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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晋侯邦父及其名、字问题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随着山西北赵晋侯墓地的发掘及其一批重要晋侯铜器的出土,诸晋君的位次已有广泛讨论,其中64号墓主晋侯邦父,学者多定为穆侯弗生,意见已渐趋一致。64号墓与63号墓为夫妻异穴合葬,63号墓出有杨姞壶,或可明邦父夫人之称。准此,我们可在传世铜器中寻找邦父之器,并据以证得晋侯邦父的名、字及相关史实。吕大临《考古图》卷三载(?)盨1件(原误作寅簋),盖佚,器铭存全文的一半(图一、二): (上缺)又进退,(雨于)邦人正人师氏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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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爯父簋器铭“南申伯大宰仲爯父”之“伯”表示仲爯父的宗子身份,此处“伯”意即族长,与排行仲并不矛盾。周代“伯”具有族长、嫡长子两重含义,仲爯父簋铭表明,周代金文中称“伯”的宗子,其行第未必一定是嫡长,而行第不是“伯”的贵族,未必一定是小宗。嫡长子继承制是周代宗法的基础,在当时没有被严格执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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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2年 1 1月 ,河南平顶山市郊区阳岭上出土了一批西周铜器① ,其中 4件铜器上铸有铭文 ,铭文中均有“应史”二字 ,现介绍如下 :《应史鼎》铭曰 :“应史作旅鼎”。此器口微敛 ,卷沿 ,沿上有双立耳 ,斜垂腹 ,三柱足 ,口沿下饰以细云雷纹为地的回首夔龙纹。铭文以竖行铸在器壁内。 (图一 ,1 )《应史簋》铭曰 :“应史作旅簋”。此簋带盖 ,盖上有喇叭形握手 ,子母口 ,斜颈 ,鼓腹 ,圈足 ,盖和颈部饰条带状变形夔纹 ,圈足上有一周弦纹、两周细云雷纹。器内、盖内所铸铭文相同。 (图一 ,2 )《应史爵》铭曰 :“应史作父乙宝”。此器侈口 ,长流 ,…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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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出土的西周晚期仲爯父簋,其器、盖铭之间存在异文,一作“南申伯大宰仲爯父厥辞”,其余三件则作“仲爯父大宰南申厥辞”。通过语法结构的分析和对比可知,两种句式的主干成分是基本一致的,均为主谓结构的“南申厥辞”,意即“南重申了仲爯父的命辞”。据铭文所云,“南”的身份为“仲爯父”家宰,受后者之命作器祭祀二人的祖考。结合周代贵族家族的作器制度和祭祀通例来看,“仲爯父”与“南”当为同一宗族内部的亲属成员。其中,“仲爯父”身为宗子,对整个宗族的作器与祭祀活动拥有支配权,而“南”的宗法地位低于前者,所以要服事并听命于“仲爯父”。仲爯父簋铭文的重新释读与相关史实的钩沉,有助于考察“南申”名号之缘起及其与“西申”的关系问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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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宜候矢簋铭文关键字词的释读、对器物造型、相关历史人物、事件的分析论证,证明簋铭所记确为成王东征后,过封虞候矢为宜候事,而作器者宜候矢即为矢令诸器中的作册矢,周武克商后封于夏墟之仲雍曾孙虞仲,曾与武王后已姜,亦即王姜同朝辅佐周成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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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主父戈与王何立事戈考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殷周金文集成》(以下简称“《集成》”)第17册11364号著录一件战国赵“二年戈” ,原器曾为清末陈介祺(斋)旧藏 ,今不知下落。笔者见过该戈的两件全形原拓本(图一)[1],内部刻铭可释为 :“二年 ,(主)父攻(工)正明(?)我□ ,左工师邬许 ,马重丹所为。”胡部铸铭可释为 :“□奔。”(图二)从拓本看 ,戈阑侧加宽加厚 ,这种特征见于战国中晚期。铭文“我”字之上一字不能确释 ,其下一字仅余残画 ,铭末“所”下之字也有残损 ,但还可以看出应是“为”字。