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方志见证基层法制建设历程--以广东新修方志为例

与历代志书相比,新志书将政法作为独立门类加以记述,这是方志体例一大创新,也是对传统方志体例的重大突破,是一项开拓性工作。新志书重点记述了公安、检察、审判和司法行政等法制建设发展情况。但新方志对法制建设历程的记述普遍存在过于简单化、表面化的问题,因此续修新志书时,应充分总结新中国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探究新中国法制发展的深层原因。     

方志与灾荒史研究——以山西方志为例

灾荒史研究作为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因此,灾荒史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传统中国社会的重要视角。作为地方史书的方志,保存了大量类型各异的灾荒史料,为我们研究灾荒史提供了极大便利。本文以山西府州县志为例,探讨了灾荒对经济、民众生活的影响,以及官民在灾荒中的救助行为,进而对灾荒与信仰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最终得出方志在灾荒史研究中不仅是资料提供者,更是研究"指导者"的结论。     

新方志记述姓氏浅析——以粤东新方志为例

姓氏与家族渊源有着直接的关系,可以看作是中国宗族血统关系的特种徽号。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上讲,姓氏是研究中华民族的源头、迁徙、流变,研究民族分化、融合的重要依据之一,是进行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因此,对姓氏资料的收集、保存、整理、甄别与发掘利用,很有文化价值。     

因袭与调整:晚期方志中的分野叙述——以山东方志为例

本文梳理了明清以来的山东方志分野,总结了山东方志中各县分野分布,并进一步考察了其叙述方式与理论背景。本文认为,传统分野理论自身本存在矛盾,且关注对象为较大的行政区划。多数地方志编纂者并非盲目因袭经典或官方文献,而是有自发的思考与书写。在这种背景中,方志分野叙述既有对分野理论本身的怀疑,也有刻意地调整与弥合。如将之置于思想史的背景中理解,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分野理论的传承脉络及其在思想史与地理学史中的内涵。     

试论民国方志的过渡价值——以民国《南康县志》第二编为例

新方志相对清代以前的方志,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个变化当中,民国方志发挥了重要的过渡作用,具体表现为记述内容的大幅度调整、记述形式的探索创新和思想方法的重要变化。这种过渡是方志变革的实践和探索,是方志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反映了民国方志在方志发展中的应有地位。     

略论如何继承旧方志的地理记述——以福州市新旧方志为例

福州市有着悠久的方志编纂历史,旧方志不应只是作为历史文献被检索查询,更应该在持续编纂的福州市新方志中发挥作用。通过对福州市的9部旧方志、6部新方志中地理记述进行对比、分析,发现新旧志书中地理记载在篇幅、详略、体例、文法、细节上的不同,进而剖析造成不同的原因所在,推究在机制、思路、人力、资料、环境等方面的根由,建立问题模型。尝试通过以学习旧方志有效经验与新时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结合地域特点和时代要求找到繁荣方志文化的切入点,回应方志文献使用推广中遇到的难题。     

隐藏的世界:方志插图的多维讨论——以清康乾时期方志为例

清康乾时期,在经济发展程度、文化繁荣程度、方志书写传统合力作用下,方志插图呈现出西少东多、北少南多的地域分布特征。根据创制时的视角,方志插图可归纳为俯视型、仰视型、平视+俯视型、平视+仰视型、平视+仰视+俯视型五种,其接受效果则有平面性、立体化之别。方志插图作为不同于文字的可视化史料,具有形象直观、浓缩概括、图文互证三大优势。方志插图与文字的关系有依附、互文、独立三种,衡量的四条标准是种类丰富、层次分明、画技精巧、图文共生。对康乾时期方志插图的多维解读,发掘其背后隐藏的奥秘,正可见其在方志修纂史上的独特之处。     

清代东北方志序论思想价值略论

方志不仅有史料价值,还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集中体现在小序、按语、论赞等之中。清朝统治者通过东北方志的修纂来表明其正统地位,论证其治统即政权合法性和统治合理性;宣扬其道统,即儒家文化认同和强化道德教化。此外,还凸显"满洲根本"的政治原则,实质仍包含在"大一统"思想之中。随着清末社会大变革,传统经世思想中注入救亡图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东北方志序论也包含丰富的革新思想,如针砭时弊、世界视野与进化史观、振兴实业、抵御外侮、重视教育等。系统阐述清代东北方志序论的思想价值,展现出时代变革影响下方志编纂思想的变化。     

