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时期的县级管理整编

在国民党地方层级的党政关系中,县一级的管理一直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县党部与县政府一直存在的矛盾导致了国民党在基层统治的薄弱和政权的不稳定。对国民党县党部与县政府的关系进行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国民政府时期地方党政关系的认识。     

浙江国民党基层党务发展之考察(1927-1931)

如果将研究视线聚焦于县及县以下的国民党地方基层党部,可以在呈现国民党组织发展普遍特征的同时,进一步解释其在基层社会发展的地区差异。从1927—1931年浙江国民党的党务发展中可见,即使如浙江这样的国民党核心统治区域,其党务发展在城乡分布上亦极不均衡;但另一方面,国民党在杭州、嘉兴、湖州等发达地区和金华、衢州等相对落后地区又表现各异。"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农村无党"的现象不能一概而论。各地党部往往借助旧议会的权力转移、宗族和地方派系深入地方,这也成为国民党党部尤其是落后地区党部嵌入地方的重要基础。通过考察发现,国民党在浙江发达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反而远不如落后地区;受"强人政治"的影响,浙江落后地区的地方党部往往在党政冲突中处于强势。浙江国民党的"嵌入史",可为重新审视国民党的党务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国民党西康地方党部建立考论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将西康建省提上议事日程,但由于尚未完全控制四川,只能试图在川边地区建立国民党组织,将势力渗透到边疆地区。刘成勋建立了地方党部,但因其战败而流产;格桑泽仁的建党努力,遭地方势力抵制而中辍;直到抗战爆发后中央政府入川。西康省、地方党部才得以建立。建立西康党组织的历程,表明国民党统一边疆的意图,在中央政府尚无足够军事、文化影响力统一边疆的情况下,利用其党组织来辅助、促进统一进程,不失为一种相对积极的措施。     

1928至1929年的反日会

反日会表面为各地国民党党部奉中央命令而成立,实际乃是一个因“济南惨案”而发生的自发性的民众团体。早期受南京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控制,主要从事和平的对日绝交运动;后期除上海等少数地方组织外,领导权大多落入国民党改组派之手,基本不受南京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支配。反日会自始要求南京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恢复民众运动”,实行“革命外交”政策,力主公正解决“济案”和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屈辱的《济案协定》的签订时间。尽管反日会在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和南京国民政府对日交涉过程中偶有过急之举,但其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利益的立场和表现仍应给以积极评价和肯定。     

党内选战: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地方选举与派系角力

1924年国民党师俄改组后,"民主集权制"的组织原则要求各级党部必须由直接选举产生。随后,国共关系破裂,华北局势动荡使选举制的实践历经曲折与变异。抗战之初,国民党曾一度明文暂停省县选举,虽时隔不久再度重启,选举制却已沦为党内派系斗争的工具。其中,以朱家骅与CC系在地方党部的竞争为主线,亦掺杂了三青团、政学系与地方实力派等多种势力的较量。在党内民主外衣的遮蔽下,各方为赢得选举,不惜僭越制度,操纵选举。最终,选举制的恢复不仅未能使党务振衰起弊,反而导致党内派系矛盾彻底公开化,地方权力秩序陷于混乱,将国民党引入更加危困的境地。     

白俄妇人强赖车资

昨国立中山大学委员会,国民党特别党部,教职员,全体学生会,致电南京党政府及各机关云：南京中央党部政治会议国民政府蒋总司令钧鉴,各省市党部省政府各农工学商团钧鉴．近闻有人建议将东南大学改名国立中央中山大学,闻者皆骇其不通。按国民党党部政府有中央,     

