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皇帝与西洋音乐

清朝康熙年间,有两位耶稣传教士,一位叫费迪南德·维比斯特,另一位叫托马斯·佩雷拉,他们不远万里来到当时的紫禁城,除带来一些书籍之外,还带来了许多西洋乐器。康熙十分喜欢那些长长短短、或大或小的西洋乐器,每到夜晚,宫廷乐队除演奏一些清新婉转的民乐,另外还要为康熙演奏一些西洋音乐。据史料记载,康熙皇帝不仅十分欣赏西洋音乐,有时还要亲自演奏。对此,传教士费迪南德·维比斯特在他的传记中也有详细记载:"清朝康熙皇     

乾隆皇帝与眼镜

正明中后期,西洋眼镜通过葡占马六甲地区来到中国。其实,早在宋元之交已有早期的眼镜从西域传入,功能方面仅有放大作用,其原理与放大镜相同。而此时的西洋眼镜视物不能使之变大,而是看起来清晰,以眼屈光学为基础来矫正视力。清朝前期,这种西洋眼镜更是作为打开中国传教大门的工具,被西方传教士进献给皇帝,得到诸如康熙、雍正等帝王的偏爱。     

道光陵搬迁始末

一清朝定制,新皇帝即位后,就应选择“万年吉地”,修建陵寝。可是,从顺治到光绪(宣统未来得及建陵就下台了)共九个皇帝,有七个都不是在即位那年开始建陵的,其中顺治、同治、光绪三帝死后才修陵。嘉庆的万年吉地太平峪,是在嘉庆元年由乾隆帝为他选定的。惟有道光皇帝旻宁     

康熙帝与西方传教士

中国从明朝万历到清朝道光年间,都有西方传教士在北京活动,或在朝廷内作官。在此期间各个皇帝与传教士多少都有些接触,其中以康熙皇帝与他们的接触为最广泛,关系也最密切。     

传教士马国贤在清宫廷的绘画活动及其与康熙皇帝关系述论

清朝前期在活跃于宫廷的西方传教士中，意大利人马国贤（MatteoRipa，1682－1745）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人物。本文拟从明末清初西洋美术作品的流传，马国贤引进和传播西洋绘画的贡献，他在有关中国礼仪之争中的表现以及同康熙、雍正皇帝关系等方面，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以就正于国内外学者。明朝末年，随着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西洋美术作品亦开始在中国知识阶层流传。明万历年间，利玛窦呈献给神宗皇帝的礼物中，那一幅天主像和两幅天主圣母像，被认为是最初传入中国的西洋美术品。此外，利玛窦还带来不少西洋雕版图画和书籍。其中的…     

避暑山庄御膳杂谈

清朝十代,有七位皇帝曾到过避暑山庄消夏。除康熙、乾隆、嘉庆、咸丰外,雍正、道光、同治是继位之前随皇父驻跸过热河行宫(即避暑山庄)的。据初步统计,康熙北巡热河五十一次,乾隆五十二次,嘉庆     

清代木兰围场的交通

<正> 木兰围场自开辟以来,就成为清朝皇帝在塞外木兰秋狝的主要场所。从康熙二十年(1681)木兰围场正式建立,到道光六年(1826)正式宣布停止木兰秋狝,前后达140余年。在此期间,康熙、乾隆、嘉庆三代皇帝,举行木兰秋狝百次左右。只有雍正     

客家族群台湾西部山麓开发的经验——以六堆为例

一、序论 客家先民筚路蓝缕人居台湾始于荷郑时期,经康熙中叶,盛于雍正、乾隆年间,再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各朝代,不断人垦,至民国前几于停顿。康熙年代,虽在台南、高雄、嘉庆有点状存在,但以高屏溪（下淡水溪）东岸地下水丰富的近山平原为其根据地,另一批到了雍正年间渐移至彰北、云林、台中一带。至乾隆时期再北移至台北、桃园、新竹、苗粟等丘陵地区。迟至道光年间始垦新竹东南地区,算是把台湾西部开发完成。     

赤峰博物馆藏清代粉彩瓷器赏析

清代的粉彩瓷器,造型精美,色彩艳丽,是继珐琅彩之后,彩瓷的又一个高峰。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不同时期的粉彩瓷器有不同的特点。从康熙晚年创烧,到雍正、乾隆时期到达巅峰,之后逐渐衰落,但每个时期都有为皇帝专供的精品。通过辨析赤峰博物馆馆藏清乾隆款粉彩过枝福寿纹盘、清同治粉彩蝴蝶纹折腹瓷杯、清光绪粉彩弥勒佛,从胎质、釉色及绘画工艺,找出清代中晚期粉彩瓷器的不同之处。     

晋中商帮兴衰史略（连载五）

第三章 鼎盛（清代后期） 从道光年间开始,晋中商帮进入鼎盛时期,其显著标志是1823年（道光三年）首创票号,很快形成平遥、祁县、太谷三大票帮“汇通天下”,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造成金融业和商业相辅相成、空前繁荣的局面。中经咸丰、同治两代,直到光绪末年,历经四朝,历时80余年。     

清光绪八年呼兰教案考

晚清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以后,外国人获得在中国内地传教的权力,自此后,法国传教士于同治末年来到黑龙江呼兰地区传教,曾酿成多起影响重大的"呼兰教案"。光绪八年呼兰教案起因主要是由于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侵犯到当地旗民利益,偏袒保护教民,造成旗民和传教士、教民间的对立,酿成"盗卖土地致使传教士杀人案",此案严重损害当地旗民利益,对当地旗民心理产生重大影响。     

关于19世纪中叶中俄两国互赠图书问题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俄国沙皇向清政府索要中国图书,并指名索要佛教经卷中的丹珠尔经.经道光皇帝批准,清政府将藏于北京雍和宫的经卷800余册赠与俄国.几个月后,为答谢清政府,俄国政府回赠10箱357种共700余册俄国图书,由俄国第12届东正教传教士团随团学员携带到北京.     

