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德国贵族政治特权的延续及其原因

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当英、法等国的贵族及其特权在资产阶级革命中遭到沉重打击和被摧毁时,德国贵族却仍然长期把持国家政权,占据着行政、外交和军事领域的关键职位.造成德国贵族政治特权长期延续的原因主要在于:首先,它与德国政治现代化的独特道路有关,贵族阶级采取了适时而进的"防御性"政治策略.其次,德国贵族在近代历史进程中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贵族在经济上资产阶级化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贵族化成为贵族阶级在近代社会中维持其政治统治的经济和社会基础.此外,文化观念和文化传统等文化因素在保持贵族政治特权方面也有一定作用.     

普鲁士改革中的乡镇自治与市民社会的培育

"市民社会"概念是从欧洲历史发展中演绎出来的,但市民社会本身并没有一致的共同模式,而只是一种具有特质的社会现象.德国市民社会的发展也有自己的特点.以普鲁士改革中的乡镇自治为重点考察对象,不难探讨出德国市民社会建立的模式:普鲁士国家借助法律手段和对公众舆论的掌控,强行规范公民的政治参与,使农民和城镇市民从家庭、血缘、社团、行会等传统权力的支配下解放出来,卷入国家政治生活,为他们的发展创造新的社会空间.在普鲁士市民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国家是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某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当然,国家与社会间的特殊关系也带来了负面后果,它导致了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在近代德国难以建立.     

中国德国史研究会“德国历史:宗教与社会”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2年9月13-16日,中国德国史研究会2012年年会暨"德国历史:宗教与社会"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山东大学以及国家海洋信息中心、人民出版社等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七十余位学者会集一堂,围绕"德国历史:宗教与社会"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探讨.会议由中国德国史研究会和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和历史文化学院协办,共收到论文37篇,德国历史新地图2幅.会议期间,与会学者围绕"德国的宗教与政治"、"中德史学与文化研究"、"马丁·路德与宗教改革运动"、"德国经济建设及社会问题"、"现代德国对外关系和社会政策"五大主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许多前沿性观点.     

德国与奥地利的历史反思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既已被认定负有"集体罪责","德国恐惧症"在欧洲国家蔓延。对此,战后"德国人民犯了什么错"在德国社会引起热议。但"铭记历史、吸取教训"深刻地影响了德国与奥地利的政治运作方式,尽管许多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也受到创伤,但却无法谈论。在20世纪50年代,西德人与奥地利人仍然避免讨论希特勒,东德则认为自己是正义的共产主义者,当年一直在与"法西斯主义者"作斗争。冷战结束与德国再统一之后,战后难民处理带来的负面影响逐渐消散,填充记忆、创造概念并解释过去,成为政治家利用历史赢得未来的关键。对于德国年轻人来说,希特勒已经属于遥远的过去。所有的中东欧国家在2004年至2013年间陆续加入欧盟,再加上若干次政治和金融危机的影响,怀旧情绪已经消失。     

委内瑞拉民粹主义模式的困境

正民粹主义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产生的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既有政治含义,又是专属于特定地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范畴。本文评述的是委内瑞拉名闻遐迩的查韦斯主义;它既是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种社会发展模式和治国理政模式。拉美贫富差距大、收入分配极端不合理,是滋生民粹主义的渊薮。拉美的当代史常与民粹主义相伴,难分难解。民粹主义在拉美也叫民众主义。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巴西的"瓦加斯主义"和阿根廷的"庇隆主义",就是传统的民粹主义。     

德国殖民统治下青岛社会风气与民俗的变迁(1897-1914)

德国在1897-1914年对青岛进行了为期17年的殖民统治,对青岛这一时期的社会风气和民风民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德国殖民当局对胶澳区域内的西方人和华人实行"华洋分治",对华人的管制涉及社会生活的广泛层面。在法令规章和司法惩罚下,青岛区的中国人生活在限制与监视下,开始学习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同时也尝试进行反抗,华人社会保留下了一些民俗传统、获得一定程度的参与政治管理的机会。青岛华人社会在德国殖民统治下的改变和反抗,使得青岛华人社会呈现出不同于中国内地其他地区的德华生活方式合流的态势,也使得青岛在今天呈现出不同于其他中国城市的面貌。这种影响,既作用于德国统治的17年,也持续发挥影响于德国殖民统治结束后的各个历史时期。     

河陇形胜的分层结构与社会空间格局

地处边塞的河陇,其社会空间格局,有别于中原内地,但要准确地说出是怎样的边塞拱卫理念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空间布局思想,却并不容易。判读了有关"形胜"的史料后,笔者发现,古人所谓的"形胜",究其本质乃是对区域政治地理环境的评价。西北边塞拱卫地带的河陇,其地域形胜存在着显著的地域分层结构特征。这种分层拱卫的政治地理思想,不仅影响着人们的边塞军事布局理念,还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边塞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空间格局。     

