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是“牛气”也“憋气”——竺可桢与浙江大学

正竺可桢自1936年任浙江大学校长,一干13年,把浙大办成了李约瑟称誉的"东方剑桥";也干得心力憔悴,常哀叹衰哉倦矣,多次辞职而不获准,最后终因大陆政权易手方改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这期间留下数百万字日记。本文主要依据《竺可桢日记》,参考其他资料,尝试从他的"牛气"与"憋气"两个方面,勾勒一下他当浙大     

洪武初年甘肃地缘政治与明朝西北疆界政策——由冯胜"弃地"事件引发的思考

洪武五年"岭北之役"中,冯胜彻底放弃了包括宁夏在内的甘肃行省广大地域,其原因是"惧回鹘之兵",即惧怕当时势力正盛的东察合台汗国的东进.但北元和东察合台汗国皆受困于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未趁机进取甘肃,而以甘肃为战略版图中的"边缘地带".这就给明朝重新收复甘肃提供了时间与机会.但明朝在甘肃的经略也止于沙州与哈密,原因是明朝作为建立在东南部的政权,同样将甘肃地区作为"边缘地带",满足于收复元朝旧疆.冯胜放弃甘肃的主观原因是他对甘肃中唐以来"北方民族化"的社会文化面貌觉得隔膜.明初西北疆界格局与洪武初年明朝、北元、东察合台汗国三方政权在甘肃地区形成的地缘政治格局密切相关.     

国学狂人黄侃的革命与婚姻

黄侃(1886—1935),字季刚,湖北蕲春人。他精通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是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重镇。也许他的学问太过精深,人们对他的狂放更为津津乐道。有人说"黄侃在学术史上自有他的地位,但在更广义的文化史上,他像是一个符号,承载了人们关于旧派文人狂狷性格的追慕与想像。"他在北大的同事周作人也说"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说起有关他的有些事     

从徐霞客游记看贵州的“天无三日晴”

贵州从建省以来就一直被"三无"语句所笼罩着,"天无三日晴"作为"三无"之首也是一直令贵州在外界的眼中留下了一个十分不好的形象。本文将从徐霞客游记着手,分析徐霞客眼中贵州的"天无三日晴"以及其真实性。徐霞客游记中贵州的部分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其中《黔游日记一》是他旅游贵州盘江以东的游记,《黔游日记二》则是他旅游贵州西部的游记。徐霞客于崇祯十一年(1638)三月     

旧京砖头赵与今朝安居工程

现而今北京城30岁往下的人,面对一幢幢新式住宅楼群和一片片小区绿地,画儿一样的场景,恐怕连想也想不出解放前的旧北京是个啥模样儿。 “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残破的城墙,汪着臭水的护城河畔,缓慢疲惫地走着由打“口外”拉来的骆驼。挂在骆驼脖子上的铜铃     

差异何其大——台湾时代蒋介石与胡适对彼此间交往的记录

蒋介石与胡适的关系为学术界所乐道,甚至被赋予诸多象征意义.1949年国民党政权逃台后的蒋胡关系,既是大陆时代的延续,也有在台湾时空环境下新的特点.蒋介石在台湾时期日记的开放,为研究二人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资料.蒋介石与胡适均记载了他们交往的经过与彼此观感,但相异甚大,往往是"一个事件,各自表述".蒋介石在日记中痛骂胡适与在公开场合下对胡的"礼遇"形成鲜明的对比,背后的玄机,令人深思.     

宋云彬日记反映的政治运动

文史大家宋云彬在日记《红尘冷眼》中,写下了建国后的多次政治运动,他以亲历者的身份作了真切、生动、具体的记载。这记载,还原了历史真相,也还原了那荒唐岁月。这些"运动"无一不"扩大化",给人们带来了无妄之灾,也有饱含辛酸的"笑谈"。宋云彬日记是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史的补充与旁证的。一1952年初,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三反、五反运动。2月23日,浙江省主政者告知时任浙江省政府委员的宋云彬,浙江大学有"‘大老虎’,     

略论南社的国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渊源

作为中国近现代文学转型时期规模最大的文学社团,南社脱胎于"旧"又企望着"新",与国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有着无法割裂的渊源。新旧杂糅的特点使南社始终无法摆脱论争、分歧与内讧,其所导致的自身局限与内因使南社文人以渴慕"新"而登场,以被定义为"旧"而收尾。当新文化运动产生了新的阵地和新的英雄时,南社文人便被迫从"自己的时代"退场。     

光绪皇帝是英雄

戊戌变法是一场中国人自强的运动,中国人不想亡国灭种的自救运动。通过一百多年的历史使我们明白了,武装推翻旧政权是革命,用改革的方法改变旧体制也是革命,戊戌变法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这场革命的最高主持人就是年青的光绪皇帝。光绪看到日本搞了明治维新,强大了,于是也想效法而使中国强大。光绪皇帝的这种爱国心,这种自强精神,这种改革开放意识,是需要非常大的革命胆略的。光绪面对的几千年的封建制度、面对的是握有实权反对改革的太后,但是他没有怕,而是挺起身来拼命干,这种不顾个人安危,为国为民敢于革新的精神,难能可贵。短短的百日维新…     

1949年的广州

理解1949年比人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1949年,共产党面对的复杂现实不能简单归结为任何单一的模式,他们在管理上所要面对的挑战是难以想象的。本文作者在《进城:1949》一书中,选取了六个城市作为新政权接管和改造的观察样本,这在研究新中国建国历史的著作中,当属先例。本刊将向大家逐一进行介绍,以飨读者。     