太阳山历代兵事探微（五）

六、清朝战事 清朝为封建社会衰败并走向灭亡时期,清宣宗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清军满族的特点,具有封建专制和民族压迫的双重性质。军队实行八旗和绿营兵制,绿营是清初根据明朝的边防镇戍制度,以营为建制单位。穆宗同治十三年（1874年）,在平远所下马关置平远县。     

清季俄罗斯文馆延聘俄人教习研究

在俄罗斯文馆存在的一个半世纪里,先后有多名俄人担任教习之职。康熙年间,文馆教习由俄国商队成员、降人及后裔充任,教习队伍不稳定,语言水平也不高。从雍正初期起,文馆开始延聘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成员担任教习,其中罗索欣、弗拉德金和列昂季耶夫与满人富勒赫合作编写出中国第一本俄语教科书。自道光年间起,有4位传教士团领班被俄罗斯文馆聘为教习,但由于鸦片战争爆发后中俄关系的实质已经由以往的平等交往转向了俄国伙同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瓜分,他们并未发挥出"协同教授"的作用,更多时候是将在文馆兼职作为为俄国政府探听清廷内情的机会或手段。     

乱世清官吴存义

从道光十八年（1838）考中进士、被授职为翰林院编修,到同治七年（1868）因病去世,吴存义这宦海浮沉的30年,正处于晚清“乱世”之中：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被迫割地赔款;1851年太平天国起事,时间持续14年,战火燃及大半个中国;从1856年中外战端又开,到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焚毁圆明园被称之为第二次鸦片战     

清代敦煌人口问题研究

清朝康熙年间积极开拓西域,并以此为契机对嘉峪关以西地区渐次经营,而移民屯垦则是清朝经营关西地区的主要手段。雍正五年至六年间,征集甘肃各州县移民2405户、约1万余人至敦煌,分给土地,鼓励垦种,对移民进行了妥善安置。移民的到来,不仅奠定了清代乃至近现代敦煌的人口基础,也对敦煌社会经济的快速恢复和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雍正移民之后,敦煌的人口数量稳步增长,并于乾隆、道光时期达到峰值,但由于兵燹的增多,咸丰、同治年间敦煌人口数量有明显减少,至清末时又有所恢复。     

试论中国疆域形成和发展的分期与特点

本文在总结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疆域形成和发展历程进行了分期研究,认为我们研究的“中国疆域”应该是指康熙二十八年（1689）《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期间清朝的疆域。这一疆域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了：自然凝聚时期,时间是从中华大地人类文明的出现,到《尼布楚条约》的签订;疆域明晰时期,时间是从《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列强的蚕食鲸吞时期,时间是从鸦片战争爆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现代疆域巩固时期,时间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今。     

乾隆组建的管弦乐队

大约三百年前,由两位名叫费迪南德·维比斯特和托马斯·佩雷拉的耶稣传教士最早把西洋乐器带入了当时的清朝宫廷,从此,西洋乐器便传人了中国的紫禁城。两位传教士了解到康熙皇帝爱好推崇西洋的文化和科学,便把他们所带的乐器——介绍给了他。后来,     

经世文续编研究

经世文编,是在道光朝以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一批有识之士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秩序,搜集许多人的奏议、论文及其他有关国计民生的文章按类编纂的汇编。从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到上海经济文社《民国经世文编》共有16种,近3000万字,是研究清初到民国初年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道光六年(1826)成书,次年刊行,选辑清初到道光以前的奏议、论著、书札等“经世致用”文章,分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纲。随着近代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日益尖锐,“经世致用”思想的激荡和印刷条件的革新,《贺编》之后,出现了张鹏飞《皇朝经世文编补》、饶玉成《皇朝经世文续编》、葛士浚《皇朝经世文续编》和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四种,除《张编》续补内容下限至道光末外,其他三种均包括道光、咸丰、同治到光绪初期的论著、奏议、书牍,反映近代前期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以前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变迁的概况。本文拟就四书加以比较研究,以期有裨近代史研究,不正之处,敬请斧正。     

越南使臣与清代中越宗藩秩序

以朝贡为载体的清代中越宗藩关系,自清初康熙六年恢复确立至光绪十一年法吞蚀越南,历时200余年而终结。期间,作为朝贡国的越南,虽在形式上对中国清朝恭行事大之礼,而实际却为取得对清关系的主动、平等以及获得更多的国家利益而推行"内帝外臣"的邦交之道。因此每逢贡期,都要经过充分的准备,尤其对入清使臣的物色,更是精心挑选。那些肩负着两国邦交使命、深谙中国儒家文化精髓的越南使臣,为不辱使命,妥善处理与强大邻国清朝的关系,以为本国政权的巩固和安全提供保护,往往在遵循既存宗藩朝贡体制的前提下,为争取平等的双边话语权而煞费苦心。他们为整个清代中越双边关系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