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市”和“熊市”

在英国都铎王朝时期（1485-1603）,盛行一种叫做“斗牛”或“斗熊”的运动,人们把牛或熊拴在一个木桩上,观看它们与群狗搏斗,以此取乐。牛在攻击对手时往往都是往前冲,用角抵住对方,把对手抛高。而熊则相反,熊掌向下,或俯下身子去攻击对手。这两种动物攻击对手的方式,与股票走势类似,     

“对手”为何跟手有关系

“对手”有个近义词叫“对头”。“对头”好理解,头对着头当然就是像山羊一样抵架了,比如“死对头”。可是,“对手”为什么跟“手”有关系呢？原来,“对手”最初是指下围棋,下围棋又称“手谈”,用手交谈,故称“对手”。此语出自《旧唐书·宣宗纪》：“日本国王子入朝贡方物。王子善棋,帝令侍诏顾师言与之对手。”     

美国“水门事件”与中美关系

1972年11月7日，尼克松在美国大选中再度获胜，获得了47169841张选票，比他的民主党竞选对手麦戈文多了17500000张选票。这是美国历届选举中超过了对手最多的一次。这表明美国国内对尼克松执政4年的政绩，特别是其在外交方面取得的成就是满意的。然而正当     

美国“大规模报复”战略与中苏交恶

"大规模报复"战略是美国的第一项核战略。这一战略以核武器作为维持现状的手段,向美国的冷战对手发出信号,要么维持现状,要么进行毁灭性核战争。中苏两国由于各自所处环境和战略利益存在差异,决定了中苏对于美国"大规模报复"战略的认识不尽相同,认识上的分歧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政策选择。政策的差异引起了双方论争。这种论争背后体现的是双方国家利益的冲突,矛盾无法调和,最终成为中苏交恶的重要原因之一。     

说“雷”及雷神

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文字来自于现实中的事物,用实物解读文字是有效的方法。方辉《说"雷"及雷神》一文可谓以物解字的代表作。甲骨文中的■(申)字,先前的学者大多都认为是闪电的形状,并以此为基础考释相关文字。方辉:《说"雷"及雷神》认为所谓"■"(申),为雷公的侧视形象,由此推论甲骨文、金文中的"雷"字乃像雷公击鼓之形。雷公的原型为猴,而猴与申字相联。作者利用大量考古实物与文献资料相结合进行了缕析,将申、雷(公)、猴之间的联系,从商代卜辞到秦汉典籍、图像,一一罗列出来,做出了可信的分析和推论。在古代文献中,雷神的形象变化较多,鸟、猪、熊、龙等都曾作为雷神形象出现。但雷公为猴形的记载很多,民间流传也很广,《酉阳杂俎》描述雷神"忽骤风雨,有物堕如玃,两目睒睒。"《客中间集》也说"霹雳之中,亦有物焉,其形如猴而小,尖嘴肉翅,雷收声后,亦入蛰。山行之人,往往多于土穴中得之,谓之雷公"所以,将申、雷公与猴联系在一起十分可信。雷神在历史早期的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虽然随着宗教信仰和神灵系统的发展,雷神地位逐渐下降,但商周时期雷神地位依然十分重要。商周时期大量云雷纹,大家虽然相信其中含有宗教方面的意义,但都提不出具体的解释。如果方氏的结论成立,那么对于认识商周信仰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邻”“里”“街”“坊”

“乡”、“县”、“州”这些今天还在沿用的行政单位,在诞生之初与“家”的概念息息相关。古代统治者为了加强国家的统治,便于政令的实施,完善赋税的管理,把一定数量的“户”固定在一定范围的土地之内,     

“场”“类”“度”视域下“非遗”生产性保护的基本原则

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生产性保护既能保持非遗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又能提高其适应现代社会的活力,还能较好地解决非遗保护过程中"保护"和"发展"的平衡问题。对非遗的生产性保护,在宏观上,各地区要从"场""类""度"三方面综合考虑非遗生产性保护的基本原则;同时,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还应尊重非遗的"个性",在基本原则的指引下,面对特定对象制定合理的保护和发展对策。     

浅论“民族自治权”中的“自决”思想——“自治下自决权”的运用

文章认为:我国"民族自治权"中蕴含着民族"自决"思想,运用"自治下自决权"能更好解决我国民族问题,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     

邓小平“争论”和“不争论”思想研究

学术界、思想界对邓小平"争论"和"不争论"思想的认识存在绝对化、片面化,甚至庸俗化的倾向。邓小平"争论"和"不争论"思想长期并行不悖,各自有着特定的内涵和针对性,应对其作系统地、历史地解读。深化邓小平"争论"和"不争论"思想的理论研究非常重要,实践中正确运用和发展更为紧迫。     

“小国寡民”与“乌托邦”的大同世界之比较

两千多年前中国的老子提出了"小国寡民"的思想,15、16世纪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提出建立"乌托邦"社会的构想。不同的时代及地理环境下,两人本着同一个社会理想,以相似的生产生活方式,创造了两种大同世界。其最根本的区别就是老子的无阶级观与莫尔的"奴隶"阶级观。     

