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问世

正邓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29万字,38元邓野著《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一书,重点探讨了巴黎和会时期中国的外交交涉与政派利益分歧,强调巴黎和会对于北京政府而言,不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外交意义上的国际会议。在南北分裂、派系林立的当时中国社会条件下,外交与内政更是纠缠不清,相互影响。如当年强烈抵制对德宣战的广东非常国会,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理直气壮"地要求向巴黎派遣自己的外交代表,争享"战胜"之荣耀。作     

试论安福国会对巴黎和会的反应与应对

在巴黎和会开幕之前,安福国会最重要的反应是提出外交议案,内容涵盖和会筹备与中国外交目标。巴黎和会召开之后,国会关注的内容包括和会应对策略、对日外交与山东问题等。从方式来看,分为立法与行政监督两种形式。前者主要是指国会议员提出与和会外交有关的提议案、建议案,提交委员会与院会议决后咨送政府。后者则是通过质询权、弹劾权与查办权的行使,监督政府的外交活动。国会在巴黎和会期间的表现,除外来舆论压力因素之外,还与其维护派系与自身利益有关,突出表现为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从实际成效来看,国会的作用还是有限的,不过在制度形式上,其表现可以视为近代中国议会外交的初试。     

顾维钧与中国外交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20 0 0年 9月 15日至 17日 ,由复旦大学历史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和上海嘉定区文化局联合举办的顾维钧与中国外交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复旦大学召开 ,来自美国、日本、英国和中国内地与台湾的4 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共收到 30余篇论文 ,涵盖顾维钧外交生涯的大部分时段 ,并涉及民国外交史一些带有普遍性的深层次问题。兹就会议论文的主要观点和讨论中提出的问题述评如下。一巴黎和会不仅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界碑 ,也是顾维钧外交生涯中最亮的光点。近年来学术界对此课题虽已有不少很好的研究 ,但仍有进一步探讨…     

《医疗、卫生与世界之中国(1820-1937)》

正十九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扩张和海通时代的到来,中国日益成为世界的一个部分,也就是梁启超所说的"世界之中国"。然而,但凡涉及此议题的著述,较多关注国家意义上的外交、政治、军事等宏大主题,聚焦也较多是高层政治精英或思想界、学界的领袖人物。与以往研究不同,此书矢志于在近代中国历史中发现世界历史,并试图通过一系列与此时世界性发展密切相关的具体案例的研究,重点关注日常生活史意义上的底层社会、普通民众在近代中国走向世界进程中的角色和作用,集中讲述权力在身体层面上的现代性布控和运作,以及普通民众面对殖民者、官府不断加强的控制,为争取、捍卫     

王广圻外交函电一组

王广圻先后担任民国北京政府驻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等国公使,曾出任海牙和平会议中国全权专使、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代表,长期追随陆征祥活跃于民初外交舞台.兹从馆藏外交档案选辑王广圻1917年反对张勋复辟、1919年参加巴黎和会期间与有关方面的往来函电,以及陆征祥向南京国民政府请求海外救济事宜的相关函件,以飨读者.     

中国古史分期体系的构建与社会性质的探索——黎虎先生访谈录

正黎虎先生,祖籍广东兴宁,1936年8月出生于北京,195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并留校任教,现为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黎虎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与研究,自著及主编专著8部,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黎虎先生的学术成就与贡献,主要为如下三个方面:一、开创并构建了中国古典外交制度研究的学术体系。这一由外交决策制度、外交管理制度、外交使节制度、外交方式方法、外交手段与工具、外交礼仪制度与法纪等方面构成的中国古典外交制度学术体系,被学界盛誉为中国古典外交制度的开创者和集大成者。代表作有《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汉唐外交制度史》(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汉代外交体制研究》(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二、开创并构建了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吏民"问题研究的新路径和学术体系。黎虎先生的吴简"吏民"学术新体系将吴简与文献资料结合,推翻了长期统治魏晋南北朝史的"吏户"论;全面、系统论证了"吏民"的内涵、性质及其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作用与地位;所阐释的"真吏"论、"给吏"论等对于从新的角度认识中国古代官制史,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代表作有《先秦汉唐史论》(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三、提出并构建了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问题研究的全新学术体系。提出"权力的掌控与人力的掌控"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演变的两个关键,据此而将中国古代历史划分为"无君群聚"社会、"王权众庶"社会、"皇权吏民"社会依次相承的三个时代。代表作有《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论纲——兼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文史哲》2020年第1期)。     

巴黎和会、谣言与五四运动的发生

巴黎和会期间,中日之间的外交冲突和中国南北政府及各种力量围绕和会展开的争斗催生出众多谣言.它们所制造出来的紧张和压力,既把亲日派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又与真实的外交危机信息一道把国人的心理推向崩溃的边缘.在此信息环境下,梁启超一封平常的电报激起了五四运动的发生.     

