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萧乾与文洁若拍的最后一张照片

这是l997年3月l9日萧乾在北京医院住院期间,与夫人文洁若的合影。说起这次与萧老相见,有点偶然性。那次进京本是奔梅绍武先生去的。其父梅兰芳先生是我的乡贤。事谈毕,告辞时梅绍武先生讲礼数,坚持拄杖送到电梯口。等电梯时,梅绍武先生问我去看萧乾先生没有。我说无事不敢去打扰他老人家了。梅绍武说：“听说他得了心梗。前天住院了。”     

不许糟蹋汉字

《书与画》杂志2001年第4、5、6期连续发表了沃兴华先生三篇章。其内容姑且不论。所附的7幅字(真不敢称其为书法,因其无“法”)像是一个懒散的人在瞌困时写出来的,整个儿散了架,不但不能使我产生美感,反使我感到恶心。这是有生以来看过的最丑的字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沃先生为什么要堂而皇之地展示这样奇丑的字呢?难道他连“字如其人”、“书如其人”的古训都不知道?!难道他走     

胡廷晖作品的发现与《明皇幸蜀图》的时代探讨

1984年我在美国访问时,曾到纽约拜访华人收藏家王季迁先生,观赏他的藏品如武宗元《朝元仙杖图》等。其间,季迁先生拿出一个画轴,并说:“请你看看这件宝贝。”我接过画轴,看外签上写着:“宋赵伯驹青绿山水。”先生说:“这是我随便写的,不足为凭,你看了画再说。”画展开后,幅面纵143、横55.5厘米,青绿着色,画山水楼阁,无款(封三)。先生问:“怎样?”我答道:“好画。与今在台北故宫的《明皇幸蜀图》同一风格,不知何人所作。”先生深表赞同,甚至认为二者出自一人之手。之后我仔细观察画面上每一个细节,终于在画幅右侧破损处辨认出了半方印章,“廷晖”二字隐约可识(图一)。我认为这应是作者名     

脸谱

“牛鬼蛇神” 曾任翰林院编修的蔡元培,字写得很潦草。一次,钱玄同问他：“蔡先生,前清考翰林,都要字写得很好才能考中,先生的字写得这样蹩脚,怎样能考得翰林？”蔡元培笑嘻嘻地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大概因为那时正风行黄山谷字体的缘故吧!”     

喜晤庄灵先生

2004年6月19日,忽接安顺晚报记者小厂电话,说她陪台湾张先生访华严洞,说起我曾写过有关抗战期间洞内贮藏故宫国宝的文字,张先生想见见我。她随即将电话交给了这位台湾朋友。我问,洞口有当时主持此事的庄慕陵先生的题字,不知见到没有?他说：那就是先父!我这才明白把“庄”错听成“张”,这是庄先生的哲嗣来了。顿觉无比高兴,欢迎他来筑时下访寒舍。     

寻觅梅之芬芳

一部梅兰芳的电影也许挽救不了戏曲的衰势，但是它能让我切实感到戏曲的存在与传承，这已经足够了。我又想起了梅兰芳与许姬传在远东饭店里的那次对话，梅兰芳说：“我觉得我实在是一个平凡的人，没有什么可以称述的。在艺术上，我到今天还是一个努力学习的小学生……”我觉得我可以想象出梅兰芳说出此话时的表情，也能明白一点他走在美国街头时的心情了。     

自然而然大气象——品味赫舍里·慧勇先生及其书画艺术

前几日,我问刚刚写完字的慧勇先生．是什么促使你30年来．每日临池不辍？答曰：“酷爱”。回答得从容坚定．不假思索。我又问：“你的字在近8年来,为何有如此之巨变？”慧勇笑一笑说：“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由量变到质变吧!”其实还有一条他或许不好说——天赋也。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写字只有量变而无质变呢？天赋使然!     

张大千的风趣

有一次,在一个饭局上,张大千被安排在梅兰芳的旁边,尽管两人都是艺术界鼎鼎有名的大师,彼此也都神往已久,但由于是第一次见面,再加上一个是搞绘画艺术的,一个是搞表演艺术的,都显得有些拘束。为了打破沉闷的气氛,张大千微笑着对梅兰芳说:"梅先生,我们俩被安排在一起,实在是一个错误啊!"梅兰芳听后,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好奇地问:"张先生,这是为何呢?"张大千故作严肃地说:"因为你是君子,我是小人呀!"梅兰芳更加迷惑,虽然张大     

哏：幽默之城——天津

天津话哏,天津人哏,天津是幽默之城。一听到天津人说话,我就禁不住想乐。一位按年龄要叔叔的出租车司机迎着我说：“大哥,你去哪？”天津司机“大哥”、“大姐”喊得自然利落,倒是外地人初来乍到听着有些不习惯。与其说这是天津人的礼貌,不如说是天津人的幽默。他和我谈起过世的马三立,说马三立临走前还抖了一大包袱：“马三爷住在中医院,房间里满是送的鲜花、花篮,院长去看望他,出门时,马三爷说,‘您给我写一张纸条贴房门上’,院长问写啥“马三爷说‘代售花篮’。瞧瞧,他都那状况了还能抖包袱逗你玩,真哏。”     

