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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宏伟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25(3)
唐宋以来,"洞庭"一词的含义一直被解释为"洞府之庭"。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洞庭一名的语源很可能来自古百越民族语言,为红色平地之意;《尚书.禹贡》导江章中的"东陵"一名,很可能同样源于古越语,为"洞庭"的汉字异记。秦洞庭郡的治所应该在索县,也就是后来西汉武陵郡的治所,当今湖南省常德市东北韩公渡镇城址村。刘宋以来,有学者指太湖为洞庭湖别名,当是在道教思想的影响下附会出来的说法。本文为正确认识上古时代湖南洞庭地区的自然地理面貌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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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碧螺春和洞庭山碧螺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洞庭山碧螺春,特指产于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太湖洞庭山(洞庭东山、洞庭西山)一带清明前采摘,手工炒制卷曲形的绿茶;而碧螺春指的是一类用洞庭山碧螺春的制作工艺制作成的绿茶,如云南等地出产的碧螺春绿茶。2011年,洞庭山碧螺春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0年,苏州吴中区碧螺春茶果复合系统被列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2022年11月,包含苏州洞庭山碧螺春制作技艺在内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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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泽咸和朱大渭主编的《魏晋南北朝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一共收录了537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农民战争"史料。编者根据当时的理解把它们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农民战争,包括汉族农民起义以及汉族和少数族人民联合起义;第二类为少数族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战争;第三类为包括盗杀太守、奴杀主、亡命抢劫、兵变以及少数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某些事例。经过三十年以后重新分析研究这些史料,我们可以把它们分为反社会的土匪强盗活动和反政府的武装集团叛乱两大类。中国古代没有"农民"这一概念,只有士、农、工、商"四民","四民"中的"农"包括现代意义的有地的地主和自耕农,而不包括无地的雇农和佃农。所谓的"农民"是现代人虚拟的一个概念,而"起义"只是人们对反对暴政和暴君的反政府武装的一种褒奖与赞誉,甚至是对某些土匪强盗的褒奖与赞誉。所以,所谓的"农民起义"应该被称为"民变"或"民乱",关于"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说法是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形成的一种偏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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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代西南夷史料中,史家对该地区人群进行了有意识的划分,形成了许多与"夷"有关的人群称谓。其中,在不同的场景与语境下,"夷"之内涵与所指代的人群是各不相同的。在巴蜀徼外,所有非汉部族被泛称为"西南夷";以西南夷各郡边徼为界,"西南夷"又被划分为"徼外蛮夷"与各郡"郡夷";在政治场景中,徼内夷被统称为"汉人","夷"用来特指徼外人群;在族类、文化对比的场景中,徼内、外非汉族群均被视为"夷",只有徼内汉族民众才被称为"汉人";在"夷汉"、"民夷"及"夷民"等称呼中,"夷"均指代塞徼内之"蛮夷"。不同的是,在"夷汉"、"民夷"称呼中,"夷"与"民"是两种相互区别的群体,而在某些"夷民"称谓中,"夷"本身也被视为汉朝之"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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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共有过三种不同的称呼,这些称呼与毛泽东所经历过的浮沉起落紧密相关。第一种称呼是"毛党代表"。1928年5月4日,毛泽东担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党代表。从此,人们开始称毛泽东为"党代表"或"毛党代表"。这一称呼共沿用了两年零一个月。第二种称呼是"毛委员"。1930年6月,红四军、红三军、红十二军合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朱德担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从此人们就开始称他为"毛委员"。同年8月,红一军团又与红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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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集刊》2021,(5)
托克维尔对法国农民土地产权问题曾做出推断。托氏认为,革命前法国农民已经是土地所有者,因此法国农民强烈仇恨封建权力。托氏的逻辑是,封建权力范围缩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而更大。然而以事实为依据,托克维尔关于革命前农民已成为土地所有者的推断是个历史误判。大革命前的法国农村,农民身受教俗贵族和王权压迫,封建特权因其行将就木而更加苛刻。"年贡农"是习惯佃农主体,仅有残破的权利;众多分成佃农和无地农,与土地没有任何产权关系。农民土地问题是大革命爆发的深层原因。法国大革命打击了封建权力,不断消解佃户的封建义务,土地混合产权正在被单一私人产权取代,法国农民越来越接近成为自己土地的所有者,然而这种情况发生在大革命之后,而不是托克维尔所断言的大革命之前。大革命推动了农民土地确权,但同时也付出了沉重代价。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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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秦汉城市人口结构初探--以农民问题为中心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伴随着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城内居民的构成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城最初是军事防御的城堡,居民以农人为主。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兴盛,春秋战国时的城市居民主要被划分为士、农、工、商四类,但农民一直都是主体。两汉时仍然延续着战国的传统,但在交换经济和土地兼并的破坏下,大量农民丧失了土地,沦为流民或大土地所有者的依附民,城内农业人口的数量不断趋于下降,但短期内还不会完全被排挤在城墙之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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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日本中世末期的“兵农分离”是日本历史上重要的阶层演变。然而“兵农分离”并非是靠丰臣秀吉的一纸命令所完成的。在战国初期,“兵”与“农”就由于其政治、经济、社会等原因开始分离。政治上,大名成长及农民斗争的加剧导致了武士与农民的分化;经济上,由于农业新技术使用、生产力提高使得庄园制解体,从而导致在地中小领主丧失独立性,成为大名家臣;军事上,枪的传入改变了日本战争模式,足轻武士被大量使用,步兵集团战、规模战为职业军人的产生提出要求,武士从而脱离生产。因此“兵”与“农”分离持续了战国时代的一个世纪左右,最终丰臣秀吉及德川家康政权分别用命令与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近世武士才得以产生。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