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初探

1950年初,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在全国顺利发行,并于1956年兑本付息结束。由于解放初期的经济落后、物质生活水平低下,购买公债的人都及时兑回,公债实物被销毁,因意外原因未兑换的实物只是凤毛麟角。现就相关情况作一介绍,供读者特别是收藏爱好者参考。     

聂天德亨达利钟表行三十年

武汉亨达利钟表行是中华老字号,总行设在上海.武汉亨达利钟表行于1910年经总行承认为联号.1917年由陈文生经营.     

聂天德在亨达利钟表行三十年

武汉亨达利钟表行是中华老字号,总行设在上海。武汉亨达利钟表行于1910年经总行承认为联号。1917年由陈生经营。     

一笔尚未清算的战债——抗战时期日本及其傀儡政权在中国发行公债之残留

第二次中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军为了支付战争经费,支撑伪政权的财政而在中国沦陷区发行了大量的公债。这些公债有日元公债,是由日本政府当时在日本发行,而后又在中国的沦陷区内进行强制推销的;也有的是日本的一些机构或民间组织、企业在中国发行的日元公债;但更多的是日本指使伪政权发行的各种公债。所有这些公债大多是在抗日战争后期,即日本国内财政困难之时发行的,期限长,标榜利率高。这些公债发行后不久战争就结束了。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的变迁,日本在那个时代发行的公债仅以日元计值的竟然还有约26亿元残留在中国。     

抗战时期革命根据地公债述论

抗战时期,各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为筹措抗日经费、开展经济建设和赈灾救灾发行了20余种公债,对巩固抗日根据地、发展抗日根据地的经济与财政、坚持持久抗战起了重要作用。抗日根据地发行的公债具有新民主主义的性质和战时公债的一些特点:第一,从公债面额的货币单位看,有14种公债是以法币作为面额单位的,除此之外的8种则以各抗日根据地发行的货币和银元作为公债面额单位。第二,各抗日根据地发行的公债,绝大部分是由根据地各阶层群众认购的。公债的发行方式大都采取政治动员的方式进行,因此公债按债券面额十足发行,没有任何折扣,而且公债的利率比较低,甚至有的是无息发行。第三,在各抗日根据地发行的公债中还有少数是实物公债,在抗战后期法币迅速贬值的情况下,起了保护持券人利益的作用。第四,从根据地公债的偿还来看,各抗日民主政府采取了极为认真负责的态度,大都已清偿完毕。总之,抗日根据地发行的公债具有种类较多,名称不一,公债面额、单位各异,用途、利率、偿还期限等也各不相同的特点。这种差异性较大的特点,能较好地因时、因地制宜地解决各根据地所面临的财政困难。     

孔祥熙关于1937-1939年财政实况的密报(下)

四、内外债务概况抗战以前,国库收支历感不敷,均恃债款以资挹注,加以从前积欠,内外债赔款为数已巨,故截至二十六年六月底止,合新旧内外债赔款所欠本金,已达二十七万四千余万元。抗战迄今二十二个月间,为调度库款,弥补亏短计,复陆续发行短期库券,救国公债、国防公债、金公债、赈济公债、建设公债、军需公债等,约共二十四万余万元。除向国内外商民募集现款一部分外,其余均暂由国内银行抵押借垫。至建设公债及军需公债经中央核定,各发     

珍稀的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券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稳定经济秩序,解决财政困难,中央人民政府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发行了公债,即1950年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此次发行的公债有壹分、拾分、壹佰分、伍佰分四种面额,1951-1955年分5次付息。华北军区烈士陵园收藏有一件面额为壹分的公债全息券,本文对此公债券及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发行背景、过程、历史作用等进行了概述。     

从粤海关档案看清末广东省两次公债发行

本文以粤海关档案为基础,从发行办法、公债观念、还款担保和影响因素等方面对广东省1894年息借商款和1905年广东公债的情况进行了翔实的考察,修正了一些不准确的数字,深化了对晚清公债问题的认识.这两次公债发行的整体设计较为合理,粤海关的承办工作也大体透明,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公债发行中留难勒索的弊端.两次发行公债,完成的借款数额不同,不宜以借款的用途(军费开支和地方实业)作为判断公债优劣的前提条件.实际借款数额的多寡,主要取决于认购人对政府还款担保的信心--即关税收入能否作为还款担保.庚子后列强掠夺关税收入,清政府关税自主权进一步丧失,还款担保信用低,是1905年广东公债发行失败的根本原因.     

关于民国元年伍佰元军需公债票

辛亥革命发生不久,1912年元月一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标志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由于形势的需要,元月八日经南京参议院议决,孙中山临时大总统批准,针对国内外,发行一种“中华民国军需公债”。由于该公债为中华民国成立后发行的第一种公债,又系孙中山亲自批准,因此深受公债收藏的重视和喜爱。     

战债——浙江省博物馆藏日本公债的研究

浙江省博物馆收藏有多张日本在19世纪30至40年代在其国内发行,后到中国销售的公债。作为日本对华经济侵略的一种隐性手段,日本在华发行的公债给中国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经济损失。本文试对浙博馆藏的日本公债的票样形式、内容、特点加以解读,阐述日本公债在华发行方式,揭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欠下的又一笔不容抵赖的战争之债。     

日本对华经济战中被忽视的一面——日本在华公债政策研究(1931-1945)

在沦陷区发行公债,隐性劫掠中国资财,是日本侵华战争期间(1931-1945)实行对华经济战、以逞其"以战养战"战略企图的一个重要工具.日本在华公债政策随战局的变化而变化,大致经过了有限度发行--扩大发行--无限度滥发三个阶段.发行中,所有公债种类均有发行,表现出公债发行与伪币发行"有机"结合、发行的强制性和发行的欺诈性等特点.日本在华公债政策不仅给中国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经济损失,而且给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埋下了严重隐患.     

