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与历史学的对话——日本神奈川大学“综合资料学”的探索

日本民俗学研究重镇神奈川大学的学科建制中,并没有"民俗学",而是名为"历史民俗资料学"的研究生课程及学位设置。这一略显奇特的名称背后,既反映了民俗学研究与资料的关系、民俗学与史学的关系在日本的历史发展,也有着从资料角度奠定文化研究之基础的构想与期待。对此加以梳理,不但有助于我们理解日本在此方面的经验,同时对于思考中国民俗学乃至人文社会研究今后的发展路径,也不无裨益。     

隐居民俗与孝道——兼谈公共民俗学

居住民俗研究将居住空间的习惯性使用、建筑形式、建筑过程中的民俗仪式和禁忌、隐居行为等都包括在关注视野之中。而隐居与孝道关系密切,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社会传统家族制度和民俗行为的继承与变迁,隐居民俗各种形态的形成与变容也显示出今日社会老人生活形态和观念之变化。对隐居民俗的调查研究及各学科对研究应用的回顾,表明21世纪的民俗学应更加关注学术为社会服务,强化"公共民俗学"(Public Folklore)实践。     

柳田国男与日本民俗分类

日本民俗学较为发达,早期日本民俗学又称为柳田国男民俗学。有形文化、语言艺术和心意现象民俗三部分类法在世界民俗学界具有重要影响,也是柳田国男民俗学的主要特点之一。他认为心意现象民俗资料的调查、研究,才是民俗学这个学问的最终目的。无论哪个民族或国家的民俗学研究,其最终目的就是研究和阐释那个国家的民族和当地人的心意现象。有形文化和语言艺术两个部分是为了达到调查和研究心意现象的阶段和过程。柳田国男的三部民俗分类法,奠定了日本民俗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础。日本民俗分类的发展,体现了日本民俗研究对象的变化。     

《贵州民族墓葬文化》序

《贵州民族墓葬文化》是一本好书。它表现出近年来对我国贵州少数民族丧葬民俗文化调查研究的新进展。具有学术参考价值。丧葬习俗是人生仪礼习浴中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它在各地各民族中都受到极大的重视。在民俗学中,许多民俗学者都把它作为社会传承的一部分加以研究。它牵涉到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的家、家族、村落     

日本民俗学“在野之学”的新定义——菅丰“新在野之学”的倡导与实践

新在野之学(新公共民俗学)是日本当代民俗学者菅丰的代表性理论,是对日本民俗学草创期"在野之学"的回归和再构建。该理论旨在打破长期以来由日本学院派民俗学者主导的封闭的学术体系,消除专业与非专业之间的隔阂,寻求学院派民俗学者、公共民俗学者、各类社会组织、普通民众等多样化行为体的协同合作。它要求民俗学者重视介入式的日常实践,成为当事人而不是旁观者;在实践过程中努力获得文化表现的正当性,谨记民俗传承人的权威性;植根于地方,将文化客体化并给予当地人必要的支持;对自我和他者的实践与研究以自反性、适应性的方式加以把握;不以实践为目的,而以民众的幸福为己任。     

探究日常生活的“民俗性”——后传承时代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的一种路径

在民俗的"后传承时代",民俗呈现为传承、消费、意识形态等不同形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传统""共同体"等民俗学既有的规定性概念难以把握这些社会文化现象,民俗学提出了"日常生活"转向的学术追求;民俗学的日常生活研究,不是以日常生活为对象,而是以日常生活作为目的和分类的方法,重新把握现代社会中的民俗现象,在流动的、意向性建构的"共同体"中探究民俗的意义;鲍辛格、岩本通弥等民俗学者通过发掘日常生活实践主体运用"过去的经验""历史化""故事化"地感知、表象生活世界,致力于寻求传统民俗学与现代日常生活的相通之处,为民俗学研究开辟了新径。结合理论铺垫与前人的研究实践,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以"探究日常生活的‘民俗性’"作为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的一种路径;民俗性,即实践主体在意向性生成的语境中运用"过去的经验"民俗化地感知、表象世界;民俗学需要从日常生活的表象中发现"民俗性",进而解释其社会文化意义。     

