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辞所见商代思想意识中的“柢”和“猷”

殷墟卜辞中有“柢”,相当于古代哲学思想中的“本根”。卜辞中有一些“王”字,不是指商王,而是指“王道”,文献中又称为“王极”。“王道”代表“公平正直”,卜辞中有一些“公”字,当解释为“公平”之意。殷墟卜辞中又有“猷”,与《尚书》、《诗经》中的“猷”同义,指先圣之道。     

卜辞所见“殷人尚右”观念考

古文献中有所谓“殷人尚右”一说,证之以殷墟甲骨卜辞,洵非虚语。卜辞中,军事武装编制往往以“右、中、左”为序,或先“右”后“左”而言;卜辞中“左”“右”二字并列的辞例,往往作“右左”而非“左右”,这与西周金文和文献中只称“左右”的情况迥异;卜辞反映的商代占卜制度,也多有以“右卜”为重为用的倾向;卜辞中有“右宗”一词,为隆重祭祀早期先公而祈求降雨的特殊宗庙,在商代宗庙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体现在商代官制中,卜辞隆重祭祀“右相”伊尹,其地位明显高于“左相”仲虺,“右尹”、“右保”、“右史”等官职屡见而左官杳然;卜辞中有“大学”、“右学”而不见“小学”与“左学”,也可证文献中大学称“右学”、小学称“左学”的贵右贱左观念等等。     

释 ——战国楚卜筮祭祷简中的沉祭

在战国天星观一号楚墓出土的竹简文中,有一“”字,它涉及中国古代祭祷中的沉祭,可与商甲骨卜辞以及周礼中有关记载相互印证。     

伊尹生地和躬耕地何在

伊尹生于空桑,何地人呢?历代以莘与空桑而来,众说纷纭,二千四百多年来一直是个难解之谜。当我们打开有关史籍,就会发现,伊尹的出生地和躬耕地有八种说法:一说商代方国,今山东曹县西北,“商有先,邳”。二说西周,在陕西邰阳县东南,“赞女维莘”。三说隋大业邑县置,今山东莘县。四说春秋卫地,今山东莘县东,“公使诸齐,使盗待诸莘”。五说春秋蔡地。“荆败蔡师于莘”。六说春秋虢地,今陕县东南,“有神降于莘”。七说春秋卫地,今邑县北,“晋侯登有莘之墟……晋师陈     

关于殷墟卜辞的肜祭

商周是前后相接的两个朝代。有关周代的礼仪制度在古代典籍中有详细的记载,商代礼制两千多年前的孔夫子即已慨叹其不足徵。从考古与文献资料我们知道商周制度多有继承,本文试图在以往有关殷墟甲骨卜辞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参照周代礼制的相关内容,对殷卜辞中商代周祭肜祭的仪节、仪法做一次较为系统的考察。卜辞肜祭是商王室的宗庙常祭,文中尝试论证了卜辞“肜夕”、“肜日”、“肜龠”都是肜祭的相关仪节,并与周礼所载天子、诸侯的宗庙时祭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去探求商代礼制的有关内容。鉴于以往学者对卜辞周祭三类五种祭祀内容的限定过于狭窄,本文尝试放宽相关卜辞的范围,凡与周祭有关的资料都依内容做出归纳,并讨论其在周祭中所处的位置,以期对商代祭礼的了解有所补益。     

释殷墟卜辞中的“卒”和“■”

殷墟甲骨文中常见写作■等形的字。一般学者把它们都释作“衣”。这些所谓“衣”字多见於祭祀和田猎卜辞。自王国维以来,学者们大都把祭祀卜辞中的“衣”读为“殷祭”之“殷”,认为是一种祭名(参看《甲骨文字集释》2721—2724页)。田猎卜辞中的“衣”郭沫若读为地名“殷”,以为指河南沁阳附近的古殷城(《卜辞通纂》635片考释, 《郭沫若全集·考古编2》496页),信从者也颇多。但是把祭祀卜辞中的“衣”读为“殷”,辞义多不可通。而且这     

