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技术创新的非正式制度和联系:经济地理学的视角

众多区域技术创新的研究案例表明,非正式的制度和联系是区域技术创新成功的重要因素。本文回顾了经济地理学在区域技术创新的非正式制度和联系方面研究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发现"创新环境"、"非贸易相互依赖"、"地方传言"和"企业衍生"等理论虽然提出并探讨了区域技术创新的非正式制度和联系的属性和特征,却对这种非正式制度和联系的形成原因和影响机制的分析相对较少,对其空间尺度的研究也过度集中于区域尺度。由于当前我国大多数区域内部企业之间的创新联系大部分仍以非正式联系为主,因此对于区域技术创新的非正式制度与联系的形成原因、影响机制及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的进一步研究,将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国经济史的空间与制度:宋元闽南个案的启示

本文从宋元闽南的研究案例出发 ,探讨中国经济史上空间与制度概念 ,说明两者在表述复杂的长期经济表现时 ,不仅具有相当的解释功能 ,而且可以带来不少启示。文章触及宋元闽南经济发展的模式和阶段 ,区域经济地理整合现象 ,国家政策与权力对经济的作用 ,正规的法律制度以及非正规的文化社会规范 ,对海外贸易交易成本可能产生的影响 ,以及这些影响对长期经济表现可能构成的正面作用等。     

西方选举地理学的研究进展

选举地理学是政治地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本文以Web of Science中选举地理学的学术论文为依据,借助科学计量工具,系统回顾了1982-2018年选举地理学的发展脉络,归纳了西方选举地理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式。研究表明：选举地理学主要包括投票地理、选举制度、选区划分、选票转化四个领域;与此相应,西方学界对选举地理的研究范式可归纳为空间分析、地理制图、政治经济学、后结构主义。展望未来,选举地理学在解释中国的地方政治、基层选举、社区自治,以及推动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科发展方面将值得期待。     

变革中的西方经济地理学:制度、文化、关系与尺度转向

1980年代以来,在社会科学日益走向多元化和"后现代主义"的背景下,西方经济地理学开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急剧变动时期,无论是研究的主要论题,还是研究的内容、理论和方法以及表述的方式与风格,均经历并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与上一世纪50-60年代的"计量和理论革命"和70- 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转向"相比,这次变革不仅发生在方法论和认识论层面,而且许多也发生在本体论层面,它使西方经济地理学的视角走向了高度的多样化和复杂化。本文在分析这次变革的起点:马克思主义转向及其批判的基础上,从制度转向、文化转向、关系转向、尺度转向4个相互交织的方面,系统勾勒了西方经济地理学理论视角变动的主线,讨论了这些视角变动的方向、成因、意义和局限性。     

国际背景与中国特色的经济地理学

近一、二十年来,以英美地理学家为主导的国际经济地理学界开始注重制度和社会文化因素对经济空间现象的影响。柔性专业化、网络与根植性、集聚与集群,区域管制等概念,频聚出现于国际主导地理刊物和国际会议讨论之中。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引进这些相关理论并结合中国实例作了一些可喜的探索。这种引进理论--中国实际研究--理论总结的研究模式,推动着上世纪中国经济地理学发展。但是,从中国特色的经济地理学角度考虑,还应该探索其他研究思路。中国经济地理学发展背景,有一些在世界十分独特,如最大的且近20多年经济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不相一致,体制变革、文化传统的特殊影响,人口与资源的尖锐矛盾,区域差异巨大,经济地理学在地理学中地位的特殊性等。根据这些背景,中国经济地理学需要冷静地审视国际学术动向和中国特色。立足中国实际,加强国际交流,凝练解释中国特殊经济地理现象的理论观点,逐渐培育国际经济地理学界中的中国流派。     

新常态下中国人文地理学空间探究的时代宿命

本文从社会发展与区域科学承担的使命关系出发,论述人文地理学创新侧当代供给的使命,称为新人文地理学。在论述发达国家后现代人文地理学使命的基础上,依据"民本"性的新人本主义公正思想,首次系统论述主流新人文地理学研究空间公正结构的价值思想、理念与理论指向及其内容;其次,借鉴发达国家建构新人文地理学与社会及其区域学科的融合机理,具体地论证该学科具有对空间建构的最终人本判识学理性及其指向;中国已进入社会公平与空间公正建构的时代,本文争鸣性倡导国内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必须从物质空间结构的景观功能研究转入到以提高人本价值生活质量的社会空间结构、行为空间结构与文化空间尊严结构的建构探讨方面。该方向不但是中国时代要求的使然,也是该学科对当代社会知识供给的宿命,同样也是与区域科学共同构建区域统筹发展与空间全面公正构建的学科融合宿命。在此基础上本文还首次提出社会与空间价值统一的"新区域经营理念"、"区域同步发展观"及其对应"空间体系价值统一规划"研究的新朝向。     

