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州窑酒坛铭文研究

磁州窑酒坛的生产主要在明代,以白地黑绘为主,部分上有墨书铭文。本文在分析这批酒坛铭文的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将其分为广告性质铭文、商标性质铭文、俗语吉祥语铭文、诗词警句铭文等四类,并简要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及社会背景。     

商代赏赐金交研究

商代末期铭文字数渐次增加,记事性金文也逐渐流行起来。商代青铜铭文中最常见的内容有族氏铭文、族氏铭文加祖先称谓、单纯的铭“某作某器”等。另外还出现了记事性铭文。这类记事性铭文．字数多在10字以上。这些记事铭文,以赏赐为其内容核心,附带的一些相关记事性内容则多是说明赏赐的因果。我们称商代晚期的这些以赏赐为核心内容的青铜器铭文为赏赐金文。下文从赏赐动词、赏赐物、赏赐地点、赐者与受赐者、赏赐缘由几个方面对这类铭文稍作分析。     

商代赏赐金文研究

商代末期铭文字数渐次增加,记事性金文也逐渐流行起来。商代青铜铭文中最常见的内容有族氏铭文、族氏铭文加祖先称谓、单纯的铭"某作某器"等。另外还出现了记事性铭文。这类记事性铭文,字数多在10字以上。这些记事铭文,以赏赐为其内容     

商周青铜器铭文的若干制作方式——以曾国青铜器材料为基础

本文以曾国青铜器为基础材料,通过对铭文形态特征的观察,归纳出商周时期青铜器铭文的不同制作方式。除了举证青铜器铸后的刻、錾等不同的铭文制作方式之外,重点讨论了铭文的主要开工——铸造的阴文铭文的制作。文中分析了流行的模作铭文观点如独立范法、皮模法等使用范围的局限性,并以实例说明贴泥条的范作铭文技术应是铭文制作的主要方式。     

辽阳博物馆馆藏汉代铭文铜镜简析

汉代是我国铜镜发展的高峰时期,这一时期铜镜的出土及传世数量众多、分布广泛、造型新颖、美感十足。其中,汉代铜镜的一个重要分支就是铭文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铭文镜上的铭文取代镜纹的主要地位而成为铜镜的重要装饰。这些铭文内容丰富、书法优美、寓意多样,反映汉代的审美情趣、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辽阳博物馆的汉代铜镜藏品丰富,笔者选取其中六面铭文镜,解读铭文、重新命名、断定年代、修正错误,以期填补馆内铜镜研究内容的不足。     

西周匍雁盉与邢公簋的再研究——兼评袁广阔等以铭文“丼”定王臣说

根据相关文献和铜器铭文记载,西周匍雁盉铭文中的“邢公”是应国使臣对邢侯的尊称,邢公簋铭文中的“邢公”不是王臣,而是邢侯的自称。以铭文中的邢字作“丼”则定为王臣,这一说法是不准确、不能成立的。     

试论新见晋侯簋的归属

新近见到一对晋侯簋,形制、铭文相同。从形制、纹饰、铭文字体、铭文内容分析,其时代应为西周共懿时期。联系其他相关青铜器,可知这两件晋侯簋的主人应是成侯服人。     

铜器辨伪浅说(下)

(四)从铭文辨别真伪青铜器铭文和铸造技术水平的提高与文字的发展有直接关系。商至春秋时期锏器铭文一般是铸字,就是将铭文刻在范块上,再把范块嵌入主体范中。范块上的铭文一般为阳文,笔道底窄面宽。铭文铸成后,由于系翻铸,表现在器物上阳文就成了阴文,且底宽面窄。战国时期的铭文是錾刻的,铭文字体细长。     

新发现安优婆姨双语塔铭之粟特文铭文初释

安优婆姨塔铭是目前所知的第三方汉文—粟特文双语铭文,本文对这一双语铭文的粟特文部分作初步释读。粟特文铭文的主要内容是安氏的籍贯、经历、宗教信仰和卒葬地等,亦包含家人对其离世的哀恸之情。安氏是源自粟特地区安国的胡人妇女,其家族入华后著籍凉州姑臧,开元年间迁居长安,在那里接触并信仰了隋唐时期佛教宗派之一的三阶教。基于信仰的原因,卒于长安的安氏最终葬于终南山,立塔于三阶教祖师信行塔旁。以上内容同样也出现在汉文铭文中,但两种语言的铭文在个别语句上表述稍有不同,粟特文铭文在具体细节上也更为丰富,且有些语句未见于汉文铭文。     

