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汪精卫夫妇的接触

1942年11月,我担任汪伪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的主任委员。“中央党部组织部”部长是陈春圃。1943年2月左右,上午8时40分,陈春圃约我各乘自备汽车,到南京颐和路34号汪精卫私邸,晋见汪精卫。陈春圃是汪私邸的贵宾,经过“侍从室”     

刘少奇同志在安泽

记得是1942年10月初,太岳军区参谋长毕占云突然来找我,开口说道: “老尚,交给你个任务干不干?” “您这位大参谋长要指挥千军万马,我一个小小百姓能不服从。”我说。 “那可不一样,”他说,“正因为你是百姓,就可以不听命令。” “您哪一回的命令我没听从?”我问。     

蔡衡武先生轶事

没有黄齐生就没有王若飞,这是人们已经认识到了的一个历史事实。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假如没有蔡衡武,既没有黄齐生,也没有王若飞。关于这一点,还是看看黄齐生、王若飞本人的说法吧。黄齐生在1940年写的《题蔡君衡武小影》中说：“余之得摆脱奴隶的学徒生涯,君之力促’。王若飞1942年在延安写的《自传》中,深情地将蔡衡武称为“最爱我的教师”。蔡衡武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名岳,伤武是号。祖籍江西,祖辈移居贵州,先在黄平县重安江生活,后到贵阳定居。其父蔡逊堂在今大十字附近开了一家商号名蔡衡泰,经营绸缎业。1896年至1898年,维…     

阎日勾结的联络点——僧念村

有人言及,阎锡山与日本人1940年暗送秋波,1942年紧密勾结,劣迹斑斑.从我儿时亲目所睹一桩事,可证实我的家乡汾西县僧念村,是阎日勾结的联络点之一.1942年我11岁,上小学二年级.记得在三四月的一个傍晚,传说次日有“大太君”来.碉堡上的日本人下来不少,每人手持一棍棒,强制村民洒清水,扫街道.一个日本兵闯进我家,我父亲和哥哥还挨了打,被赶上了街.气氛很不寻常.     

远征印缅见闻

参军我叫刘金海,1924年生于郑州西乡。1942年中原大旱,庄稼歉收。我离乡背井,随着饥民沿陇海线去陕西逃荒。1942年夏,我在陕西眉县街头看见路边有个招兵站,桌子边的官长问我:"小伙子,想当兵吗?""不想!爷爷说过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     

对陈独秀接受朱家骅赠款事释疑

今年《中共党史研究》第2期,载左双文《国民党对晚年陈独秀的资助与陈独秀的态度》一文,我是相信作者的材料和考证的。作者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查得档案五件,均注有“密”字,系有关国民党官方以朱家骅个人名义,在1940年、41、42年三年向陈独秀分别赠款一千元、五千元、八千元,并有陈独秀1942年1月29日致朱家骅信,表示“以后如再下赐,弟决不敢受,特此预陈,敬希原谅。”1942年1月一次赠款八千元,有陈布雷致朱家骅信(档案一件),是陈布雷“呈奉谕示”即经蒋介石批准的。1942年重庆物价已大涨,此八千元已不可与抗日战争爆发前,即1937年上半年时的物价同日而语了。     

奴化教育亲受记

我自幼生长在东北辽宁省辽阳市,从童年起就被迫接受日本的奴化教育。我于1936年2月进人伪满奉天市（即沈阳市）大东“国民学校”读书,1940年升人城东“国民优级学校”读书,1942年考入南满中学堂读书。现将一些亲历写下来,以警后人。     

我当北大“工农兵学员”班主任

我“掺沙子”到北大 记得是在1970年的初秋,我在江西余江县的人民大学“五七”干校临时出差,去那里做清队、整党工作。忽接调令,要我去北京大学报到,参与教学试点工作。     

敌后地下交通队

敌后地下交通队——同蒲支队是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于1942年冬组建的,任务是建立从太行区至吕梁区通往延安的地下交通线。从1942年冬至抗战结束,同蒲支队先后护送我军团以上干部千余人平安通过敌占区,为此,受到党中央的多次表扬和嘉奖。     