赵国题铭常在铭末有“所为”二字[2],这是此戈国别当属赵国的证据之一。戈胡部的铭文可能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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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樊市博物馆所收藏的襄阳山湾铜器中,有一件有铭的铜鼎。关于鼎的形制、铭文,王少泉同志已撰文作了详细的介绍。此鼎盖、器皆有铭文二行六字,据王文所释,盖铭为:“邓尹侯之洉(池皿)”,器铭为“邓尹侯之”。杨权喜同志则释盖铭末二字为“浴(池皿)”,器铭末二字为“(鼎可)?(化鼎)”?.从所发表的铭文摹本看,盖铭中的“(池皿)”字当隶定为“(沱皿)”,其上一字释“浴”于字形无据;释:“洉”,形虽相近,亦不可通,此字应释为“沰”,为从水石声之字。春秋战国文字中,“石”或写作后,见《先秦货币文编》及《古玺文编》卷九;或写作,见《说文》“磬”字古文所从,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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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间对(弋卩)其卣三器之真伪问题每多聚讼。李棪斋先生《晚殷(弋卩)其卣三器考释》一文论之最详。而于三器之定名,李学勤及孙稚雏两先生均注意及六祀(弋卩)其卣之作器者为作册“”,故以为宜改称“隻子卣”,所论至为恰当。然一般学者已习惯(弋卩)其三卣之称谓。今后对三器之称名,不妨自我调整。 二祀及四祀(弋卩)其卣两器,除盖、器有“亚獏,父丁”对铭外,二祀卣外底另有铭文37字。四祀卣外底则有铭42字。铭文出现在器外底虽非绝无仅有,然确属鲜见。且两器亦经修补,故引起不少有关三器真伪之讨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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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3月,洛阳北窑西周贵族墓地M701出土康伯壶盖(M701:6)一件。这件铜壶盖形制厚重,铸造精美,顶为喇叭形捉手,下有较长的子口,沿饰昂首分尾凤纹带一圈,云雷纹地。器表黝黑发亮,满布粉绿透紫的锈斑。通高12.1、子口高4.8、捉手径8.7、口径11.2厘米,重0.96公斤(图一)。器内壁铸有铭文1行5字“康白(伯)乍(作)(?)壶”(图二)。“康白”为作器者,康是国族名,白同伯,是其爵称。“康白”亦见于康伯簋,现藏广东省博物馆。“(?)”,从陈梦家说,当为(?)字初文。《说文·(?)部》:“(?),芳草也……一曰(?),百草之华,远方(?)人所贡献芳草,合酿之以降神也。”故“(?)”当指以芳草之华酿造的美酒。这件壶铭的大意是:康伯铸作盛储美酒的铜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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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至县文化馆和楼观台文管所,近年先后征集到几件西周青铜器,现介绍如下。作宝簋通高18、腹围63厘米。兽形双耳有珥,带盖(图一)。簋的口沿和盖上均饰鸟纹,簋的腹内和盖内均有铭文"作宝簋"三字(图二)。亚父丁簋通高14、腹围60厘米。口沿外侈无盖,兽形双耳(图三)。簋的口沿饰鸟纹,腹内有铭文"亚父丁"三字(图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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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体智善斋旧藏"元年师兑簋"两件,《殷周金文集成》编号分别是4274、4275。通过比对字形,知4274之盖铭当为伪作。"三年师兑簋"本只有一件,归丁麟年,丁氏在未除锈前对器铭施拓,除锈后再施拓。罗振玉误以未除锈时之拓属另一器,《集成》将此之作为另一件三年师兑簋的拓片,编号4319。此二拓均有问题,权威金文著录书籍如《殷周金文集成》等当予存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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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盆地的申国见于仲爯父簋铭,因其地位于王畿以南,故以"南申"冠之,以别于留居陕北西土的本支"西申",至于信阳一带众多以申命名的地名,或与申亡后申人后裔徙居有关。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