试论花东子卜辞的“子”当为武丁之子

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属于非王卜辞,其中出现最多的男性祖先称谓是“祖乙”和“祖甲”。整理者认为“祖乙”即同期王卜辞中的“祖乙”(中丁之子、祖辛之父)“,祖甲”则是祖乙之子沃甲(羌甲),从而推断花东子卜辞的主人“子”很可能是沃甲的后人。但不少研究者已经指出,这个推断与花东子卜辞中所见对祖甲和祖乙的致祭顺序有矛盾,并对“子”的身份提出了几种与整理者不同的意见。本文通过分析花东子卜辞的称谓系统,尤其是通过对称“祖乙”为“毓祖”的分析,结合花东子卜辞所反映出的“子”与武丁的特殊亲密关系,考定“子”是时王武丁的子辈,而且当是亲子。     

殷墟卜辞“大宾”之祭及“乍邑”、“宅邑”问题

本文谨就殷墟甲骨卜辞的“大宾”之祭略作剖析,同时对卜问“巳宾”、“宾巳乍”等卜辞重新加以释读,由此证明殷代“宅邑”必须祭上帝及先王,以求得保佑;而停止宾祭,就意味着停止作大邑。此外,还根据卜辞记载,论及武丁西省欲在唐地作大邑的史实。     

甲骨文“黄尹”身分考——兼论商代配祀制度

<正>甲骨文宾组卜辞常见名为“黄尹”的祭祀对象。关于黄尹的身分，学界历来争讼不已。有学者认为黄尹即伊尹，仅是称谓不同；也有学者认为伊尹和黄尹是两个人。林宏明已对各家观点作过梳理和归纳，¹此不赘述。现今学界多赞同二者为同一人，但仍有不同意见。²黄尹与伊尹“同人异名”和“分属两人”两种意见及涉及的相关问题，是甲骨学与殷商史研究的热点之一。     

殷的“上帝”与周的“天”

在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有不少与“帝”或“上帝”有关。帝字有多种字形。这个帝或上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被称为“至上神”。对此,著名甲骨学家胡厚宣先生已在《殷卜辞中的上帝和王帝》长篇宏文中作了详细的论述。由于殷代卜辞的帝,有的又作为祭名即为禘,意为祭祀;而且还有个别殷王亡后又被后代尊为“帝”以配至上神,或有时王称号“帝乙”、“帝辛”者,所以在研究中为避免混乱,便以“上帝”代表“至上神”的“帝”,而将陟降上帝左右的先王所称的“帝”则在前冠以“王”字称为“王帝”。本文亦将采取这个比较适宜的称呼。在殷代卜辞中还同时存在“天”字。天的字形,也有几种。这个天字,在殷卜辞     

释■——战国楚卜筮祭祷简中的沉祭

在战国天星观一号楚墓出土的竹简文中,有一"■"字,它涉及中国古代祭祷中的沉祭,可与商甲骨卜辞以及周礼中有关记载相互印证。     

《合》33208号卜辞的文字学解释

本主要是从字学的角度解释《甲骨合集》33208号卜辞。作认为,卜辞中当攻伐或攻击讲的“戈”,实相当于后世献中的“果支”;而当克或战胜讲的“如”,则应是彤沙之“沙”(戈上缨络)的象形初,在卜辞中借为当克讲的“曳”(杀)。     

卜辞所见商代宗教哲学中的“命”

殷墟卜辞中有“帝于令”,“令”指“天命”。卜辞中又有“受命”,即文献中所说的“正命”,或“考终命”。卜辞中有“不既赢”,“赢”读为“盈”,指乾阳之气,如同文献中所说的“休命”。《甲骨文合集》6928是一版武丁时代的龟腹甲,上有“帝命”,反映了古代天人相应的观念。     

重论“咸为成汤说”