我曾作为妇女代表参加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

会议期间的“意外收获” 我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期间,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找到了丢失的儿子。1942年在广东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工作的时候,由于机关遭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我的儿子还不到两岁,     

我的革命征程

我1918年出生，1936年参加革命，1942年入党，如今已是耄耋之年，但仍有“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之志。尤其是面对政治昌明、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的太平盛世，仍想在有生之年，能再为社会、为国家尽一点心，出一份力。现在我把自己几十年的经历写下来，希望有益于后人。     

我在天津东亚毛纺厂四十年见闻

前言 1942年．我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经济系。年底进入当时的天津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东亚毛纺厂的前身）。当时我在统计部任职员,半年后调入工友人事组（相当于现在的劳资科）,负责计算工资。我历经沦陷时期、国民党时期。直至解放。1952年“五反”后。我被提升为人事工资科科长。文革期间下放劳动。     

1965年江西“四清”琐忆

<正>1965年我25岁,大学毕业后参军才三年多。这年7月至次年2月,我随中国人民公安部队政治部组队去江西上饶市铅山县鹅湖镇参加“四清”。年初毛主席主持制订的“四清”工作文件“二十三条”已公布,运动进入了新阶段。中央办公厅与公安部队联合组队1965年6月底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干部要下乡参加“四清”,由中办副主任汪东兴（1916-2015）带队。毛主席让女儿李讷随队下乡锻炼。汪东兴是江西弋阳人,     

关于左权将军牺牲地址的回忆

关于左权将军殉难地址的问题,根据历史事实,我以当时是八路军总部警卫连政治指导员的身份,于1942年5月25日下午,在辽县(左权县)境内之“十字岭”垭口,目睹左参谋长牺牲后的情景,特回忆如下:     

科学大师的心路历程——读《杨振宁文集》

“假如今天曾先生问我,你觉得你这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我会说,我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中国人改变了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我想我在科学工作的成就帮助中国人的自信心增加了,这个恐怕是我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杨振宁教授于1995年1月28日接受香港电台记者采访时的谈话。杨振宁于1922年生于安徽合肥。他出生时父亲正在安庆的中学任教,安庆当时被称为怀宁,父亲为他取名“振宁”,“振”为杨家辈名,“宁”即怀宁之意。1942年杨振宁在     

一个侵华日本兵的见闻漫画

1942年,是全困军民八年抗战中最为艰苦的一年。这年5月1日至7月初,侵华日军在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的指挥下,调集5万余兵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五一”大扫荡,使我敌后抗日军民遭受了严重损失,但“这是达到胜利必经的困难”（《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518页）。     

风雪上坪

1950年12月,隆冬季节。一天早晨．我在土改工作队队部(广东省土改工作团龙川分团)接受了一个任务：分配到龙川县北部与江西接壤的上坪乡工作。行前,土改工作队长王国祥(增城县副县长)同志亲切地对我说：“上坪乡是龙川县的最北边缘山区．毗邻江西,情况复杂,有土匪常活动于龙川与江西边境之间,那里是全县最后一批的土改地区．目前开展     

我跟毛主席发的一次火

1981年,“文革”后落实政策,那是我住进木樨地24号楼前不久,中央办公厅代主任兼中央党校副校长冯文彬特地登门拜访。他刚一进门就向我抱拳拱手,说:“老涂啊,50年前我错了,你有意见对我说,不要怪毛主席。”50年前,指的是1931年,当时我刚到江西苏区加入     

回忆母亲与林佳楣的交往

我母亲叫陆廉贞。我很小的时候,母亲曾多次提到林佳楣阿姨。1942年我母亲在上海同德医学院（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读医时．和李先念主席夫人林佳楣是同班同学。当时林阿姨是地下工作者,解放前夕,她突然离开了学校,两人的联系中断了几年。     

“五七战士”生活散记

大约在1969年12月初,我与我的同事们离开北京前往江西,成为一名光荣的“五七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