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平君玺考

武平君玺考王人聪罗福颐先生主编的《秦汉南北朝官印徵存》（以下简称《徵存》）著录有一印,印文曰“武平君玺,此印原为郭承勋《古铜印选》著录,印的质地、钮式均不详。《徵存》的编者将此印列为该书卷二《汉初期官印·（一）四字格印》中的第一方。编者在卷二开首有一...     

所谓“夏虚都”三璽与夏都问题

《光明日报》1978年2月10日《文物与考古》发表了史树青先生《从“夏虚都”三玺谈夏朝的都城》一文,夏都与夏虚都是历史地理上非常重要的问题,史先生的意见是值得重视和研究的,但是史先生所谈“夏虚都”三玺,不论印的年代,地理与印文考释都存在一些问题,谨抒管见,试论如下:     

古玺封泥考释两则

三晋古玺“左武萃□长”中“萃”下应是“■”字,该印是当时负责管理兵车的负责人所用之印。《中国封泥大系》收有一方战国古玺“成陵市玺”,“市”下应还有一“出”字,该印当是成陵的官市长官所用之印,用以钤盖在运出市场的货物上,作为一种征税的凭证,货物在出门关时可以免税通过。     

“传国玉玺”去哪儿了

玺始出于周,到了秦朝才有玺和印之分,皇帝用的印叫玺,而臣民所用只能称为印.汉蔡邕《独断》云:“玺者,印也;印者,信也.”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后,将和氏璧琢为玉玺,命丞相李斯在其上篆“受命於天,既寿永昌”八个虫鸟字,由玉工孙寿刻到上面,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宣称只有皇帝印才可称玺,奉为天命的象征,又独以玉作为历代帝王相传之印玺,所以叫传国玉玺,又称传国玺.     

“下匡取水“古玺浅释

不久前山东省枣庄市博物馆收藏了一方铜质古玺（见图）,坛形鼻钮,素面,体形扁薄,长、宽各２．８、边厚０．４、通高１．５厘米。印面铸文曰：“下匡取水”,４字极其完整。 “下匡取水”,玺原来也曾有发现,见于著录的有：①罗福颐《古玺编》（４０６１号）隶作“下水取”,“”字未释。②徐文镜《古籀编》,隶为“下水匡字未释。此处,石志廉《战国七玺考》（见《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１９７９年１期）一文中,还提及上海博物馆藏有一方,然未作考证。罗福颐认为‘下水”二字为复姓,作人名用印。我认为玺文第二字“”应释作“匡”,…     

“广陵王玺”金印 东汉 南京博物院藏

1981年2月出土于江苏省邗江县甘泉山贵族墓。纯金铸成,制作精美。印面呈方形,上立龟钮,印面阴刻篆文“广陵王玺”四字,在龟背上铸有六角形图案的龟背纹,金印重122.87克,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枚汉代诸侯王金印,与《后汉书·舆服志》中太子与诸王用龟钮金印的记载相符。据考证,此印为东汉光武帝刘秀第九子刘荆所属。(万新华)“广陵王玺”金印 东汉 南京博物院藏@万新华     

有关广西的汉代官印

在我国，使用玺印的历史己有三千多年。秦代以前，无论官印、私印，都称为“鉨”，即“玺”。秦统一中国后，加强中央集权，建立了一系列制度，规定只有皇帝的印才能称“玺”，其他人的印只能称“印”。到汉代，这种制度有所放宽，诸侯王、王太后的印也可以称“玺”，年薪二千石以上的官吏的印则称“章”，其他人的印还是称“印”。后来也有合起来称为“印章”的。     

楚玺两考

一、“高之”考古玺印有“高?之玺”(《古玺汇编》第23页0132),马国权先生曾据此玺白文有边、文字粗放等特点,推定为楚国官玺。我们认为,玺文府字作“?”,之字“?”,都是楚文字的通常写法;高字作“?”与楚王?感鼎铭乔字所从高旁相同;“?”下从贝作“?”亦为楚文字所仅见。因此,断此玺为战国楚物是可信的。     

楚官玺杂识

该玺与《玺汇》0002“邯(弋)易(阳)君铄”风格酷似,“弋阳”属楚境,“娠坪”无疑亦应属楚境。《玺汇》对该玺之隶定十分可信,其中“娠坪”应读“长平”。战国时代地名中有两个“长平”：     

战国玺印中的“虞”和“衡鹿”

