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贵阳情结

离开故乡贵阳旅居香港,已是整整二十年了。二十年来,星移斗转,我对贵阳的思念却是与日俱增。贵阳和香港虽然相隔万水千山,可我和贵阳之间,却有着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感情,贵阳永远在我心中。 我的父亲孙序九先生,原是上海的一位工商界人士。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和母亲从大上海撤离向西转移。一路上颠沛流     

1945，我在贵阳第一个放鞭炮

1924年,我出生在上海,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上海淞沪会战之后,母亲带着我开始逃难,因为一路上的颠沛流离,母亲终究没能完成这段特殊的旅程。于是,我默默地告别母亲,只身一人来到了贵阳,那时候,我还是个14岁的毛头小子。 当年逃难时,我还有个姐姐因为成了家而留在上海,直到抗战胜利,我们才恢复了联系。姐姐告诉我,我们的老家在宁波,那是一个我只去过两次的地方。     

我见过的最完美的女人

我父亲15岁时投身革命,经族叔王任叔(巴人)介绍结识了王伯伯(王元化先生)。他长我父亲四岁多,当时是上海地下党党员,文章也写得好,我父亲视他为兄长和朋友。父亲后来赴苏北参加新四军,全国解放后转业回到上海,我们家和王伯伯家开始频频走动。     

高自约与《耻躬堂残稿》

高自约，名昌隆，是贵阳大坝子高家自江西吉安迁入贵阳后的第15世孙，高廷瑶的玄孙。1906年旧历7月出生于贵阳。自幼进私塾读书，14岁考入贵阳模范中学。1926年就读于上海国民大学。后赴法国留学，因故折返，未能终其行。从1927年起，曾先后就职于漳州禁烟处、汕头警备司令部政治处、广州第八路总指挥政治部。1932年，在上海市政府秘书处任科员。1937年，任广东省民政厅秘书。     

贺绿汀胞兄进京告“御状”

我的父亲贺培真《原名贺果》,曾于“文革”中为我叔叔贺绿汀等人的冤案进京告“御状”,引起毛泽东的关注,因为毛的直接干预,叔叔才得以从上海“四人帮”余党魔掌脱险回家与我父亲重逢。父亲于1913年由家乡湖南邵阳考入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四师”后并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直到1918年毕业,与毛泽东同班达五年之久,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之后数十年的革命风雨中,父亲与毛泽东虽不在一起,却是经常互相惦念、关心着对方的安危。全国解放后,父亲奉调贵阳任市教育局局长,与毛泽东恢复了通信,父亲一生珍藏着毛泽东于1951年12月5日…     

黔之医怪王聘贤

王聘贤,人称“黔之医怪”,与家父是多年至交。父亲庹俊生从医,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在贵阳大十字黑羊井开了“生生药房”,王聘贤先生一直是生生药房坐堂医生和顾问。日机“二·四”轰炸,药店毁于火海,家道遂衰落破产,父亲也沉疴不起,几年后便去世了。父亲去世后,母亲毛瑞霞在艰难中起步重建药房。此时,虽多人重金相聘王聘贤,但均遭回绝。王说:我与俊生至交,他家几遭变故,艰难重重,此时,我如果被钱打瞎了眼,背信弃义而去,作为人,何曾有点心肝啊!王聘贤,名国士,生于1897年,贵州兴义人。少时曾在贵阳就读于南明中学,1917年由黄济生先生率领赴日留…     

革命志士谌志笃

正谌志笃(1896—1971年),号石僧,生于贵州织金。11岁随父亲到贵阳,就读于贵阳私立南明中学,1916年考入天津工业专科学校。1918年与周恩来、邓颖超等共同建立了传播进步思想的学生组织——"觉悟社",是该组织的骨干。1919年"五四运动"中,谌志笃是天津学生联合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在赴北京向段祺瑞政府请愿时,他咬破右手食指,写下"学生作事,纯本天良,不为势迫,不为利诱"的血书。后又被选为京津"学生联合     

王若飞自传

我于一八九六年生于贵州安顺城内一个地主家庭中。亲祖母早死。只在五岁前,我是九十多岁的曾祖父最宠爱的小孩。自曾祖父死后,庶祖母即将我父亲逐出(她偏爱其亲生的伯叔)。我母被留作磨房推磨与厨下烧饭工作,而我与妹妹则成了祖母伯叔每天拳打脚踢的东西。七岁时才被齐生舅父接到贵阳(连同母妹一块)。我父亲当时流浪各地,自己衣食都照顾不过来,所以我童年时代,完全是在舅父家中养活长大的。我舅父家庭也很清贫,完全靠教书过活。他创办达德学校,我即在该校读书(这个学校现在已有三十七年历史,有学生一两     

回忆我的父亲高庄教授

我的父亲高庄教授于 １９８６年４月 １２日去 世,走完了他８１年的坎坷人生。他青年时期投身革命,解放初期参加了国徽的塑造。此后他因敢于直言而身陷困境,被劳改３０余年。他那平凡而又传奇的经历,成了流淌在我心中一首难忘的歌。 父亲带我投奔解放区 １９４６年秋,父亲应徐悲鸿先生之邀,赴北平国立艺专执教。那时我才６岁,母亲早在生我的时候去世,我是在江西保育院中度过了幼儿时期。父亲路经江西把我领回,从此,我们俩开始了共同的生活。１９４７年５月末,北平爆发了“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进步师生举行了大…     

