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北京的旅蒙商

作者依据碑刻、口述访谈调查资料及"蒙藏委员会"部分档案,对清代北京旅蒙商商号及其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的商业活动进行探讨。认为商人将北京奢侈品携至蒙古,在乾隆嘉庆时期往来于蒙古、北京之间。北京商铺作为总号,专司运转货物、通报消息等事,并设分庄于外蒙古各大埠。     

蒙古族京剧表演艺术家言菊朋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言菊朋（1890-1942）,蒙古族,北京人。幼人陆军贵胄学校,后在清廷蒙藏馆供职。他酷爱京剧,尤喜"谭派"戏,经常观摩谭鑫培演出,后师事陈彦衡学谭派老生,并得博侗、钱金福、王长林等名家指点,唱、做、念、打均具深厚功力。他在京参加清音雅集、春阳友会等票房,名声鹊起。1923年,在梅兰芳、陈彦衡等人鼓励下,正式八班,以演戏为业,二十年代末,自己挑班。他文化素养较高,在"谭派"基础上,博采众长,并从京韵大鼓中汲取营养,创立新腔,婉转跌宕,细腻精巧。他的以声裹气,以声传情的"气声唱法",韵味十足,尤有…     

评《蒙藏关系史大系·政治卷》

蒙藏两个民族长期、持续的密切交往及其两者之间的深远关系,一直是蒙古学、藏学,乃至中华民族关系史、中国历史研究者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近年来,藏学和蒙古学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显著进展,不仅发掘了大量的藏文和蒙古文学术资料,并且进行了对勘、整理和研究,其中的相当一部分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资料还译成了汉文。在此基础上,藏学和蒙古学界联合推出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蒙藏关系的学术成果,如《蒙古与西藏历史关系之研究》①《蒙藏民族关系史略》②《蒙藏关系史研究》③《蒙藏文化交流研究》④等,但由于时间、原始材料等因素,均存在着不同程度…     

蒙藏事务局官制草案颁布实施始末

蒙藏事务局是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对蒙藏地方行使主权、加强对蒙藏地区管理而设置的专门机构。本文依据民国史料和相关文献记载,对蒙藏事务局官制草案颁布实施的始末作了详尽介绍。草案中折射出民国时期中央政府治理蒙藏方略的基本思想,它的颁布实施对民国政府加强在蒙藏地区的施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留藏学法团”与民国时期汉藏文化交流

1925年6月,大勇法师率"留藏学法团"由北京出发,赴藏学法,成为民国时期内地僧人以游学方式自发组织前往西藏求法的先声。本文认为,作为学法组织的启蒙范本与汉藏关系进程中的重要组织,"留藏学法团"展现了民国时期汉藏宗教文化交流的脉络与趋向,丰富和充实了汉藏文化交流的内容和形式,也成为推动蒙藏委员会此后资助汉藏僧侣游学的动因。     

清代雍和宫的金瓶掣签——以雍和宫档案为例

乾隆五十七年至五十八年,清廷在拉萨大昭寺和北京雍和宫各置一只金瓶,规定以后蒙藏地区呼图克图的呼毕勒罕由金瓶掣签认定。以往研究对西藏金瓶掣签的实施情况有较深入探讨,而对雍和宫的金瓶掣签则关注较少。作者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雍和宫满、汉、蒙文档案,对蒙古地区各呼图克图呼毕勒罕认定的程序和特点进行探讨。     

得不偿失的新政——清末蒙藏边陲编练新军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晚清以降,蒙藏诸边遭受着内外而来的双重危机。外部俄英日等竭力染指侵吞这些地区,内部清廷统治腐败亦导致了这些地区部众生活日益艰难,对清廷统治日渐不满。为防止"外敌"侵吞边陲,同时也防止蒙藏诸部分崩离析,清末时人企图通过"练军经武"来解决这一危机,编练新军活动最终被作为传统藩部地区新政的重要内容,推上了历史舞台。但内部的腐败无能、财政空虚和藩部王公领主的反对,以及外部殖民势力的阻挠,均严重影响到此项新政的进行,相反这一新政却成为蒙藏王公领主宣布脱离清廷统治的催化剂。清末蒙藏诸边编练新军活动也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的一次错误的尝试,不仅未能有效地解决此时期的边疆危机,反遭其害,并给此后的这些边疆地区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避暑山庄正宫区佛堂与康熙帝的“帝王之治”

"兴黄安蒙"、"因其教不易其俗",是清王朝贯彻始终的基本国策。康熙时为稳定边疆,利用蒙藏等民族信奉藏传佛教的特点,实行"因其教不易其俗"的宗教政策,进一步巩固了国家政权。     

民国时期的汉藏文化交流述评

喜饶尼玛和央珍在2008年北京藏学讨论会上发表有关民国时期汉藏文化交流研究的成果。在近代中华民国这一纷繁复杂的历史时期,汉藏民族之间仍然维系着文化交流的纽带,交流活动不绝于书。民国时期的汉藏文化交流主要包括佛教文化交流和教育文化交流以及人员贸易往来的交流：佛教文化交流包括蒙藏高僧内地宣化弘法、汉藏僧侣入藏游学、内地佛教研修机构的设立、     

