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唐間的晉史編纂——由唐修《晉書》的回溯

本文關注唐修《晉書》文本背後反映的不同種類文獻間的交流,希望跳出四部分類法設定的框架,思考中古時期歷史編纂與史部文獻的發展脈絡。考察唐修《晉書》以前的舊晉史的情況,《晉中興書》的家族傳編排受到郡書家傳的影響,而東晉的國史列傳則應有編年記事的史源。這意味着從《晉中興書》到臧榮緒《晉書》的晉史文本系統本來與東晉官修史關係疏離,處於邊緣,但後來卻由唐修《晉書》發揚光大,匯爲一流。     

走馬樓簡牘公文書中諸曹性質的判定——重論長沙吴簡所屬官府級别

走馬樓三國吴簡的發現帶動了漢晉史研究,但有關簡牘的性質、歸屬官府級别、埋藏原因等基礎問題,迄今未能得到完滿解答。這很大程度受制於吴簡整理進度,已刊資料多爲簿書;隨着竹木牘的清理,我們發現其中包含公文書,多由諸曹製作與運行,是釐定行政級别的關鍵資料。本文對涉及諸曹的公文簡牘進行分類,逐一討論"草刺"、"叩頭死罪白"、"君教"等文書中"曹"的性質與級别;以人名爲線索,對草刺文書中的諸曹掾史進行集成,對照同姓名者在簿書、公文中的身份記載,判定諸曹的級别爲縣級;在回應吴簡所屬官府級别的諸種爭議之後,得出其爲臨湘侯國檔案羣的判斷。本文的工作方法,期待爲長沙市中心出土其他批次簡牘性質的研究提供借鑑。     

遼世宗朝史事考

遼世宗耶律兀欲在位不足五年,本文對世宗其人、繼位始末、天祿間遼漢周關係及其遇弒作了考辨。以往學界論及世宗朝史事,一般只關注兩點:其一,認爲世宗繼位及遇弒都是契丹傳統可汗世選的反映;其二,認爲世宗遇弒的直接原因是諸酋反對南征,因而將世宗、穆宗皇位之更迭視爲契丹由進取中原轉向草原本位的標誌。本文對這兩個成說都有所質疑,指出世宗繼位與世選無關,天祿間的動蕩以至世宗遇弒,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得國不正的直接後果。而所謂世宗死於南征的說法,是中原士人的附會,不能得到遼朝文獻的支持。     

《漢書·卜式傳》“雅行”解

<正>《卜式傳》:"今天下不幸有事,郡縣諸侯未有奮繇直道者也。齊相雅行躬耕,隨牧蓄番,輒分昆弟,更造,不爲利惑。日者北邊有興,上書助官。往年西河歲惡,率齊人入粟。今又首奮,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矣。"臣瓚曰:"雅,素也。言卜式躬耕於野,不要名利。"晉灼曰:"雅,正也。"師古曰:"晉說是也。言其行雅正,又躬耕也。"王先謙補注:"余謂瓚說是。"施丁《漢書新注》、王繼     

四“袁劉”

清趙翼《陔餘叢考》卷三九"六李杜、二袁劉、二鮑謝、四蘇李、三李郭、兩元白"條謂:齊高祖《九錫文》前云:"袁、劉搆逆,實繁有徒。"此袁、劉謂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也。後云:"袁、劉攜貳,成此亂階。"此袁、劉謂袁粲、劉彦第也。是宋、齊間有兩袁劉,皆忠於宋而被害於齊者。     

高宗、武則天並稱“二聖”問題申論

唐高宗時代,高宗與武則天並稱"二聖",傳世史書都如是記載。筆者曾經撰文認爲,"二聖"之稱是宮內之稱,屬於家禮範圍,所謂上奏公文皆如是的記載沒有直接證據,而石刻史料提供的皆是皇帝、皇后或者天皇、天后之稱。但依然有人不同意。所以本文再次申論,解釋新的資料,並提供武則天上表高宗的事證,以明並稱之說與所行制度的矛盾,是不能成立的。     

“以鏡照鏡”與“夢中說夢”

錢鍾書斥道光時金谿李元復所撰《常談叢録》爲"村學究猥陋之書",出語不稍假借,然獨賞其"以鏡照鏡"之說,並取以談藝。錢氏推究此語出於釋典,後道家襲之,其引《化書·道化》第一云:"以一鏡照形,以餘鏡照影,鏡鏡相照,影影相傳;是形也、與影無殊,是影也、與形無異。"《談藝録》頁371並與西方神秘家言排比論列。陳寅恪賞俗語"夢中說夢",並踵香山之後以之入詩。其語源頭在《莊子》,其云:"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     