一、虞燕“左吴”玺著录于陈汉第《伏庐藏印》2·1,又见于罗福颐先生主编的《古玺汇编》(198年)171·1650,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此玺玺面长2.9cm、宽1cm,阳文(附图1)。《伏庐》收录的钤本较清晰,但玺面无边框。从《玺汇》看,原玺或许有边框。玺文第二字旧不识,罗福颐先生主编的《古玺文编》(1981年)     

方介堪先生篆刻艺术评析

本文论述篆刻艺术家方介堪先生的艺术成就，并重点从鸟虫书印和印学著述两方面加以评析。     

古玺印菁华释地三则

古官玺中涉及的地名颇多,其研究对古文字、古地理及古玺分域研究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本文从玺文的形体分析角度出发,对《古玺印菁华》收集的三方官玺予以考证,提出一些新的观点。     

明代钦差考

钦差作为由皇帝钦命特遣的官员,在明代国家管理事务中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存在形态,这导致了现有研究中对其缺乏整体、专门的关注,在零散的使用中也往往比较随意,出现许多细节性错误。文章通过对明代钦差的详细考证,认为:钦差称谓出现于元代,而在明洪武时期的官方文书中已较多使用;钦差的选派也要经过官僚体系的运作,是皇帝与官员共同合作的结果;其派遣区域以皇帝为中心,既包括地方,也包括京城;其身份凭证除了敕书之外,有的也有关防,甚或印信;明代钦差并非都是钦差大臣,也包括低级官员、宦官及固定差遣者。     

汉阳陵出土封泥考

汉景帝阳陵近年出土1000余枚封泥,这些封泥虽然大多数残缺不全,并且大量的印文相同,但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封泥出土地点分别为帝陵陵园外藏坑[1]、罗经石遗址、东区陪葬墓、阳陵邑遗址,其中阳陵邑遗址出土数量最多,     

隋无名氏《出师颂》

本文抄录了法书《出师颂》原文,认看了作品之题跋、鉴藏印记,梳理了历代关于《出师颂》的著录,指出《出师颂》原有宣和、绍兴二本,并在按语中对其进行了简要考证。     

皇家名分的确认与再确认——清宫至伪满皇宫收藏钱选《观鹅图》始末

清宫的书画收藏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考察艺术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特殊的窗口。大量珍贵的前代书画作品从民间进入清代宫廷,并在乾隆朝形成鼎盛局面。成为宋徽宗以来又一个皇家艺术收藏的高峰。这不仅是封建集权制度的产物,同时也是满汉文化融合的结果。自清王朝覆亡至满洲国出笼,逊帝溥仪及其小朝廷在北京、天津及长春的一系列复辟和称帝活动中从未放弃对清宫旧藏的关注与重视,将之作为象征皇家名分的主要标志之一。本文以1746年到1940年代元代钱选《羲之观鹅图》(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美术馆)的收藏过程为脉络,通过考察画卷上诸多收藏印鉴和题跋来认识清宫绘画收藏的兴衰转折及其历史意义。在近200年的皇家收藏史中,特别是在清皇室20世纪所经历的变故中,这一画卷成为不可多得的历史见证。其奇特的收藏始末,深刻地向世人揭示了中国和世界政治、经济及文化史中的一段精彩画面。     

鲜于枢过目书画及所用印鉴

元初以杭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是当时遗民与文人聚集之地,同时也是当时一大书画中心,鲜于枢置身其中,在增益自己收藏的同时,也饱览了当时大藏家周密、王芝、乔篑成、郭天锡、赵孟頫等人的收藏。作者通过梳理、罗列鲜于枢过目书画及所用印鉴,尝试考察其鉴藏趣味及书学思想,并对相关问题加以考辨。     

河南博物院藏明清时期的印章

本文对河南博物院收藏明清时期的印章加以论述考证,概括它们各时期的特点等。     

尺牍小考

本篇从宋人笔记、现存法帖中考证出尺牍的别称为“剳(札)子”,并述其由来与变化。     

A REDISCOVERED LOST SEAL FROM GEZER

Abstract

A carnelian pebble stamp seal excavated by Macalister at Gezer and believed lost, and a seal kept today in the Bible Lands Museum in Jerusalem, are one and the same. A cast of the original kept by the Palestine Exploration Fund in London proves to be identical to the seal in Jerusalem. The unique iconography of the seal showing a man in a cultic gesture in front of a griffin, as well as its stylistic details, show it to be an Assyrianized product of the late eighth or seventh century bc, possibly of local produ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