个人叙事与交流式民俗志:关于实践民俗学的一些思考

实践民俗学是民俗学面向当下生活进行研究时的视角转换和理论重构。实践民俗学认识到:生活实践的主体是普通民众,而不是以"民俗主义"或"传统的发明"为理论依据的民俗操弄者;在田野访谈中出现的个人叙事,其实是以个人身份进入社会文化再生产过程的不可或缺的话语形式,它与集体叙事是相互建构的关系;强调实践的民俗学,必然使研究方式由传统的实证式民俗志向交流式民俗志转变,注重研究者与民众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实践。作为具有学术转型意义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实践民俗学有助于从生活实践文化的传统及其创造性转化的视角重新认识和深刻理解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历史巨变。     

黄遵宪的日本民俗研究

黄遵宪是中国近代民俗学研究的先驱,中国的日本民俗学研究的开创者。1877-1882年,黄遵宪出使日本,在日期间,他广泛考察日本民间风土人情,积极开展日本民俗研究,先后撰写《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他在两本著作中,就民俗学理论提出一系列精辟的见解,并将民俗研究付诸实践。黄遵宪的日本民俗研究,内容广泛,几乎涉及现代民俗学所包含的各个领域,在中日民俗学史上和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民俗学的路径

中国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应该把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作为认识的对象与关怀的目标,民俗学能够在其中发挥关键的引领作用。与发挥这种作用相匹配,民俗学应该定位为研究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文化传承的社会科学。按照这一发展路径,民俗学将成为现代国家建设中的基础性学科和支柱性学科。     

迈向日常生活的村落研究——当代民俗学贴近现实社会的一种路径

通过关注村落社会,中国当代民俗学从关注具体民俗事象转向民众日常生活的整体性研究。这一研究视角的转变,促进了现代民俗学者对中国基层社会结构与文化现实的进一步理解。在村落研究的技术层面,研究者需要重视在田野中的感受和经验,对普通村民日常琐碎的生活世界进行深挖和叙事学分析,深刻理解村民的生活逻辑和意义。迈向日常生活整体的村落研究,应当成为当代民俗学拓展理论空间的一种路径。     

日本现代民俗学的“第三条路”——文化保护政策、民俗学主义及公共民俗学

在日本民俗学界中至今混同存在着这样几类研究者：虽然关注民俗其本身但并不关心地方民众的“文化至上主义者”、不加批判地推进文化保护政策的“文化保护主义者”、还有虽对文化保护政策持批判态度却只是隔靴搔痒的“民俗学主义批判者”等等。就此,本文将对今后的民俗学走向以及建立“新公共民俗学”的必要性展开论述：不仅要认识到文化保护政策的政治权威性,另一方面,也要在认识到这样的政治性向地方社会渗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的同时,对地方生活者作为承担文化活用和保护的合法性存在加以尊重,在尊重他们所拥有的价值的基础上,创建直接参与地方文化的保护、活用之实践活动的民俗学——“新公共民俗学”。     

为民主、争自由的民俗学——访日归来话短长

今年5月10-13日,高丙中教授、王杰文教授和我受日本民俗学会会长、东京大学教授岩本通弥的邀请,在东京参加了两个会议,即日本现代民俗学的年会和由岩本教授主持的中日韩三国国际会议"民俗实践与公民社会——在德国民俗学与东亚民俗学之间".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德国民俗学的理论、方法和概念与东亚民俗学的关联性,具体要讨论的问题是,我们民俗学要搞基础文化研究,那么,德国民俗学能够给我们以什么样的启示.岩本教授在会上作了一个主题发言.他们这些年愈发觉得德国民俗学对东亚民俗研究的重要性,也发现了彼此之间有许多相关之处.近年来,岩本教授有一个庞大的培养计划——系统地把自己的学生送往德国,让他们在那里待三个月,了解德国民俗学的最新进展,这和高丙中教授的海外民族志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处.     

学科反思、学术批评与面向未来的知识生产——“近现代社会变迁与中国民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

<正>从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歌谣运动算起,中国现代民俗学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历史。在这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民俗学的盛衰沉浮一直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的变迁息息相关。当前,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中国经济与文化     

民俗学的笛卡尔沉思——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申论

本文肯定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对于民俗学从文化形式研究的取向转向生活整体研究的取向,以及对民俗学的社会科学化转型所做出的奠基性理论贡献;并从学科基本问题意识、"从抽象(文化)上升到具体(生活)"的经验-实证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等方面,具体论述了《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通过对民俗生活的经验直观以重新发现"个体主体性"的工作为民俗学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学科所阐明的学术方向。本文认为,尽管民俗学的社会科学化在重新发现了"个体主体性"的同时却无法思想人的自由存在的生活意义,但通过引进胡塞尔"生活世界"的概念,《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为民俗学将自身开启为为人的自由进行存在论辩护进而"拯救生活世界"、"保卫日常生活"、"建构公民社会"的人文学术赢得了理论可能性。     