对“陆军部关于派赴巴黎和会代表陆征祥等赴欧致驻日公使章宗祥电”的辨析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第三辑“外交”,正如编者所言,“其中不少史料是未公开发表的,是研究北洋政府外交活动的重要资料”,①为史学工作者提供了很大方便。但笔者在研究巴黎和会期间中国外交时,在运用其中某些资料时也发现一些问题,如不注意会给资料的使用者产生误导。本着知无不言的宗旨,在此就“陆军部关于派赴巴黎和会代表陆征祥等赴欧致驻日公使章宗祥电”作一辨析,缺点和错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该件档案原文为：“东京章公使鉴：陆总长赴欧,政府决定派梁少将上栋、吴少将振南为军事委员,并有王…     

试析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

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战略思想。与此同时,中国外交战略也做出重大调整:一方面与苏联划清界限;另一方面与美日等国实现了双边关系的突破性发展。在此过程中,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为推动中国外交战略调整创造了前提,而重视与欧洲各国的发展并大力援助第三世界国家则有力地改善了中国的外部环境。中国与美日两国关系的发展历程也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特点。     

历史记忆与国家认同:一战前后中国国耻记忆的形成与演变

自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发生之后,北京政府、革命党以及社会各界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二十一条"具有非同寻常的"历史记忆"保存价值。北京政府保存此国耻记忆,既有免责之虑,也有捍卫其统治合法性的功利性诉求;革命党将"二十一条"国耻记忆用来证明北京政府的卖国行为,以便进行革命动员;一般新闻出版界则借此刺激民族主义消费,寻求国货消费的合法性。五四运动期间,"二十一条"国耻记忆向卖国贼国耻记忆演变。由巴黎和会外交失败而凸显的民族危机与国内激烈的派系竞争纠缠在一起。在此语境下,国耻记忆扮演着对普通民众进行救亡启蒙的社会角色。在这一国耻记忆形成与演变的背后,蕴含着时人关于如何救亡的集体潜意识,即加强民族内部团结,才是自我拯救之路。     

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中国新史学之双轨

中国新史学中最常见的两种历史研究方式是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前者旨在建立历史事实之真或寻求历史演变之理,后者则以探寻历史之意义或彰显切实之史识为目标,此二者可谓中国新史学之"双轨"。中国新史学正是沿此"双轨"向前发展的。从新史学之"双轨"着眼,并依据"新异性的标准",中国新史学界应有"八大家",他们分别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郭沫若和钱穆。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这两种不同的历史研究取径,展示了中国新史学研究的多元面相,二者之间是相互融通的,并无根本性的冲突与对垒,其在治史观念与方法上亦可做到相互补益,相得益彰。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因陷入"科学"迷思的褊狭"新史学观",以科学实证拒斥文化阐释,故而未能将钱穆基于"文化"视角来研究历史的文化史学视为新史学。钱穆的新史学特质主要表现为:在继承中国传统史学遗产之基础上,注重历史研究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以文化为本位,以阐释为取径,其典型表现是"以士释史";以中国为立场,注重探寻本国历史文化之意义,探求与本国历史文化相符合之史识,强调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钱穆的新史学观与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科学主义历史学、反对文化一元论和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等方面多有契合之处,但其以"于客观中求实证"为基础的历史认识论与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历史记忆与国家认同:一战前后中国国耻记忆的形成与演变北大核心CSSCI

自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发生之后,北京政府、革命党以及社会各界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二十一条"具有非同寻常的"历史记忆"保存价值。北京政府保存此国耻记忆,既有免责之虑,也有捍卫其统治合法性的功利性诉求;革命党将"二十一条"国耻记忆用来证明北京政府的卖国行为,以便进行革命动员;一般新闻出版界则借此刺激民族主义消费,寻求国货消费的合法性。五四运动期间,"二十一条"国耻记忆向卖国贼国耻记忆演变。由巴黎和会外交失败而凸显的民族危机与国内激烈的派系竞争纠缠在一起。在此语境下,国耻记忆扮演着对普通民众进行救亡启蒙的社会角色。在这一国耻记忆形成与演变的背后,蕴含着时人关于如何救亡的集体潜意识,即加强民族内部团结,才是自我拯救之路。     