资源配置与权力之争:以战时浙江大学内迁贵州为中心

1940年初浙江大学迁往贵州遵义、湄潭、永兴等地时,因资源配置问题,与国民党贵州省地方党部势力初起抵牾。地方党部借口"反共",积极介入大学校园,彼此的矛盾在1942年初的"倒孔运动"中被激化,最终以拘捕学生告终。国民党执政当局采取的措施,令竺可桢等中立学者对其不信任日益加剧。在执政当局"重政不重党"的地方治理观念下,以黄宇人为首的国民党贵州省地方各级党部为争取党权所做的努力与反击,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国民党执政当局地方治理的失序。     

政党、宗教与社会控制: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国民党对基督教青年会的国家治理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曾明令禁止军队进驻教堂,保护教会财产,确保信仰自由。但国民党地方党部基于意识形态,沿用北伐时期的反教话语,视基督教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致使地方社会出现层出不穷的党教冲突事件,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国旗事件便为其中一例。此事迁延甚久,双方矛盾不断升级,最终由国民党中央制定对青年会(后扩展到基督教团体)的指导办法,即党部指导、政府监督。在实际操作层面,国民党经常受制于中外关系和条约体制,难以对基督教团体进行有效管理,呈现出了弱势独裁的党国体制所催生的异样的宗教生态。     

穆光政事件与九一八事变后山西政局变动

1931年12月18日,太原进山中学学生穆光政在请愿抗日时被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纠察队枪击身亡.这一事件发生在九一八事变后风起云涌的学生请愿抗日的背景下,要求赴南京请愿的学生与省党部、省政府执行禁止学生南下的命令之间的冲突可谓一触即发,最终爆发了流血冲突.该事件的另一个语境是中原大战后蒋、阎关系的进一步发酵与转变.阎锡山以此为契机将代表中央的省党部驱逐出晋,失去省党部支持的各县国民党党部几乎全线崩溃.蒋介石和阎锡山在山西的竞争颇能体现出国民政府时期地方权力结构中党政关系的复杂性.     

1928--1929年北平电车工会运动

1928年6月,国民政府北伐军占领北京（后改北平）,国民党的地方组织也转为公开活动。尽管1927年“清党”后,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革命政党,但在之后的几年里,一些基层党部仍在积极地开展民众运动。北平也不例外。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在市党部“指导”下,建立了各行业工人的工会组织。据统计,到1929年8月,北平各行业工会已有45个,工会会员2．2万人。而其中,电车公司工人工会的活动,堪称典范。     

党政商在民众运动中的博弈——以1928～1929年的北平为中心

在国民党统治北平的起初两年中,北平市党部领导的民众团体商民协会以中下层商入的代表自居,积极推动民众运动,与北平商界上层发生了两次激烈的冲突。在冲突中,国民政府和北平地方军政当局与商界上层站在一起,反对市党部及商民协会的主张,双方呈对垒态势。市党部与商民协会由于没有实际权力,其目的常常难以达到。国民党中央对市党部的要求则虚与委蛇。中央、地方各党政机关对这些纠纷的态度和处理手法不同,缘于国民党内存在着新旧之争、党政之争,其根源是“打天下”、“坐天下”的路线之争。     

国民党北伐后平津的权力角逐

国民党二次北伐宣告完成后,蒋介石试图利用权力制衡和政治拉拢等手段,从整合平津地方势力入手,打造“蒋即中央,中央即蒋”的局面。此举加速了冯玉祥、阎锡山、白崇禧等地方实力派的分化组合和离心倾向,侵蚀着国民政府刚刚在平津建立的统治基础。表面上看,这是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始终不放弃对权力与地盘的争夺所致,实际上则是由国民党政权的性质决定的。蒋介石权术先行、厚此薄彼,进一步强化了地方实力派的派系观念,使派系斗争逐渐发展为国民党的沉疴痼疾,造成国民政府与地方相互倾轧、交相侵逼的政治生态,对北方政局的走向影响深远。     