中国区域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历程、现状与展望

区域经济地理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属于地理科学体系中区域地理的重要部分和经济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区域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萌芽时期:从先秦到1909年德国工业经济学家Max Weber发表《工业区位论》为止,该时期主要探寻区域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规律;奠基时期:从1910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止,为区域经济地理学研究框架的形成阶段;形成时期: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止,该时期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区域经济地理学学科体系;成熟时期:1979年至今,为该学科在中国区域开发中的广泛实践阶段。在中国区域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过程中,陈才先生融合中外理论与经验用于中国实际,为中国本土区域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基础与学科体系的形成与完善作出了创造性的杰出贡献。在总结了区域经济地理学的理论现状、方法现状和应用现状之后,认为区域经济地理学的未来发展趋势主要集中在三个方向:区域经济地理学与新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不断交融交互发展;"三维目标空间"理论将成为区域经济地理学研究的一种认识论;低碳经济的发展将赋予区域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新内涵。     

西方现代劳动力地理学研究进展及对中国研究的意义

劳动力地理学研究有助于理解全球化背景下劳动力作为当前国际国内经济转型和产业区位的一个重要因素及其发生作用的内在机制,对指导劳动力市场调节、促进地方劳动力市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总结了国外劳动力地理学理论研究的起源,认为其理论演变经历了由新古典经济地理学区位理论,到马克思主义新经济地理理论,到近年来"文化、制度转向"的劳动力市场地理发展历程。介绍了近年来地方化劳动力市场地理理论和实证研究领域,及其对产业空间组织的影响等方面所取得的最新进展。在对当前的研究进行评述的基础上,指出不足和未来方向。与西方学术界相比,我国相关理论研究较为欠缺,尤其是文化、制度等因素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影响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     

区域海洋经济发展的结构性演进特征分析

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问题,是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核心命题。本文从区域视角,在海洋经济的实质及其区域经济特性分析的基础上,应用区域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基本理论,揭示了区域海洋经济的结构性特征及其演进的基本规律,以期为海洋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的制定提供依据。     

治理术与地理学:研究述评与展望

治理术作为福柯后期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已被广泛用于西方地理学的研究。本文在福柯的著作和西方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梳理了治理术的概念,归纳了西方地理学对治理术的主要应用。福柯的治理术主要包含治理技术和治理理性两个向度;治理术的分析框架以生命政治、计算和治理目的为支柱;与这一分析框架相对应,西方地理学对治理术的应用集中在以下三个话题:族群与生命政治,领土与计算,认知/空间合理性和城市管治。治理术的相关概念和方法在解释中国的单位制度和户口制度、阶级斗争和空间非均衡发展、分税制和城市规划及加强中国地理学的理论化和学术贡献上具有重要意义。     

旅游制度变迁:基于系统科学视角的研究范式与理论研究体系探讨

现阶段旅游制度相关研究成果一方面很难辨析旅游制度变迁理论及其个案论争,另一方面由于无法深入研究旅游制度变迁背后的运行机制及其规律性,从而无法形成理论研究体系与范式。有鉴于此,本文以系统科学、博弈论思想为指导,在明晰旅游制度及变迁涵义的基础上,尝试探究旅游制度变迁理论体系构建问题,其内容包括:①概念界定:将旅游制度界定为一个制度主体之间关系耦合的复杂系统;②研究范式:提出旅游制度变迁研究需摒弃新古典经济学所秉持的"完全理性、均衡、静态制度观",转向一种"有限理性、动态、演化的制度观";③理论研究体系:分析旅游制度变迁动力、变迁机制与规律,构建旅游制度变迁理论研究体系。     

制度变迁与中国城市的发展及空间结构的历史演变

我国的城市发展水平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偏离,说明对城市发展及其空间结构演变分析不能仅局限在物质经济领域,需要我们寻求影响城市发展及其空间结构变化的新因素一制度因素,把制度作为影响城市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的一个主要的变量,来对此加以解释。为此,本首先构建了“制度变迁一城市发展变化”的理论框架,然后用该理论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检验1949-1998年间制度变迁对城市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的影响。与西方国家的以市场经济为主要动力驱动型的城市发展模式不同,中国城市的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变迁而诱致的结果。但不同的制度对城市数量增长、组织体系及空间布局和对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作用力度又不尽相同。改革开放后,由于制度变迁带来的激励作用,中国城市获得了快速发展,城市空间结构快速变化。但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水平与相同发展条件下的世界城市化水平的差距却在拉大。而且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影响城市增长及空间结构的演变力量的因素越来越趋于分散化,制度变迁对城市发展所带来的激励作用正在弱化。为适应新世纪我国城市发展的战略目标,需要进行体制创新,为中国城市的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的演变提供新的制度支持。     