唐高宗、武則天政局與大明宫的重建與塑造

大明宫初建於唐太宗貞觀年間(627—649),重建於唐高宗龍朔年間(661—663)。大明宫重建背後的主導力量實爲高、武時期政局的演變,尤其是武則天政治力量的增長。爲了更好地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武則天重修大明宫時並未將東宫作爲附屬建築規劃在内,從而使天子與儲君的居所産生了空間上的分離,導致唐王朝最高權力體系呈現分裂狀態。"新建宫殿不建東宫"這一傳統雖爲唐玄宗修建興慶宫時延續,但作爲補救措施,唐玄宗要求太子"不居於東宫,但居於乘輿所幸之别院"。"太子不居於東宫"這一傳統則爲玄宗以後諸帝繼承。由此言之,高、武時期大明宫的建築規劃體制對唐王朝的影響可謂深遠。     

大遼本非契丹國號說

契丹君主耶律德光滅後晉所建號之"大遼",本非契丹國號,實係漢地新朝、國中之國。德光北歸後,中原旋即易主,"大遼"名存實亡,方施於燕雲十六州,成爲契丹專用於漢地的國號。     

諸葛亮論

一、话葛亮与蜀漢建國諸葛亮的父親、从父曾做过郡丞、太守一類的地方官吏,他的胞兄諸葛瑾也曾游学洛陽,学習儒家經典,可見諸葛亮是出身於讀書仕宦的地主家庭;不过郡丞、太守都不是怎样高的官職,並且連諸葛亮的父親以前的几代,史書上也沒有做过官的記載,可知諸葛氏不是顯赫的世家大族,諸葛亮从十四歲左右的時候,就离開琅邪陽都(今山东沂水縣)老家,随从父到荆州避难,定居於隆中以后,住的是“草廬”,並且“躬耕隴畝”,所謂“躬耕職畝”,虽然不能看做是親自下田耕种,但却可以說明他沒有拥有很多的土地与僮客,因此我们說諸葛亮系出身於中小地主階級,是不会有什么错誤的。当諸葛亮在隆中定居的時候,農民起义的浪潮     

《四庫總目提要》訂正

京氏易傳三卷漢京房撰,吴陸績注。……今惟《易傳》存。考《漢志》作十一篇,《文獻通考》作四卷,均與此本不同。……《通考》所謂四卷者,以晁、陳二家書目考之,蓋以《雜占條例》一卷合於《易傳》三卷,共爲四卷,亦不足疑。惟晁氏以《易傳》爲即《錯卦》,《雜占條例》爲即《逆刺占災異》,則未免臆斷無據耳。顧案:此"晁氏",清館臣以爲即撰《郡齋讀書志》之晁公武。考《郡齋讀書志》,此條見諸衢本。然據《玉海》卷五《漢京房易傳》,所謂"《易傳》爲即《錯卦》,《雜占條例》爲即《逆刺占災異》"之說,乃出自晁説之,見《景迂生集》卷一八《記京房易傳後》。故《玉海》卷五實作"晁説之曰",《文獻通考》卷一     

中古中國賓禮的構造及其演進——從《政和五禮新儀》的賓禮制定談起

從《周禮》的記載到帝制時代的禮制實踐,賓禮的構成伸縮不定,致使其內涵難以清楚界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政和五禮新儀》賓禮調整的依據,提示了從"不臣"和"不純臣"的權力角度來探析賓禮實質的可能性。鑑於"不純臣"的諸侯、"不臣"的二王後和夷狄與賓禮演變關係密切,本文分別從郡國、二王三恪和周邊政權的角度來探討賓禮的外延、內涵,並指出中國古代賓禮的內涵大致穩定,只不過在不同的歷史情境下,賓禮的具體對象不同而已。     

“文史之學”的現代迥響——《政教存續與文教轉型》讀後

<正>一陸胤新著《政教存續與文教轉型——近代學術史上的張之洞學人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出版以來,已引起一些關注與討論。①尤被人稱道的是書中呈現的溝通文史的努力與成績。楊國强先生序其書,謂由文字"受到打動的"是著者"出自中國文學專業而沉潛於晚清史事,並在後生一輩裏少見地能够進     