汉唐时期滨海地域的社会与文化

汉唐时期朐山—郁洲滨海地域围绕东海庙、谢禄庙(石鹿山神庙)、海龙王庙等庙宇而展开的社会文化史,主要表现为地域社会内部在分化、对立与冲突中逐步统一,同时向外部不断扩展、进入王朝国家主导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系统以及更具开放性的"文化人群"中的历史过程。生计方式、交流与贸易、王朝国家的政治控制、神明信仰与奉祀乃是影响与制约滨海地域社会建构与文化形态的四个核心要素。以东海庙、谢禄庙—石鹿山神庙以及海龙王庙为中心形成的不同形式的社会关系网络,在本质上是"文化的社会关系网络"。滨海地域的社会,是海陆人群共同营构的社会;滨海地域的文化,乃是海陆因素兼具的文化。     

德国与中日甲午战争

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给正处于外交转型中的德国提出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德国一改过去只关注经济利益而避免卷入政治纷争的传统立场,开始介入远东的权力角逐,这也成为德国远东政策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战争初期,德国表面采取超脱的中立姿态,多次拒绝清政府与英、俄等国的调停提议,实质是鼓励或偏袒日本的战争行为。由于担心战争可能对远东利益格局乃至欧洲地缘政治产生不利于德国的变化,且出于帝国主义追求海外殖民地的贪婪和防范东方文明崛起的"欧洲中心主义",在战争后期、中日谈判及"三国干涉还辽"期间,德国大幅度调整政策,积极推动并参与"三国干涉还辽"。尽管很难明确判定哪项动机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这不影响我们得出"德国是三国干涉还辽的积极推动者与重要参与者"的结论。研究这一案例,有助于认识此时期德国在远东的外交以及在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     

近现代以来欧美社会变革与稳定”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3年9月2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西欧北美研究室承办的"近现代以来欧美社会变革与稳定"学术研讨会在世界历史研究所召开。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河北师范大学、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欧洲研究所和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及研究生共计五十余人出席了会议,其中有19人作了会议论文报告。与会者围绕"近现代以来欧美社会变革与稳定"主题展开深入探讨。欧洲研究所裘元伦研究员作了《如何在大变革中保持社会稳定——以德国为例》的报告,论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方面的具体改革措施:政治改革将德国从封建军事专制国家和纳粹独裁国家改造为民主国家;经济改革将第三帝国的统制经济     

马六甲海峡 暗潮汹涌的黑色通道

马六甲海峡自古就是东西贸易的交通枢纽。数百年来,这片地域的统治者不断更迭,而海盗却并未与流逝的岁月一同远离。在复杂的文化、政治和社会背景下,被称为"拉奴"的21世纪海盗正在这一海域大肆猖獗,倚仗他们的"黄金分割法"在周旋中生存。     

德国老总理,一生都痴情

93岁的施密特是德国现今最高龄前总理。他为政清廉,被称为"政治和道德上的权威人士"。他与已经去世的妻子洛基长达68年的恩爱婚姻,也被德国人称道。不久前,他又开始了一段新恋情。     

明清“治广以狭”思想在广东的形成与实践

明代逐渐形成了"治广以狭"的政治地理思想,其主要内涵是在合理范围内增设政区,缩小原有政区的地域范围,方便国家政治和教化力量深入地方,从而加强社会控制。到了清代,该思想被继承了下来。屈大均以此为基础对广东政区调整的设想进行了总结,开平县、花县、阳江直隶州的设置则是其延续性的证明。这种政治地理思想深刻塑造了广东的政治地理格局,在其实践中也反映了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复杂关系。     

2002年日本史学界关于明清史的研究

20 0 2年发表的明清史 (至 1 9世纪前期 )方面的论文 ,思想史和文学史不算在内也多达 1 2 0余篇 ,专著则有 2 0余种。不过 ,从中很难发现有上世纪 80— 90年代“地域社会论”那样的为学术界所共有的研究视角。概而言之 ,在以特定的“地方 (地域 )社会”(localsociety)为考察对象、关注其秩序的形成和社会结合状况的研究继续展开的同时 ,对超越行政、国家和民族等界限的更为广泛的“地域”(region)进行动态考察的研究也比较活跃。进而 ,对这种多样的“地方社会”和“地域”加以整合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的研究也得到了加强。EvelynSakakida…     

联邦德国“新右派”历史修正主义批判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联邦德国部分倾向于民族保守主义的历史学家、时事评论家和自由作家连续发表著作,力图打破"禁忌",颠覆左派"知识霸权",重新解说德国历史,特别是纳粹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使纳粹主义"历史化"、纳粹罪行"相对化",在"卸却负担的"历史观的基础上,构建"有自我意识的"民族认同,恢复德国传统的大国地位。"新右派"历史修正主义虽然只是联邦德国政治文化中的一股"逆流",但有较深的历史和社会根源,必须予以认真对待,严肃批判。     