瞿秋白是如何平反的

在“四人帮”被粉碎后,为了给父亲能早日昭雪,我开始走访父亲的老战友和许多老前辈,这一部分我是凭记忆按走访的前后记叙下来,可能会感到乱,但这是历史事实。我走访的第一位老前辈是陆定一同志。当时陆老刚被解放住医院,我去探视他,我问他：为什么我父亲被诬陷为叛徒？他对我讲了下述情况：大约1964年,他当宣传部长时,毛主席问他要我父亲写的《多余的话》。     

一身正气 两袖清风——纪念陈元方同志逝世十周年

书法班郭十博老师将他的获奖作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拿到班上让大家观摩,见我看得入神,随即将复制件送给我一份。我问他这个条幅是给谁写的,他说：“给共产党写的。”我听后感慨不已。是啊,共产党在很多中国人的心目中是个最圣洁的名字,共产党员个个都应该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典范。据我看来,这八个大字也是陈元方同志的真实写照。     

奚啸伯：空留一缕余香在人间

为写“奚啸伯往事”一文做资料准备的时候,我意外地发现：这个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名伶,在公开场合居然没有说过一句反党的话。我托在石家庄工作的朋友去查阅相关材料,得到的回答是——1957年河北省所有的报纸没有一篇关于奚啸伯鸣放期间的言论的报道,也没有批判他的文章。我又去问他的弟子、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得到的回答也是同样的——奚啸伯在1957年夏季没有反党言论。这岂不怪了。     

重印《中国交通史》题记

《中国交通史》,在我所写的著作中,是最早完成的一部。一九三六年初,我住在北京(那时叫作北平)西四牌楼粉子胡同的一个公寓里,以写文章换取稿费维持生计。在快到春节的前几天,顾颉刚先生来了。他打开皮包,取出一份《中国文化史丛书》的目录。他说,商务印书馆托他请人写书,问我能不能帮他写一部。我看看目录上的书名,没有一部书是我熟悉的。顾先生看我很为难,就说:“这个目录中有好些书根本没有人写过,写起来很不容易,但你还是试着写一部吧。”我想来想去,觉得《中国交通史》还可能好写一些,就答应了写这部书。顾先生又跟商务印书馆商量,同意我陆续交稿。我写完一篇就寄到商务印书馆在上海的编辑所。编辑所看过后,发到北京的京华印书馆排印,由我自己校阅,再由北京商务印馆送给我稿费,每千字五元,是当时稿费中最高的。大约经过七、八个月,全书完成。一九三七年一月在上海出版。一九三八年,日本中岛俊作译成日文。一九三九年三月,由东京生活社出版。     

人命案与《小二黑结婚》

1943年早春,赵树理因反“扫荡”来到山西辽县(现在叫左权县)一个小山村住下。一天上午,他正在房东家写调查材料,这时来了一个客人,问房东：“听说你家住有一位大名叫赵树理的先生。”房东说：“你问的是老赵吧?写字的那个人就是。”     

清华学人之五──蒋廷黻在清华历史系

综观蒋廷黻一生，执教12年，从政30年，在两方面均出手不凡，功绩赫赫。有一次，他的老友李济先生问他：“廷黻，照你看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还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他没有正面回答，反问道：“济之，现在到底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是的，我们没有办法回答到底是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黻的人多这样的问题。教书和从政，在蒋廷黻的生命史上是两段割不开的历程，他同样喜欢。1965年从台湾“驻美大使”任上退下时，他对记者说：“在清华大学教学时代，是我生活中最愉快的一段。那里的环境和设备…     

老舍先生自杀前后

文化大革命爆发时,老舍在北京市文联工作。老舍出事的前两天,北京市文联开会,老舍问茅盾先生：“明天的‘斗批改’大会你参加不参加?”茅盾先生没有作正面回答,只轻轻地向他摇了摇手。第二天(1966年8月23日编者注),老舍问我：“今天是红卫兵学生们‘帮助’我们文联搞‘斗批改’,你看我参加不参加?”我说：“没有通知你就不参加。”老舍接着     

汪曾祺与沈从文的师生情

著名作家汪曾祺在回顾自身的成长经历时,曾不无自豪地说：“沈先生很欣赏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而一代小说大家沈从文在向文艺界推荐这位学生的作品时,也总是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那么,在我国现当代文坛上相映生辉的这两颗双子星,究竟有着怎样的师生情谊呢？     

司机眼中的黎澍老人

记得黎澍先生去世多年后的一天,在一次聚会上我遇见了《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黄春生,他给了我一本《黎澍十年祭》。当时小黄对我说：“其实你也可以写一写黎老,你给他开了那么多年车,他的为人、思想,     

“闲差”三年

1988年6月,我由省委统战部副部长调任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调离省委统战部是意料之中的事,但让我这个时已年近花甲,且对修志一窍不通的人编纂地方志,当属情理之外了。一天．在街上遇见一位我昔日的同事,他奇怪地问：“怎么派了你个‘闲差’呢？”我笑着说：“这要问派我去的人。”     

梅兰芳入党

新中国成立后,受火热战斗生活的感染,梅兰芳萌生了向党靠拢的意愿。而梅兰芳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更直接的动因来自弟子程砚秋的入党。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周恩来、陈毅、周扬等党政领导和文艺界负责入就十分关心梅兰芳的入党问题。陈毅是做梅兰芳入党思想工作的第一人,他多次找梅兰芳谈话,周恩来更是积极表示愿意做梅兰芳的入党介绍人。当时,梅兰芳觉得自己刚刚从旧时代走进新时代,很多方面还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政治上更欠火候,因而他谦虚地说：“我们做演员的,生活有些散漫,我还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