浅析南京临时国民政府训政时期的地方党政关系

南京国民政府训政时期党政关系的根本原则是"一党专政",具体形式表现为在中央实行"以党统政",在地方则实行"党政分开与合作"。这从某个侧面真实地反映出国民党统治制度在地方运作的缺陷。本文试图从国民党组织的结构和特点出发,分析国民政府中央"一党专政"形式的形成和地方"党政分开与合作"形式的演变,最后揭示出党政关系演变的现实意义。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地方控制的加强与民族地区政治现代化——以湘西为例

抗战之前,湘西实际上处于后土司时代,国家权力非常薄弱。抗战之初,国民政府利用湘西苗民革屯抗日运动,结束了湘西后土司时代的统治。张治中治湘时期,他通过全面推行保甲制度、“试行”新县制,设置沅陵行署,发展国民党与三青团组织,进一步强化对湘西的控制。薛岳主湘时期,清除陈渠珍势力,抢夺湘西军政大权,全面推行新县制,快速发展国民党与三青团组织,使国民政府对湘西地区控制空前强化。国民政府对地方控制的加强成为民族地区政治现代化的重要表征。     

1924-1945年国民党海外部与侨务工作考论

针对目前学术界在民国侨务政策、侨务工作方面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侨委会,对于海外部仅粗略涉及的现状,依据相关档案及其它文献资料,对国民党海外部的沿革、职能、其侨务工作实绩及与侨务委员会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做了分析和阐述。认为国民政府的侨务委员会与国民党海外党部从党政两个权力系统推展侨务工作,二者分工合作,相辅相成。抗战前,以侨委会为主;抗战爆发后,特别是太平洋战事发生以及日本推行南进政策后,以海外党部为代表的党务系统在侨务工作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20世纪40年代国民党新疆省党部活动述论

20世纪40年代,为了切实掌握新疆的地方政权,中国国民党坚持在新疆建立自己的省党部组织。显然,这种行为触犯了盛世才等新疆地方统治者的利益,最终引起了他们与南京政府之间反复而激烈的斗争。在这一时期,随着国民党对新疆渗透的持续加强,南京政府终于夺取了对新疆的实际统治权力,从而使国民党新疆省党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抗战时期朱家骅系权势的消长——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与调统室纠纷案为中心

1943年5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与调统室发生严重纠纷。此次纠纷的爆发并非一时冲突所致,而是该省党部内朱家骅系与CC系间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由该案切入,通过对抗战时期陕西省党部人事调整与党务运作的考察,本文揭示出国民党党务机构设置上所存在的问题,亦使得面貌向来模糊的朱家骅系渐趋明朗。该案不仅是陕西省党部内派系矛盾的总爆发,也是国民党中央派系斗争在地方的缩影。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统一新疆的斗争

1928年底,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政权,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统一全国.特别是僻处边塞的新疆,并不在国民政府的实际控制范围内.随着西北特别是新疆在全国的地位日趋突出,国民政府加紧了与新疆实际统治者对新疆控制权的争夺.从建省党部之争到两派宣慰使入新,最后国民政府终于如愿统一了新疆,但是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它在新疆的统治并没有维持多久.     

1928 年浙江省党政纠纷的缘起与收场

正自国民党1924年效法俄共组织模式改组到1949年丢失大陆政权,国民党的地方党政关系经历了一个较大的变化过程。总的说来,1924年至1927年,即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在地方层级,国民党的地位要高于同级政府,至少不分伯仲。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1927年以后,国民党地方党部的影响大为下降,不仅不能与之抗衡,反而成为同级政府的附庸。1928年,浙江发生的这次党政纠纷,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广西大事记（中华民国之二十九）

民国26年（1937年）7月 9日毛泽东与张闻天电广西、上海、太原、西安中共负责人,请他们根据中共宣言及红军关于团结抗日的通电,与当地政府、国民党党部及各界领袖协商,迅速组成统一的对外阵容,以应付大事变。13日李宗仁召集桂林各界代表讨论“七·七”芦沟桥事变,决定由各界领袖通电全国,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发动全国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