民俗主义、学科反思与民俗学的实践性

"民俗主义"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的学术讨论揭示了现代社会中民俗文化事象的基本常态,承认和正视民俗主义现象的常态化,某种意义上,正是各国现代民俗学的起点。中国民俗学也必须正视中国当代社会及文化中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民俗主义化"常态,并深刻意识到民俗学者自身也程度不等地卷入到与民俗主义有关的各种事态之中。民俗主义研究视角的导入不仅促使中国民俗学全面地校正自己的研究对象,也揭示了民俗学者与民俗主义的关系而有助于推动中国民俗学对民俗学者自身角色与责任的深入反思,进而重新审视民俗学的应用性、实践性和公共性。民俗学者通过介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相关的实践性和应用性研究,将促使民俗学在中国成长为一门能够对国家文化政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对现代中国社会里多种生活文化问题和民俗主义事象展开基于学理的描述、解释、揭示、评论和批评的学问。但与此同时,现代民俗学也必须面临如何理解和应对一般民众在其生活中创造民俗的实践和民俗学者的学术应用性实践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复杂性这一新课题。     

“遗产化”与后现代生活世界——基于民俗学立场的批判与反思

21世纪以来,在对民俗学学术史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并形成了自反性的共识之后,国际民俗学界倾向于把"遗产化"看作一种历史性的、社会性的文化实践,认为"遗产化"具有相当久远的"传统"。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被广泛推行之后,具有自反性意识的民俗学家更加关注围绕着特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相关利益群体之间互动的具体过程,尤其关注"遗产化"过程中可能形成的社会交流模式与增进理解的可能性途径。国际民俗学认为"遗产化"的文化实践已经成为后现代社会生活世界普遍的行为模式,民俗学必须相应地反思与调整自身的研究策略。     

身体民俗学视角下的个人叙事——以中国春节为例

在民俗学研究中,如何理解和运用那些经由访谈得来的具有"个人叙事"性质的资料,需要进行经验的总结和理论的探讨。近年来,民俗学研究的身体视角得到加强,这不仅是对哲学、社会学等学术思想中身体视角的借鉴,而且与当代社会发展过程带给人们的一些现实感受有更加直接的关联。与春节有关的个人叙事,来源于个人节日生活经历中的身体经验,具有身体记忆的性质,并因之赋予春节以鲜活的文化意义。对于个人叙事文化建构作用的关注,应在今后的民俗学研究中成为常态。     

个人生活史:一种民俗学研究路径的讨论与分析

"个人生活史"是一种目前被诸人文社会科学广泛应用的研究路径与方法。对民俗学来说,每一个人都是"民俗"之"民",都是生活文化的承载者。而作为社会化与社会关系中的人,每个人又都是一面"镜子",可从其身上映现出社会万象与人生百态。这就为民俗学的个人生活史研究提供了合法性与可行性。而从操作性角度来看,应对俗民个体生命历程及其生活"语境"做多方位的深入访谈、参与观察与多方面了解,对其生活中的标志性特征进行呈现,然后在此基础上反映其背后的整体社会生活文化。个人生活史研究,关注俗民主体的身体性与思想感受,以"民"带"俗"、还"俗"于"民",可避免传统以"俗"带"民"研究路径带来的一些不足与弊端。     

民俗学研究的想象力与洞察力——从《农耕技术民俗的传承与变迁研究》一书谈起

本文以《农耕技术民俗的传承与变迁研究》一书为对象,将其置于中国民俗学的学术脉络中进行理解,并发掘其中彰显的学术创新意义。在此基础上,提出当代民俗学研究可以运用以下想象力来丰富研究视域:发现俗民生活世界的结构与意义;洞悉变迁社会中的民俗传承本质;立足于民俗社会并反观社会变迁。     

略论日本社会文化中的“道”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形态或文化表现形式的形成,都是长期的历史积淀和多种因素的合成。“道”既是日本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日本社会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对日本“道”的认识与了解,是认识日本社会的一把钥匙。本文从“道”在日本社会中的表现出发,揭示了日本“道”的来源及文化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