六朝时代与地域社会——《六朝地域社会丛书》总序

一、中国统一政治与地域社会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有特征的倾向是:政治总是朝着由单一政权控制的中央集权演化.殷周时代是以部族制社会为基础的都市国家时代.但即使在这样一个时代,王的权威也是强大的,凌驾于分布在广阔领域里的其他都市国家势力之上,而且是世袭的.长达一千年以上的殷周时代的政治过程,是为在公元前三世纪的后半叶,秦始皇平定全国、中国开始建立第一个统一政权的准备过程.这样说,并非言过其实.自秦以来至今的中国,二千数百年间,一直是处于统一政治体制之下.当然,虽因内乱、外患,国内曾分裂成多个政权.但不久就被平定,重新建立统一政治下的安定社会.但是,统一政治又是怎样出现的呢?《大学》中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名句.这虽然是从统治阶级的立场出发而说的,但也清楚地表现了每个人及其家族,要通过乡邦和统一国家联系在一起的观点.从这点可以看出,统一政治如果不以各地域为基础是不能成立的.最能典型考察统一政治与地域社会之间的这种关系的时代,是两汉至六朝.众所周至,汉代的政治是中央与地方的合作政治.仅仅是中央政权的单方行政,是不可能实现统一政治的.地方社会中,乡三老、县三老对地域民众的领导权是公认的.就县一级来看,官僚制与父老制可以说     

比勒菲尔德学派和德国社会史研究

德国史学在世界历史学领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也因此固守传统很难有所改变。20世纪50年代,走出战争阴影的德国百废待兴,历史学研究也有了新的起点。德国近代史学家们逐步接受法国年鉴学派提出的结构史学的研究方法,为德国传统史学引入了新的元素。20世纪60年代末,以创新改革为宗旨创建的比勒菲尔德大学为历史学的创新打造了一个平台,以韦勒和科卡为首的近代史历史学家们在创建历史学系的过程中注重以结构史学的方法论解析社会演进,跨学科地分析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因素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对社会历史进程的推进,以研究“整体的历史”为宗旨,形成了以德国社会史为主要研究领域的比勒菲尔德学派。     

魏玛共和国犹太人的德国认同

魏玛共和国犹太人在政治、文化和宗教生活方式上都表现出高度的德国认同。德国犹太人的这种国家认同既有重要的历史基础,也是现实的需要和客观环境压力的结果。魏玛共和国犹太人的德国认同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犹太教、犹太文化限定于宗教和文化的而非民族的层面,从而减少其与"德国国家认同"的冲突;二是强调犹太人与德国主流民族、语言、文化和历史的紧密关系。犹太人的德国认同对其族群产生了重要影响:犹太族群中发展出了对东方犹太人的歧视;排斥犹太复国主义;低估反犹主义的危害,以致对大规模地迫害、屠杀犹太人缺乏预见性等。     

海外华人参政研究的历史视角:"政治冷漠"?

论文从历史学长时段的视角,探讨华侨华人的政治参与行为,认为"政治冷漠"不是海外华人固有的特性。自15世纪有华侨社会以来,就有华侨政治活动,他们并不回避政治,而是积极参与政治以维护自身利益。华侨社会备有自身特点的政治组织,政治活动相当活跃,利益斗争也颇为复杂、激烈,但华侨社会是通过"个别接触"的方式来向官府表达其诉求或影响官府政策的。近代华侨社会本身的发展变化及其所在国政治体系的发展变化,造就了近代华侨社会"政治次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华侨社会在侨居国形成独特而鲜明的大团体政治。20世纪上半叶,华侨政治发展到高潮,在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作用下,近代华侨政治活跃的表现是普遍性和整体性的,它超越社会阶层、经济能力和教育程度的一般规律,而且政治诉求、议题和目标也趋于多元化。华侨政治活动的多层次并不局限于华侨社会之中,而是跨越了民族和国界。     

21世纪德国学界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责任和起源问题的讨论

20世纪60年代,德国史学界展开了著名的"费舍尔大辩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完全责任说"由此成为定论,并历时半个世纪。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以及新时期德国经济和国际政治地位的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叙事模式发生了转向,"欧洲叙事"逐步代替了"民族叙事"。学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责任问题产生了多种观点,"德奥主要责任说"、"塞尔维亚承担共同责任说",以及"大国集体责任说"等逐渐成为共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问题上,研究也呈现多元趋势。学者们开始关注战前大国的心态变化、高层政治和军事人物的活动,并讨论战争能否避免的问题。本文在搜集最新相关出版物的基础上,概括分析21世纪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责任和起源研究的新特点,并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