试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根本矛盾”、“基本矛盾”、“主要矛盾”

在分析人类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历史上的众多矛盾时,人们时常使用“根本矛盾”、“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等概念。但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和使用,却存在明显的歧异。1937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把贯穿整个近代的两大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称为“基本的矛盾”．把中日矛盾称为当时的“主要的矛盾”。这里,他对“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这两个概念是区别使用的。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这两个概念的用法却有了改变。     

论北伐战争时期的“铁军”与“钢军”

北伐战争时期有两支战功卓著的军队第四军与第七军。通过对他们"铁军"、"钢军"称号的获得,两支部队的主将领对北伐决策所起作用,北伐后两支部队的去向等问题的研究,使我们更能尊重历史,对这两支部队在北伐中的作用及贡献给予同等的重视。     

赵宋当朝盛世说之造就及其影响——宋朝“祖宗家法”与“嘉之治”新论

北宋中期,当其"祖宗家法"愈加显露弊端之时,以范仲淹、欧阳修、石介、李觏等人为代表的士大夫,把回向"三代"作为理想的政治目标,掀起了革新运动。其精神被王安石所继承。但是随着熙丰变法的失败,"祖宗家法"却更受推崇,并由此制造出堪与"三代"、贞观相媲美的当朝盛世说——"嘉之治",从而使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目标由推尊"三代"转向效法当朝。赵宋当朝盛世说由"祖宗家法"和"嘉之治"有机结合而成,并以"祖宗家法"为核心。此说被南宋所接受,束缚着南宋人的思想和行动,最终使南宋对盛世之追慕成为泡影。另外,赵宋当朝盛世说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后世对宋代之评价。     

韩非子“法”思想的渊源

把儒、墨、道、法和前期法家都作为韩非子"法"思想的渊源,是不稳妥的,韩非子"法"思想的渊源确定的应该有儒家和前期法家。他继承了儒家的人道实践原则,继续了荀子的思想转变,完善奠定且推行了其法治主张;继承和发展了荀子的后王主义、性恶论的思想;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的"法"思想。     

“山文化”与“黔灵山朝圣”

<正>世间文化,叙"天"、"地"、"人"耳。古今故事,说"天"、"地"、"人"之相互演绎。谈"地",当离不开山与水。而"山为地之胜",是故,"山文化"贯穿人类始终,源远流长。古今多少事,都在"谈山"中。斗转星移,乾坤互换,沧海桑田,世事变化。前人平川建都,今世无山不城。前人曰:"山高路远,山穷人贫";而今说"山青水     

“官话”连篇

如果把幸福二字拆开来看,就会发现“幸”字是“土”和“钱”的构成,“福”则包含“衣”、“口”、“田”,这样看来,幸福是指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家里的人丰衣足食,有房住、有田耕、有钱花。这是广州市长万庆良对“幸福”二字的新解。     

肯尼迪政府与蒋介石“反攻大陆”

在冷战背景下,肯尼迪政府对蒋介石"反攻大陆"行动采取模糊政策,始终把危机限制在可控制的范围内,保持海峡形势适度紧张;既使台湾始终依附于美国,又保持了对大陆的持续压力,同时也避免了卷入与苏联或中国的直接冲突。后来由于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美国政府逐步转向反对蒋介石"反攻大陆"的立场,蒋介石也不得不实际上修改了自己的政策。     

“四清”运动后期“二十三条”在山东曲阜的宣传与贯彻

1965年1月公布的"二十三条"是一个包含着许多"纠偏"条文而同时使"左"倾理论有了新发展的重要文件。"二十三条"在曲阜宣传与贯彻的过程中,文件中关于运动的性质特别是运动重点的规定,并未引起重视和关注,而文件中有关"纠偏"的一些具体政策却基本上都落实到位,从而使前一阶段运动中出现的"左"倾偏差有了较大程度的纠正。不过,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二十三条"毕竟没有也不可能跳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思想的窠臼,因此,依据该文件精神进行的纠"左"仍有相当的局限性。     

浅论孔子之“仁”

孔子的"仁学"诞生在"礼崩乐坏"的先秦时代。是时,各个军事集团相互征伐,先贤所作之"礼"彻底崩毁。在这种情况下,孔子站在维护本集团利益的角度提出了一整套关于"仁"的伦理规范,这套规范以"爱人"为核心,包含了忠、孝、节、义、恭、宽、信、敏、惠等诸多方面。孔子"仁学"的提出是与维护"礼"分不开的,在探索"仁"与"礼"的结合点这个过程中,孔子以"仁"释"礼",将外在的"礼"内化为世人内心的规范——"仁",这在是先秦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创造,对当时乃至今天仍有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中国近代“诗人”丘逢甲

丘逢甲在他的诗歌中能积极反映当时的现实生活和时代感情,梁启超曾经把丘逢甲称为晚清"诗界革命巨子"。当代著名的清诗专家钱仲联对丘逢甲在"诗界革命"中的作用也高度肯定。本文主要探讨丘逢甲诗歌的主要特征和他对推动"诗界革命"发展的作用及其在中国近代诗坛上作出的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