邿召簠及相关问题初探

邿召簠出土于山东仙人台周代邿国贵族墓中的M3,由其铭文可知,此器为男性贵族邿召的自作器,用于宴飨"诸母"、"诸兄"等亲族成员。而M3墓主为成年女性,其身份应为邿召的妻子、宗族的宗妇,此器应为其生前所用并随葬墓中。该器的出土一方面体现了两周时期宗妇在家族中的职责与权力,也从另一方面表明除宗妇外,家族内的"诸母"即各小宗宗族长之妇也有权力参与家族内的宴飨活动。     

五四时期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对外表达——以《纽约时报》华人读者来信为中心

一战结束后,针对巴黎和会对中国的不公决议,关心祖国命运的华人读者通过《纽约时报》的"读者来信"栏目,就山东问题与日方支持者论战,揭露日本伪善面目并为中国拒签之举辩护。这些华人的读者来信,不仅向国际社会表达了中国的合理诉求,同时也以确凿的事实、专业的知识、理性的论述阐释了和会决议对中国国家主权造成的侵害,阐发国人力争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尊严的主张,彰显出中国日益觉醒的民族主义新面貌。虽然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外交遭遇了挫折,但是这些来信,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争取了国际社会主流舆论的支持,为华盛顿会议上中国收回山东主权奠定了舆论基础,创造了有利的舆论环境。     

黄遵宪的法律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正>清代中国逐渐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危亡,惊醒了一批有识之士,他们开始认真探索中国的出路,具有强烈政治改革意识的黄遵宪就是其中一位。黄遵宪不仅在外交、教育和诗歌改革方面有所成就,而且在法治建设领域也多有建树,其"因民之所欲而为之"的立法思想,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他的批判封建主义和君主立宪、以法治国的主张,以及积极引进西方警察制度、改莠为良的刑狱思想等,     

华人华侨在中国国家软权力建构中的角色研究

"软权力"的出现是"权力"从国家领域向社会领域流散的结果,侨民和移民作为软权力资源,形成了原籍国和现籍国在非国家领域的"非零和"权力博弈。华人华侨是中国国家软权力建构的基本资源,族群特征、民族习性、文化传统、文明特性是"软权力"建构的基本常量,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是"软权力"建构的重要变量。中国国家软权力的建构是基于"中国价值观"的探索与实践,华人华侨的社会实践在孕育中国价值观、建构中国软权力中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要重新审视华人华侨与中国的关系,改变对华人华侨"血统主义"的传统认知,并在制度设计上赢得华人社团等社会性力量的支持。     

顾维钧拒签对德和约

顾维钧1888年生于上海,1904年8月赴美留学。1912年,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顾维钧,接受了刚刚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的邀请,返回中国担任总统府英文秘书。1915年,顾维钧出任中国驻美国公使。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顾维钧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出席巴黎和会。顾维钧是民国时期中国最著名的外交家。有人曾问过晚年的顾维钧,搞了一辈子外交,最得意之举是什么?他回答说是巴黎和会,其女儿顾菊珍说:"中国现代史表明,先父顾维钧是在国际会议上对列强说‘不’     

真实与重构:博物馆展示本质的思考

博物馆一直以中立、客观来宣扬自身对真实情形的表达。作为连接博物馆与公众的桥梁,博物馆展示的本质及过程是探讨博物馆真实性的关键所在。在博物馆场域中,从真实而具体的物件到有意义而抽象的展示,此重构的过程主要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意义的制造与政治的关切。博物馆展示过程中真实不可避免地被重构,同时博物馆又是权力—知识体系下的一个重要场域,但无论其如何重构,博物馆体现的仍是一种"真实",是一种可见的、相对的、被社会需要的"真实"。     

新中国文化外交70年的传承与创新

正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外交成果丰硕,不但形成了完整的战略布局,而且正处于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就将文化外交实践称为对外文化交流,并将其视为外交工作的一翼。70年来,文化外交不但有对国家整体对外战略思想和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传承,更有战略、政策和实践的创新。战略传承体现     

日本退出国联后中国知识界对外交出路的探究与省思

1933年2月,日本宣布退出国联,致使中国诉诸国联的外交策略失去交涉对象,一定程度上宣告了国联外交的失败。此后,中国外交面临十字路口的抉择:联美、联俄、联英还是继续依靠国联抑或直接对日交涉?中国知识界对此做出了反应,纷纷撰文探讨中国外交的新出路。知识界关于中国外交出路的不同抉择,背后诠释的是对"弱国无外交"、"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等口号的深度省思。以历史的后见之明而见,其中的某些外交谋略成为日后中国抗战胜利外交层面的必备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