财经站

银行一词最早见于意大利语“BAN—CO”,意为椅子,因为过去在意大利的港口城市,货币兑换商是坐在这种长凳子上为来来往往的商人进行钱币兑换的。英语将这个词转化为“BANK”,原意为储钱柜。在中国,由于以“银”为通用货币,经商的店铺又称“行”,故译为“银行”。     

近代公益机构的融资模式创新——海河工程局的公债发行

海河工程局在1898—1948年50年间成功发行九支公债,是近代公益性机构融资模式的创新,尘封的外文档案揭示了这一鲜为人知的制度遗产。关税作为海河工程局的主要经费来源与债券担保,赋予了其公债特殊的属性、功能与特点。公债融资本质上是将未来税收变现,为重大疏浚工程的迅速提前完成提供资金支持。工程的实施便利了通航、扩大了进出口贸易且关税亦随之增加,从而增强了公债信用,降低了发行风险,使得轮船公司与洋商不仅愿意接受公债摊派与认购,而且主动提议增加新的海关附加税,以便启动更多的疏浚与破冰工程。由此形成公债融资、关税加征、航道改善之间以及促进贸易的良性循环,各利益相关方随之受益。     

安徽省地方经济建设公债发行概况

1959年,中央政府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经济建设公债条例》,停止发行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改由地方发行。安徽省人民委员会随即相应颁发《安徽省1959年地方经济建设公债暂行办法》。此后,为筹集本省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资金,加速地方工、农业生产建设,省人民委员会先后发行了1959、1960、1961年安徽省地方经济建设公债。     

1954～1958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述论

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是解放初期继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后,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发行的第二次国内公债。从1954年至1958年连续发行5年,尽管发行规模较小,没有流通性,占国家预算收入比重不大,但它在国民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的条件下,为顺利完成一五计划提供了部分资金保障。全国各阶级阶层都为公债的顺利发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体现了全国上下对新政权的高度认同和爱国热忱。     

"八一三"时期的上海银行公会

“八一三”沪战爆发,上海银行公会先制订同业暂行办法4条,供国民政府财政部参酌制订战时安定金融法规;随后组织上海银行业遵行《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及补充办法,并对社会各界的反应做出应对。为上海转入战时金融体制做出诸多积极努力。同时,上海银行公会还为限制外汇供应采取一些措施。为支援抗战,曾组织会员行、下属组织及银行业同人认购救国公债,为抗敌筹措经费。另外,还为会员行8月份公债交割与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及国民政府财政部屡次进行交涉,并最终获得解决。上海银行公会为“八一三”时期沪市转入战时金融体制及稳定金融做出重大贡献。     

北洋军阀政府的公债

公债即国家举借的债,它是国家以信用方式吸收资金的一种形式,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近代中国的公债发行,自清朝末期始至国民党政府崩溃止,公债滥发成灾,成为反动军阀、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搜刮掠夺的重要方法之一。本文仅就北洋军阀政府的公债发行及其影响作一概述。北洋军阀政府是建立在军事统治基础上的,对内加紧掠夺人民,对外积极投靠帝国主义,致使国家愈发民穷财尽。北洋军阀政府的财政是破落户的财政,其主要财政收入,即关,盐两税的绝大部分     

川陕省苏维埃工农银行在江油

一、工农银行到江油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是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红军取得节节胜利的1933年12月4日成立的。总行初设通江县城,是中共川陕省委、苏维埃政府领导下的金融机构,其职责是负责制定苏维埃政府的金融政策,印制和发行苏维埃货币,促进货币流通,发展苏区经济,保障红军供给。总行行长由中共川陕省委委员、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部长郑义斋兼任,行长以下设立秘书、财经科、保管科、运输连、警卫连等,负责总行各方面的工作。总行下辖石印局、造币厂、各县分行等分支机构。在川陕省苏区凡是全部或大部分解放的县均设工银行…     

中国钱币博物馆主题浮雕的诞生

正"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机关大精简,人民银行和财政部合为一部。"文革"结束后,行、部分家,人民银行原行址已作它用,银行竟"无枝可依"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陈慕华,主持确定了新的行址(即今复兴门总行大楼),并且同时决定,将新行址大楼地下一层全部用作钱币博物馆展厅。1990年,新总行大楼即将竣工,5月,成立了中国钱币博物馆筹备委员会,年底,大厦落成,总行各部门陆续向新大楼搬     

民国时期的江苏省公债初探

民国时期,江苏战争频发,水灾时生,省政府为弥补军政费用不足、筹措公用设施建设费用,发行了大量公债.这些公债多以银行抵押借款的方式获取,折扣大,对当时江苏的财政经济影响巨大.同时.也为当今地方公债的发行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历史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