制度安排与区域经济绩效:比较独立后马来西亚和印尼经济绩效差异的制度原因

诺思教授认为制度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源泉。他将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工具引入新经济史的分析当中,构建了制度变迁理论,从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三个方面去分析国家和区域经济绩效之间的差异。本文将主要基于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并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的其他相关理论,来分析马来西亚和印尼经济绩效差异的制度原因。     

基于制度转型的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研究初探

199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的众多国家发生了重大制度转型,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转型引起了国际学者的广泛关注。城市空间结构是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空间投影,对其理解也必然要从制度转型的深刻层面去加以认识。文章系统回顾了西方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经历的城市形态研究、实证主义方法、政治经济学分析等过程,揭示出其基本走向是转向对深层制度性因素的关注。继而文章着重分析了中国制度转型的三个根本方面,并概要性地阐释了其对城市空间的影响,最后列举了相应的一些重要研究领域和基本方向。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学生化社区房屋租赁现象研究——以广州南亭村为例

本研究以广州大学城南亭村为例,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解释"学生化"社区的房屋租赁现象,以期填补国内对"学生化"社区房屋租赁现象的制度环境及其形成机制的研究不足。通过实地调研发现,由于城乡二元体制和城中村过度依赖村集体组织的管理模式,各级政府的正式制度安排没有得到充分的落实,正式制度的约束作用不显著。在与正式制度磨合的过程中,基于交易成本的考虑,对不同的正式制度,村民和房东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有接受、变通、规避、创新,促成了一些非正式制度,部分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相违背。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这些非正式制度成为南亭村房屋租赁市场发展的保障与动力,维护着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     

沈阳铁西工业区改造的制度与文化因素

沈阳铁西区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国内外著名的城市老工业区,1986年国务院批准为国家计划中唯一的区域性改造试点工程。但长期的技术改造为主策略并未使沈阳铁西工业区摆脱困境。2002年沈阳铁西区和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合署办公,为铁西工业区改造提供了新的制度动力。本文简要回顾了沈阳铁西区发展改造历程,重点分析了沈阳铁西工业区改造取得突破的制度和文化原因,讨论了"铁西模式"的内在逻辑和潜在问题及其对其它城市老工业区改造的启示。     

强制性制度变迁与明治维新的二元效应

日本19世纪进行的明治维新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使日本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幕府末期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日本社会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制度需求,这种需求使日本社会处于一种制度不均衡的状态,而明治维新提供了所需要的制度,实现了新的制度均衡,使日本走上富国强兵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是,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虽然使日本经济实现了跳跃式的发展,挤进了西方列强的行列,同时也在政治、经济制度中留下了不少封建因素,成为日后日本经济体制发展中的先天性缺陷。     

沉没成本、制度环境与企业出口地理动态

本文使用2002-2011年中国海关出口数据,探究成本视角下企业出口地理动态和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出口活动和邻近企业溢出均对企业在出口市场上的进入和退出存在显著双面性影响：企业出口活动不利于企业进入新市场,但利于企业继续留在国外已有市场中;邻近企业溢出为企业进入新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加快了企业从已有市场退出。本文还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和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地区,企业出口活动和邻近企业溢出发挥的“双面性”影响明显。这意味地方制度环境能影响中国企业出口地理动态,塑造了企业出口的动机和策略。     

区域旅游发展中政府合作的制度障碍及对策思考

在区域旅游业发展进程中,由于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地区利益分配矛盾以及现行行政管理体制等制度性因素的制约,导致地方政府之间合作的目标机制、运行机制和制度保障机制的不能适应区域旅游业发展的需要,从而造成了区域政府合作有名无实。基于以上原因,本文从分析行政区划、地方利益竞争及现行管理体制等方面入手,探讨了现阶段地方政府在共同发展区域旅游的合作中所存在的制度障碍,提出在地位平等、互信互利、政府主导和市场合作等原则的基础上,建构制度化的多层次组织机构以制定统一的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政策,建立区域旅游利益共享机制,重建地方政府竞争秩序以及完善政府合作原则等对策。     

公众参与和执政党政策的合法性

执政党依靠的是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来实现对社会的治理,执政党的政策能否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支持,直接影响到执政党自身的合法性。因此,执政党必然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强化其与民众的联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制度和机制的创新,特别是倡导和鼓励公众参与,使执政党政策的合法性途径更为多元,这不仅实质性地提高了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有效地降低了执政成本,也为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