南京总统府的最后90天

理解1949年比人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1949年,共产党面对的复杂现实不能简单归结为任何单一的模式,他们在管理上所要面对的挑战是难以想象的。本文作者在《进城：1949》一书中,选取了六个城市作为新政权接管和改造的观察样本,这在研究新中国建国历史的著作中,当属先例。本刊将向大家逐一进行介绍,以飨读者。     

城市重建的沈阳模式

理解1949年比人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1949年,共产党面对的复杂现实不能简单归结为任何单一的模式,他们在管理上所要面对的挑战是难以想象的。本文作者在《进城：1949》一书中,选取了六个城市作为新政权接管和改造的观察样本,这在研究新中国建国历史的著作中,当属先例。本刊将向大家逐一进行介绍,以飨读者。     

武汉解放:知识分子参政样本

理解1949年比人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1949年,共产党面对的复杂现实不能简单归结为任何单一的模式,他们在管理上所要面对的挑战是难以想象的。本文作者在《进城:1949》一书中,选取了六个城市作为新政权接管和改造的观察样本,这在研究新中国建国历史的著作中,当属先例。本刊将向大家逐一进行介绍,以飨读者。     

从北平围城到开国大典

理解1949年比人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 1949年,共产党面对的复杂现实不能简单归结为任何单一的模式,他们在管理上所要面对的挑战是难以想象的。本文作者在《进城：1949》一书中,选取了六个城市作为新政权接管和改造的观察样本,这在研究新中国建国历史的著作中,当属先例。本刊将向大家逐一进行介绍,以飨读者。     

卢作孚的“中国梦”

被毛泽东赞为4个"不能忘记"的实业家之一的卢作孚,早年受进步思想激励,投身革命救国;因残酷现实,继而转向民众教育和新教育试验,主张"学校不是培养学生,而是教学生如何培育社会";受挫后,致力办实业,搞"乡村现代化";1950年,因痛感国民党旧政权腐败,从香港投奔新中国政权,继续践行其"中国梦"……     

东汉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外戚宦官与“党锢”

刘秀在农民战争中夺得了政权,建立了东汉王朝,其政权的性质依然是地主阶级的统治,是西汉王朝地主政权的继续发展。东漠政权的存在,共一百九十六年,在这将近二百年的政治发展过程中,除了农民向封建地主阶级进行了无数次反抗暴动以外,而统治阶级内部却拼命的闹着争权夺利的斗争,这就是当时的外戚宦官的专权与所谓「党锢之祸」。在东汉一代的政治舞台上,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有三种人物在活跃着,即儒生、宦官、外戚,这三种人物:按其阶级属性来说,都是属于当时的封建地主阶级,按其所代表的集团利益来说,他是作为统治阶级集团内部各个集团的政治代表而出现的。先说儒生,儒生大部份是出身于官僚、商人、地主,他们能够参与政治活动,是从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开始的,刘秀本人就是地主阶级出身的儒生,他自始就热中与对地主阶级的勾结,在东汉政权的建立过程中,他不但保留了从西汉新莽以来的旧的官僚、商人、地     

划不清界限——胡适与高宗武

正一、从"低调俱乐部"到"高陶事件"1937年七七事变后,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局势,许多人坚决主张对日作战,胡适和他一些朋友的调子却非常低。1937年7月30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到高宗武家吃午饭,在座的有萧同兹、程沧波、裴复恒。此皆南京之青年智囊团也!我们深谈国事,决定了两事:     

论清前期(顺治至乾隆时期)民族政策与大一统局面的关系

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继元之后第二个统一全国的少数民族政权。清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在处理民族关系上,既有"清承明制"的体现,又有自己的创新。清初,面对复杂的民族关系,统治者汲取各朝民族政策之失,又集历代民族政策之大成,建立了疆域辽阔和空前统一的大一统帝国。清代民族政策虽有其消极一面,却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和融合,也使中国大一统局面彻底实现并延续至今。     

乱世下的乡村世界和无法挣脱的梦魇——影印稿本《退想斋日记》弁言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根据乔志强教授摘录的山西乡绅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进行了一些研究,现在山西省图书馆收藏的稿本《退想斋日记》将全部影印出版.该稿本原有200余册,既是刘大鹏效仿曾国藩的日记书写的"道德日记",也是他对身边生活世界的记述和其生活哲学的表达.自号"梦醒子"的清遗民刘大鹏将自己内心拒斥却不得不生活其中的新世界视为梦境,日记中对生活世界的记录也就不得不被同时视为对刘大鹏梦境的记录.当人们利用日记展示的多是历史上的官场、世风、制度兴废和事变的时候,不能忽略日记这一个体化文类的特殊性.     

章太炎对民初政局的批评及其内在困境

民国成立后,章太炎回国参与新政权的建设,他目睹当时盛行的参照西洋各国政治建制来探讨未来中国的制度建设,强调为政者应做到"先综核后统一",在明晰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对症下药,通过有效的政治治理,来"巩固国权",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因此他对讲求西学的政坛新锐极不信任,希望能任用清末的立宪派与原清廷的旧官吏,依靠他们的行政经验来稳固政治与社会局面。另一方面,基于实现民权的理想,他对新成立的临时参议院与其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展开批评,认为这些并不能真正代表民众意志。但章太炎的内在困境在于,在他的政治视野里,作为主权所有者的广大国民,始终是"沉默的大多数"。章氏所仰赖的政治实践主体,只是在立宪派与旧官吏到国民党人之间转换而已。他无法找到新的政治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