边疆学学者黄奋生及其著作

黄奋生是中华民国时期一位成绩突出的边疆学学者。本文在介绍其生平及学术研究活动的同时,介绍了其主要著作《内蒙盟旗自治运动纪实》、《百灵庙巡礼》、《蒙藏新志》、《边疆人物志》、《边疆屯垦员手册》、《边疆政教之研究》。尽管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黄奋生的研究及著述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和大汉族主义烙印,但其成就以及对边疆学研究的发展所作的努力和贡献是应该得到承认的。     

作为“转轮王”和“文殊菩萨”的清帝——兼论乾隆帝与藏传佛教的关系

从历史背景来看,藏传佛教赋予中原统治者的"转轮王"和"文殊菩萨化身"称号只是一种尊称和象征性符号。不管是被动接受还是主动悦纳,它们对于清帝的核心意义在于确认其作为中原王朝统治者的身份。乾隆帝制作御容佛装像的基点在于以传统王朝的皇帝面对蒙藏族群,在此前提下融入个人的宗教趣味,形成了以"转轮王"兼"文殊菩萨化身"呈现的皇帝形象。如果说这种形式有什么更多的含义,那也不外乎是增加他对蒙藏高层的亲和力和他身为清帝的神圣性。新清史学者所主张的乾隆帝以藏传佛教的转轮王、菩萨身份治国的观点缺乏依据。     

土族爱国高僧章嘉·若必多吉

有清一代,利用藏传佛教加强和巩固对蒙藏地区的统治,是清朝政府民族政策的主要内容,它对于清代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蒙藏民族及蒙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藏传佛教的许多上层人士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土族出身的清代大国师、三世章嘉若必多吉活佛就是他们当中相当突出的一个典型。     

硕果累累的边疆研究者吴丰培先生

硕果累累的边疆研究者吴丰培先生边师吴丰培（１９０年～）原藉江苏吴江县。１９０９年生于北京,幼承家学。父亲吴燕绍先生是著名蒙藏史专家,从事于边疆研究４０余年,收集史料数千万字,为北大教授孟森和顾颉刚大先生所推崇。遗作《西藏史大纲》不久即将问世。课子较广...     

说说“五七干校”

<正>1966年5月7日,正值"文革"前夜,毛泽东看了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在这封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的信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     

先秦学校称谓字探源

按照"字形———字义———先秦学校情况"三步式对先秦的几个常用的学校称谓字进行论述,以求理清称谓字的本义及其演变,了解先秦学校的概况。学校自殷商时代就已经存在。金文中能证实周时有学校的铭文也有很多。如周康王《大盂鼎》":……余隹即朕小学,女勿克余乃辟一人。"周宣王《师■■》":师■才昔先王小学,……"《静簋》中有"学宫"称谓。以上先秦典籍及古文字资料中出现了"学、庠、序、校"等众多先秦学校称谓字。本文就"学、庠、序、校"四个先秦学校常用字逐一进行解说,以便探其字源并了解先秦时期学校的设置情况。     

蒙藏委员会新疆组关于西北政军等情报告选编

王泽戎时任蒙藏委员会新疆组(后改为天山调查组)代理组长.本组史料选取了王泽戎致蒙藏委员会的十次报告及蒙藏委员会的复电等.王泽戎的报告对当时西北地区特别是甘肃、新疆、青海三省的政治、军事、经济、交通等状况均有详细陈述,其中包括新疆对皖南事件的反应、甘青新边区的蒙哈现状、柴旦区垦殖刍议等内容.     

书讯

《蒙藏关系史大系·政治篇》 该书为《蒙藏关系史大系》丛书之一,作者陈庆英几十年致力于藏族教育、藏学研究,曾常年生活并多次考察于西藏及藏族地区,著作、译作颇丰。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在藏学和蒙古学的各个领域取得显著进展,发掘出大量的藏文和蒙文学术资料,有的还翻译成汉文,并进行了对勘、整理和研究,在此基础上,藏学和蒙古学界推出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这些     

纪念柳陞祺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讨论会在京举行

2008年12月25日,纪念柳陧祺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举行。柳陧祺先生1808年出生于浙江兰溪．曾任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英文秘书,解放后在中央民族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藏学研究。他用英文撰写的《西藏与西藏人》,以风情画般的笔调留下了一个时代的真实影像。柳陧祺先生的主要作品,结集在《柳陛祺藏学文集》（上下册）中,该书由中国藏学出版社于2008年10月出版。     

蒙藏事务局与民国初年的边疆治理论析

蒙藏事务局是民国初年主管边疆地区事务的中央机构 ,1912年 7月至 1914年 4月在边疆治理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本文以档案史料为依据 ,对蒙藏事务局的成立、机构及其在边疆治理方面的工作做了论述 ,并对其作用、影响进行了分析。     

利用革命文物开展红色研学教育的有效途径——山东沂蒙山区红色研学模式设计

红色研学旅行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红色研学旅行的素养目标包括认知、领悟、践行、成为四个维度。革命文物、研学工作者、沂蒙精神是开展沂蒙山区红色研学的三大关键点。沂蒙山区红色研学的设计原则以"参与者""引导者"为突破点,以"革命文物"为着力点,以"项目化"为活动形式,以"开放多元"评价指标驱动研学活动,构建沂蒙山区红色研学模式,为学生创造更丰富的研学旅程,从而进一步加强学生爱国主义教育,落实学校立德树人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