方志成为明清人物文献资料宝库的原因--以明人崔恭资料为例

章以方志记载明人崔恭资料为例,说明方志成为了明清人物献资料的宝库,并指出4点原因：方志所记多是当地人或在当地生活过的外地人,使方志的撰写在收集资料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方志的体例使之便于容纳多方面的丰富资料;明清时期,不仅朝廷重视,而且地方官从便于施政的需要也极为重视修志;全国及各省、府、州、县相互间体例相类,互相沟通,转引十分方便。     

新编地方志的当代史研究价值述论——以北京市新编方志为例

随着新编地方志的规模效应日益凸显,开发利用将是地方志工作的重要方向,其为当代史研究服务的功能必将日益得到强化。北京市的修志实践表明,新编地方志的记述对象、时限与当代史的研究对象、时限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并具有体量庞大、资料丰富和记述准确等特点,能从资料提供、厘清史实、开阔思路、事件评价和记述方法等方面,为当代史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利用价值。     

浅析中国古代方志中的地图

中国的地图与方志之间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无论在方志的前身地记、图经中作为主导地位的地图,还是在定型后的方志中作为组成部分的地图,它都是方志文献中不可或缺的成分.因此,研究方志中地图的情况既是对地图研究的需要,也是对方志研究的需要.而方志文献是诸多文献中数量众多、信息涵盖面广泛、资料特征独特的重要文献形式,因此,对地图的研究不可缺少对方志中地图的研究.     

张元济与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出版

张元济是我国近代很有影响的出版家、目录版本学家和校勘学家.他在编辑出版历史文化典籍,弘扬传播民族文明成果方面所做出的不朽贡献,已经为世人所屡屡称道.而其在收集、整理与编辑出版地方文献工作中所付出的艰辛努力,虽曾有人涉及,但却很少专门的论述.本文据<张元济书札>、<张元济诗文>、<张元济日记>、<校史笔记>、<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张元济年谱>及相关的研究论著,就有关问题进行系统而简要的论述.     

民国时期家谱中所见私立教育资料

族学是中国近现代一种非常重要的民间教育形式,而家谱和族谱作为家族活动内容的集中反映,对族学教育的原则、制度、规模、过程及结果,都有比较全面的记载.     

南社与民国方志建设

近代名学团体南社在民国时期的方志建设上贡献表现在：从积极鼓吹到全身心地投入,到现代方志编纂上的开拓创新,都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其借鉴之处有两点：求真务实的“治志”之风;灵活高效的工作机制。     

试论民国时期广东家谱的编修特点

家谱作为家族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二十世纪初就已开始受到新思潮的冲击,但家谱的编修并未因此停止.民国时期家谱的编修仍不绝如缕,广东地区的修谱活动就十分活跃.骆伟先生编著的《岭南族谱撷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收录了海内外各主要公藏单位所藏岭南籍姓氏谱牒2332种,179姓,其中民国时期的谱牒有近700种,约119姓.     

我国古代寺院藏书简论

一、寺院藏书的历史 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藏书的兴起阶段.汉地佛教在西汉哀帝元年(公元前2年)传入中国,《浮屠经》是第一部成文的汉译佛经.东汉明帝永平十一年(68),汉明帝在洛阳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佛教寺院藏书便随即产生.     

民国时期云南怒江地区的三部方志

民国时期云南怒江地区的《纂修云南上帕沿边志》、《泸水志》、《征集菖蒲桶沿边志》,填补了该地区历史上方志编纂的空白。这三部方志有明显的爱国倾向,边疆民族特点突出,在体例方法上也卓有成就,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民国名人笔下的南京大屠杀

本文重点从民国名人的日记、书信、回忆录等史料之中,搜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记录,以资证明在大屠杀发生后不久,中国朝野上下就已经通过各种途径知道了这场骇人听闻的暴行.从蒋介石到前线士官、从文学家到记者,对南京大屠杀都有真实的记录,其后10年间,更有一批相关出版物不断问世,并在社会上传播开来.这些史料不仅有力地批驳了日本右派的谬论,而且从一个新的角度上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增添了史证.     

试析上古时期的历史记忆与历史记载

上古时期口耳相传的历史记忆是后世历史记载的源头.在相关的历史记载中还可以看到其某些影子.出现于早期历史记忆中的"人"多为"英雄"或"圣人",而非普通的人.逐渐剥落掉神的身影,而呈现出真正的"人"面貌,已经是野蛮与文明之际的事情.但是即使在这个时期,人--神之间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历史记忆是古代文明出现上升的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