据《尚书·君》、《史记·殷本纪》等文献记载 ,大戊时有名臣曰巫咸 ,而殷墟卜辞中则有“咸戊”与“咸”之记录。自罗振玉、王国维提出卜辞“咸戊”与“咸”即为巫咸之说以来 ,中经郭沫若、陈梦家、岛邦男 ① 等中外知名学者的反复征引与发挥 ,这一观点几成定谳 ,其影响极为深远。故现在的一些学者在讨论“巫咸”或商代宗教问题时 ,总喜欢援用卜辞中的“咸”来论证其商代巫师权力无边之类的观点。窃以为 ,若说“咸戊”即为殷商旧臣巫咸 ,或许是可以成立的 ;但说卜辞中的“咸”就是“咸戊” ,即是文献中的巫咸 ,则实有可以商榷的余地。其实…     

浅析殷代晚期至春秋时期"禘祭"的变化

依据殷墟卜辞和西周金文以及先秦文献资料,近代学者对殷代至春秋时期的稀祭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很大成就,概括出了殷代晚期和西周时期稀祭的概况,但对这一时期稀祭的变化缺乏全面的总结.本文拟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金文、殷墟卜辞和先秦文献,浅述殷代晚期至春秋时期禘祭的变化及其作用.     

花东子卜辞所见(它攵)祭材料的整理与研究

祭祀在殷商社会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花东子卜辞中记载(它攵)祭的共43版,71条。卜辞所涉及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它攵)祭的用牲种类及数量;致祭的对象;(它攵)祭的时间;(它攵)祭的地点或祭所;(它攵)祭与其他祭仪及用牲法之间的关系等。     

殷商十干氏族研究

先商时期的帝喾、河、岳、王亥等先公的祭日一般为辛日,正好印证古文献中所说的从帝喾开始的先商为“高辛氏”时代,商代的历代商王均是高辛氏之后。以十干来命名其庙号,是因为商王自认为是十干部族的共主,于是便擅占所有十干之日,选择来作为商王的庙号,其实其族仍属“辛”部族。伊尹(黄尹)祭日往往选丁日,殷墟卜辞中也常称伊尹族为“伊丁”、“伊丁人”,说明伊尹为丁族。据殷墟卜辞,兕应为庚族,(夏戊)可能为甲族;商铜器铭文中有丙族、己族,还有癸族、乙族及丁族组成的师旅,并由乙族受旗担任师旅指挥的任务。这些均证明商代及先商时期存在着以十干命名的部族。     

殷墟卜辞中所见的“尸”

在商代的祭祀中,有一项重要的“祭必有尸”活动,殷墟卜辞中分别记载为“延尸”、“立尸”、“饮尸册祝”、“祝于尸”、“献尸牛”等。这种有关“尸”的祭祀活动,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的礼制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甲骨卜辞中的"稻"字

甲骨文中的“(?)”字旧释为黍是有问题的,从对贞卜辞、成套卜辞、相间卜辞、同期卜辞以及与水的亲密关系、古文献金文习语、种植方式来看,它符合水稻亲水的特征,应是五谷作物中的“稻”字。     

殷人宝玉、用玉及对玉文化研究的几点启示

甲骨文所反映的殷人宝玉意识及用玉制度对我们认识商代及其前、其后不同时期的用玉制度及其发展是很有启示的。卜辞中的“玉”及有关记载表明 ,玉为商奴隶主贵族贪求和崇拜的财富 ,并千方百计将之聚敛到当日的王都殷墟。殷人的宝玉意识 ,被周人继承并直至春秋时期而不衰。殷人祭祀时 ,不惜动用珍爱的玉为祭品 ,但行祭比用物牲和人牲不仅次数少 ,而且数量小。所祭商先王为商王中重要者 ,因而用玉行祭规格较高。甲骨文用玉行祭的祭名很多 ,但包括“燎”在内没有一辞是祭天者 ,甚至用玉祭上帝也极少见。这说明 ,把《尔雅》、《周礼》及汉儒注疏中有关燎祭祭天的说法派用到商代考古现象的解释中 ,是不符合当时实际的。因此 ,我们研究商代及商代以前时期的用玉制度 ,不应儒学化 ,特别是“汉儒”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