花”--国民政府时期五月纪念述论

五月在中华民族斗争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许多重要的事件都刻写于此月,它有"纪念月"之称。五月的记忆层层叠加,以耻感为基调,蕴含着深刻的民族内省,以争取民族独立与自由为依归。鉴于五月所具有的巨大政治能量,国民政府对五月记忆进行了有意识的规训。在抗战期间,五月也成为抗战动员的重要文化因素,为抗战胜利和民族复兴做出了积极贡献。国人用鲜血浇筑的"五月梦"寄寓了民族的胜利与自强憧憬。     

抗战时期福建的兵役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推行征兵制。福建省军政当局既严格奉行了中央的兵役政策,又因时因地采取措施,通过建立兵役行政机构,制定地方兵役法规,开展兵役宣传,优待征人征属,完善征集程序等方式,广泛地动员壮丁出征抗敌,使福建人民融入全民族的抗战大潮中,为保障抗战胜利所需的兵员做出了重大贡献。     

试析抗战时期国民党民众动员能力不足的主耍原因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充分调动民众的抗日积极性,国民党制定并实施了民众动员政策.但是由于其阶级局限性,经济上实行统制政策,政治上坚持个人独裁和国民党一党专政,文化上禁锢抗日言论、摧残进步文化,且不断制造国共摩擦,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其史治的腐败等原因,造成其民众动员能力严重不足,致使国民政府形成了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     

战时商业广告中的抗战动员--以《申报》为例(1931-1937)

抗日战争促使中华民族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凝聚力,报纸的商业广告在其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抗战时期的商业广告已不再是单纯传播产品信息的渠道,还承载着宣传、动员民众抗战的政治任务,具有明显的政治属性。抗战语境下的商业广告从文案、插图选取到编排设计,都留下了启发民族意识、抵御强敌的印记,体现了商业盈利与全民抗战的二重属性。研究抗战...     

蒋介石与抗战时期总动员体制之构建

正导言近年来,关于抗战时期中国动员体制之研究成果逐渐增多。方德万(Hans J.van de Ven)指出:"战争动员为我们审视国民党处理中日战争的方式提供了一个视角,这个视角阐明了国民党所面对的各种困难,反映了国民党政权具有的能动性和认知力。"?方德万在其专著中分别以征兵、农业政策、工业动员、国民参政会、国家总动员法等为线索,分析了国民政府的战时动员。②奥村哲通过比较中日两国之兵力装备、经济实力和社会之组织动员情况,指出中日两国在开战时国力相差悬殊。③石岛纪之分析重庆国民政府推行的各项政策,指出其抗战体制存在很多问题。?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兵员动员述评

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反侵略战争.由于战争的残酷性,国民政府军队几乎在每次重大战役中都有大量的兵员损耗,为了满足战时兵员补充的需要,国民政府采用了征募并行的兵役制度,既尽力招募志愿兵,也大量征集义务兵.特别是在抗战中后期.国民政府在国统区大力推行以征额配赋为特征的义务兵役制度,使义务兵成为国民政府军队的主要兵员来源.虽然由于当时实行义务役制的基础尚不具备,制度本身亦不是很完善,特别是国民政府基层政权的黑暗,导致征兵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弊端,影响了国民政府兵员动员的成效,但总的来说,整个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征集到的兵员数量还是比较大的,基本上满足了作战部队兵员补充的需求,支持了抗战.     

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与战时液体燃料管制(1938-1945)

为了应对抗战爆发后出现的油料危机,国民政府成立了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来管理液体燃料的使用.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根据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开源、节流为主旨,通过加强油料进口、以成本为基础的定价、凭证分配以及私油查缉处置违规活动,从而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管制链条.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液体燃料管制政策对保证抗战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反映了国民政府的执政效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抗日根据地冬学运动的民众动员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开展大规模的冬学运动.冬学运动是为了配合抗战要求进行的一项群众性的政治教育运动,并且取得了颇有成效的民众动员作用.本文主要是从冬学运动的前期宣传动员工作、具体实施阶段、实施过程中民众动员的特点以及其在民众动员方面所取得的实际成效几个方面来论述冬学运动的民众动员作用     