《後漢書》“干欲”解

《後漢書·皇后紀上·明德馬皇后》:"每於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毗補,而未嘗以家私干。(欲)〔故〕寵敬日隆,始終無衰。""(欲)〔故〕寵敬日隆",中華書局點校本校勘記云:"據殿本、集解本改。按:《集解》引惠棟說,謂‘故’舊本作‘欲’,李氏改作‘故’。"從王先謙《後漢書集解》可知,"故"原本作"欲",自李賢改作"故"後,後人沿襲至今。今按,     

試釋“非駿勿駕,非爵勿轰■”兼論“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北大竹書《周訓》札記之三

本文披露了北京大學藏竹書《周訓》中的一個片段,事涉晉文公入曹後"夷其宗廟",得到一個金匱,其中有書云"非駿勿駕,非爵勿■"。隨後晉文公與咎犯對此語進行了討論。本文對"非駿勿駕,非爵勿■"加以考釋,並將"非爵勿■"與《易·中孚》中的"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相聯繫,進而對"羈縻"理念與早期君臣關係作出了若干推論。     

隋唐丁中制探源——從敦煌吐魯番出土户籍文書切入

正史中首次明確記載的丁中制是西晉武帝平吴後＂户調之式＂的＂丁中老小＂劃分,而最爲完整的＂黄小中丁老＂之制,傳統認爲形成於隋朝。據傳世史書的記載,我們只能了解丁中制發展中的幾個關鍵點,而借助敦煌吐魯番新舊出土的户籍類文書,即可發現晉以降的丁中制在十六國、北朝等不同時段的發展脈絡。西晉制度向隋唐演進之主流,在北朝而不在南朝...     

書籍的政治史——以《晉公卿禮秩故事》、《晉百官表注》爲中心

本文以傅暢《晉公卿禮秩故事》與荀綽《晉百官表注》爲線索,觀察兩晉之際書籍與政治的交叉互動。傅暢、荀綽是被吸收進石趙政權的中原高門,他們撰寫《故事》、《表注》的目的是爲石趙政權的制度建設提供指導。石趙崩潰,引發了自北而南的人、物流動,兩書與其他一些文物典章進入建康朝廷,成爲東晉中後期制度與文化發展的助力。既爲"故事",又爲"史實",兩書展現了制度書寫所具有的雙重性質。永嘉之後的書籍聚散,以及背後的社會、文化變遷,應被置於更宏大的政治進程中繼續審視。     

“貴尹”求義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中,有一段簡文引起了諸多學者的爭議。對於簡文的句讀和釋讀,學者們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後有學者根據傳世文獻中"豎刁"自宫和"易牙"食子對舉的有關記載,提出這段簡文可能涉及"豎刁"自殘一事。本文搜羅各家之說,並贊成簡文内容與"豎刁"自宫有關的說法;在此基礎之上,提出自己的句讀和釋讀。本文運用上古音韻學的知識將"貴尹"讀為"■朘",即"去勢",亦即中國古代割去男子生殖器之宫刑。本文聯繫"貴尹"的訓釋,將郭店簡中的"■"字理解為戰國時期指青年男子生殖器的專用名詞,後被淘汰。     

“傳奇”文體名義的因應

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傳奇"一詞先後被賦於三種文體意義:唐人小說、元人雜劇、明清的文人南戲。而它們在當時皆有各自被普遍接受的通用名稱,分別是傳記(或"雜傳記")、雜劇、南戲,所以,以"傳奇"賦名之,相對於那時的通用稱名來說即屬於"改稱"。對於同一種文體來說,"傳奇"稱名與當時的通用稱名所基於的立場和觀念是不同的。而對於這三種文體來說,它們被賦名"傳奇",所基於的觀念和立場,所着眼的文體屬性和價值是前後相承、密切關聯的。在此過程中,"傳奇"一詞在文體歸類意義上被注入了兩個重要的內涵:一是强調這三種文體的文學屬性,二是彰顯與通用稱名所蘊含的觀念的對立。     

《大學》“彼爲善之”解

《大學》最後一段文字如下: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朱熹《大學章句》說:"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表明他注《大學》時沒有搞懂這句話。宋人史繩祖《學齋佔畢》卷一《〈中庸〉〈大學〉言‘小人’各有闕文一字》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