老贵阳的餐馆

正题中老贵阳,指的是上世纪50至70年代的贵阳。我生于此长于此,对当时的贵阳还有印象。在那个物质生活条件相当匮乏的年代,人们对"吃"特别在乎,作为少年儿童的我,自然对"吃"的印象较其他方面深刻。50年代,学龄前的我没有条件去认识餐馆,只依稀记得曾在家长带领下,到一个大饭店参加某位长辈的婚宴,这可是我人生第一次进餐厅,贵阳话叫"开洋荤"。我记得饭店内有个大水池,养着不少大鱼,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几斤重的活鱼。稍懂事后问父亲,才知道这是贵阳有名的贵阳饭店(位于喷水池)。至今还在,只是面目全非了。     

我的成长之路

我于1946年在武昌出生,父亲是台湾人,母亲是小学教师.1948年父亲回老家台湾彰化探亲.从此,他与我们天各一方,一别就是40年,直到1987年才得以回大陆探亲.40岁的我才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父亲.     

我的父亲母亲

照片上这对夫妻是我的父亲母亲。1956年,订婚达8年之久的父亲母亲在上海结婚。母亲逝世19年后的2004年,76岁的父亲在弥留之际将珍藏了近50年的结婚照郑重地交给我大哥保存。大哥请人将照片翻拍,让我们五姊妹每人拥有一张。     

我的父亲母亲

照片上这对夫妻是我的父亲母亲。1956年,订婚达8年之久的父亲母亲在上海结婚。母亲逝世19年后的2004年,76岁的父亲在弥留之际将珍藏了近50年的结婚照郑重地交给我大哥保存。大哥请人将照片翻拍,让我们五姊妹每人拥有一张。     

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丁达三于2000年10月10日12时40分在贵阳逝世,享年94岁。今年农历11月10日是父亲百年寿辰,谨以此文对他老人家表示永久的纪念。父亲去世的头一年,即1999年的6月20日,老人家写了一首短诗“:九四年华瞬息过,一事无成愧疚多。有时学写隶书字,大体相似喜心窝。”父亲把这首自嘲短诗写在宣纸上,并邮寄给我。“一事无成愧疚多”,这是父亲的心里话、真话。他觉得自己一生无所作为,虚度年华,愧对桑梓,愧对子孙。我担心老人家这种心态,有碍他的健康。趁父亲93岁寿辰之际,我撰写了一副对联,并请我的老同学、父亲生前极为赞赏的书法家戴明贤书写…     

听康有为先生谈书法

1926年夏,我赴北京求学。未动身前,父亲和母舅一再嘱咐,要我途经上海时,一定去看他们的老友上海的龙积之和杭州的汪千仞。因为他们二人与我母舅是同科举人,汪千仞先生又和我母舅、父亲一同在广雅书院求学,交谊甚密。但自民国以后,他们始终没有再会面。所以借我此行,代表怀念之意。因此,我到上海之后,首先去拜访了龙积之先生,接着又到杭州拜访汪千仞先生。出乎意料的是竟以     

建国前夕的田汉

抗战胜利后,我父亲田汉偕继母安娥在1946年5月由重庆回到阔别将近10年的上海。这里是他自1922年从日本回国后,创办“南国社”、“南国艺术学院”,致力于革命戏剧运动的场所,直至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后才离开,因此上海也可以说是他的第二故乡。 他在抵达上海的当晚即去黄金大戏院看     

二姑丈来汉会亲记事

1990年12月,我意外地收到台湾二姑丈的来信,并得知他近期来武汉会亲的消息,我顿时有了说不出的喜悦.我父亲是台湾台南县人,1943年他22岁时离家赴日本谋生.1953年他和我母亲带着我们4个儿女,从日本回到了祖国大陆,定居武汉.听父亲讲,我祖父36岁时就因病去世,祖母身体很好.父亲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三个妹妹,一个弟弟.父亲离开台湾时,他的哥哥、姐姐和两个妹妹都已结婚.1974年父亲在武汉病逝.     

怀念我的父亲滕功成

我的父亲滕功成,是一位早期的共产党人。1919年五四运动后,有志之士纷纷面向世界,寻求救国之道,其中的一条道路就是"留法勤工俭学"。到了1920年勤工俭学运动达到高潮,许多青年从各地云集北京,然后转辗到上海雇船赴法国,我父亲也在其中。这年十月中旬,从天津北洋军阀的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周恩来也由北京法华教育会介绍来沪候船赴法。那时船票很难买到,他们等待了很长时间。在此     

父亲教我学世界语

经贵阳市民政局批准,贵阳市世界语协会成立了,可喜可贺。这不由让我想起几十年前的往事：1952年,我父亲毛国琦在贵阳师范学院任教,他除了教授英语外,还给学生讲授世界语,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父亲已经从贵州大学退休,住到了我在蔡家关的家,他经常与贵阳的世界语爱好者来往,其中有不少人是年轻人,他们还到我家里来进行交流、请教父亲有关世界语的一些问题,他总是热情耐心地给他们讲解,在一旁的我听了很感兴趣,我就问父亲什么叫世界语,是多久学习世界语的。     

陈之佛 丰子恺 巴金为我题词作画

<正>我父亲吴朗西(1904-1992),1934年任美术生活和漫画生活的编辑,1935年创立文化生活出版社。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文化生活出版社主任委员,新文艺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编辑室副主任等职。因此,我童年时代有缘与一些作家和画家及其子女有所交往。抗战期间,我家从上海迁至我父亲的老家重庆。胜利那年秋天,我满10岁,在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重庆大学附属小学上六年级。第二年即1946年,中央大学要迁回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