全面内战爆发前中共接管山东邮政策略研究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政治和军事力量的撤退以及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为抗战胜利前后中共接管华北沦陷区的邮政提供了更多可操作的空间。就山东地域而言,中共山东省政府和山东战时邮政总局根据时局变换不断调整邮政接管策略,从战后初期与国民政府争夺接管沦陷区邮政的先机,到重庆谈判后放缓对沦陷区邮政的接管,再到停战协定签订后通过合并方式实现对沦陷区邮政的全面管控,中共对山东邮政的接管张弛有度且步步为营,最终在战后山东邮政的接管中占据了优势地位。     

晋察冀边区的社会教育与民众劳动观念的重塑——以晋东北部分县市为中心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晋察冀边区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教育运动,其目的是在实现扫盲教育的同时,激励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动员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投身到抗日战争及社会经济建设的洪流中去。边区社会教育的开展,立足乡村社会的实际,寻求教育与生产之间的良性互动,在扫除文盲的同时,实现了对民众劳动观念的重塑,从而推动边区生产的发展,加速了抗战胜利的进程。     

抗战大后方的民众教育馆——以四川省和重庆市为中心的研究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增强抗战力量、强化社会控制,赋予民众教育馆"训练民众、动员民众之重大使命"。抗战大后方四川省和重庆市的民众教育馆,在蒋介石推动国民精神总动员及新生活运动的背景下,致力于民族精神、传统道德的教育;协助政府检查民众读物、剧本、宣讲资料;利用集会仪式等渠道对民众实施国民精神动员及日常生活改造,为战时民众动员与训练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由于工作范围过于宽泛,人员缺乏专业训练,经费不足,以及部分职员工作敷衍懈怠,尤其还须面对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使民众教育馆工作力不从心。不过它毕竟是政府体制内的社会教育中心机构,较之体制外的民众教育力量,具有被政府强力推广的优势,因此在社会精英和政府官员心目中依然"比较卓异"。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僧人兵役政策的形成与演进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僧人兵役政策的形成与演进,不仅牵涉僧团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博弈,亦与战时役政和边政密切相关。全面抗战前,国民政府针对地方所反映的僧人兵役问题,由训练总监部出台相关政策。该政策强调僧人属于国民,理应承担兵役义务,其本意在于减小《兵役法》推行的阻力,却因未注意到僧人宗教生活方式的特殊性,引起僧团抗争。后在行政院协调之下,由内政、军政和训练总监三部会商修订,暂时与僧团达成妥协,允许僧人侧重救护训练,底定了僧人兵役政策的基本内容。国民政府迁渝后,边疆的重要性日渐突出,又因蒙藏边民佛教信仰根深蒂固,佛教的政治意义随之凸显。而地方不断有壮丁借出家逃避兵役,国民政府在役政和边政两端左右为难,僧人兵役政策随之摇摆不定。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僧人兵役政策形成与演进的历程,揭示了战争、边疆及僧团抗争对政教关系的型塑,也为重新思考佛教与抗战关系提供了可能。     

抗战时期浙江省行政改革述论

抗战时期黄绍竑主政浙江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实施了"刷新政治"的开明政策,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政策措施。在行政改革方面,调整各级行政机构、组建浙西行署、推行新县制、实施行政考核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国民政府对基层政权和民众的控制,推动了浙江后方国统区的初步开发与乡村教育的进步,也有利于抗战事业的发展,但由于各种原因,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实施的成效也并不显著。     

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政策之转变:以抗战时期动员西康彝族修筑乐西公路为中心的讨论

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维护"五族"的民族政治结构,对西南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代表争取民族权利和民族地位的运动未予以积极回应。1939年后,国民政府积极建设以西昌为中心的西康宁属地区,组织兴修乐西公路。为与西康省政当局进行政治竞争,国民政府积极介入西康彝务,利用宁属地方上层人物和有着中央受训经历的彝族精英,动员彝胞参与筑路,积极培养彝族干部。筑路和通车前后,国民政府积极宣传彝工对于筑路的贡献,正面呈现彝族的民族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对西南少数民族地位的政治承认。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政策的研究,有助于反思海内外学界长期以来对于国民政府推行"同化"政策、否认民族差异的既有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