“陈■车辖”铭文辨伪

《殷周金文集成》12023号、12024号著录两件车辖铭文拓本,其中12024号车辖原器为罗振玉旧藏。本文指出,车辖铭文在内容上与《殷周金文集成》11036号"陈■散戈"十分相近,对戈铭中"■"、"散"两形体的旧有释读意见进行了归纳总结,并分析了戈铭所表达的含义即此戈为齐国贵族"陈■"所有或由其督造的"杀伐之戈"。在厘清11036号戈铭文释读及含义的基础上,对车辖铭文的书写风格与内容进行了考察,指出铭文本身存在着很多疑点,并从辖铭"散"字书写方向、"月"讹作"夕"、文字笔画完整性及铭文含义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论证,从而认为车辖铭文很可能是根据《殷周金文集成》11036号"陈散戈"铭文伪作的。本文还讨论了《山东金文集成》著录的两件"陈散戈"及《殷周金文集成》11591号"陈■散造剑"铭文真伪问题。     

关于《荣仲方鼎》的一点看法

本文主要讨论了关于新近发表的《荣仲方鼎》铭文的几个问题。认为鼎铭中的“子”应该是贵族族长的称号,不是国子、王子或尚未逾年的新王。铭文末尾的“史”是表示荣仲族属的族氏铭文。族氏铭文是商人用以标识族属的主要方式,荣仲是商代遗族,“荣仲”这一称谓方式可能对于探讨族氏铭文在西周中期后逐渐消失的原因有所帮助。     

邿中簠当作止(邿)子中簠

1986年4月山东省长清县万德镇石都庄发现2件邿国铜簠。《文物》2003年第4期载有铜簠(M1:3)器底、器盖铭文及铜簠(M1:4)铭文拓片。铭文相同,各17字。铭文的首字,M1:3器底铭文和M1:4铭文都从止从子。M1:3器盖也从止从子,但子字上下分开,不相连属。     

淇县文物管理所收藏的一面汉代鸟兽博局镜

河南淇县文物管理所收藏有一件汉代铜镜,装饰有鸟兽纹、博局纹、十二地支铭文及三言诗铭文带,纹饰丰富,制作精良,品相完好,铭文及纹饰都有独特之处,丰富了汉代铜镜研究的实物资料。     

孔头沟遗址铭文芯与西周铭文制作方法

陕西岐山孔头沟遗址铸铜作坊内出土的一件西周晚期刻字陶范,其上残存3字,皆阴刻、反书。从形制、颜色、字形、浇铸面金属元素成分等方面,判断该范为芯而非模,阴刻字乃底稿线。从铭文字体与格线、制范技术基础、出土铜器铭文等多方面论证,该铭文芯所见西周铭文制作方法,可称为"堆塑泥条芯作铭法"。     

伯■父盨铭与厉王在位年数

1978年9月,陕西省岐山县京当公社贺家大队凤雏村发现了一批西周铜器(简报见本刊11期),这批铜器共五件,出土于一个西周窖藏中,计:鼎一、段一、甗一、盨二。两件盨的大小、形制及纹饰均相同。五件铜器中,只甗和盨有铭文,而以盨的铭文最为重要。两件盨的铭文是相同的,每一件盨的器、盖铭文又相同,只是行款略有差异,铭文如下:     

商周青铜器铭文的制作工艺和西周颂鼎复制

考古出土实物研究表明,商周青铜器铭文制作,通常是先雕刻正阴字铭文模,然后翻制反阳字铭文活块泥芯,镶嵌于主体泥芯合适位置组成复合泥芯,最后在浇铸青铜器时一并铸成于器物内壁上。复制具有151字铭文的西周晚期青铜颂鼎,整体采用失蜡铸造工艺,铭文制作借鉴商周青铜器陶范铸造的相关工艺,多次翻制制作一块铭文蜡片,嵌入模具型腔后翻制整体硅橡胶泥芯,获得了理想的效果。     

阜阳出土一组宋代银铤

阜阳博物馆收藏一组宋代银铤,均扁平束腰,两端呈弧形,正面有戳印铭文,背部密布蜂窝状铸孔。这组银铤均为出土于阜阳境内的窖藏品,依其铭文不同可分七式,现介绍如下。Ⅰ式:长161、腰宽64、两端各宽85、厚17mm,重1950克。铭文“聂□□”,字迹漫漶不清。体表粗糙呈暗灰色(插四图1)。Ⅱ式:长123、腰宽43、两端各宽67、厚15mm,重980克。右侧上部铭文“朱雀门外马安铺”,右下部铭文“真花□银”,第三字左边金字旁,右边模糊难识,疑为“钱”字。该铤左边上部铭文“马安铺”,左下部铭文“出门税”。体表灰白色、正面光滑细腻,周缘有水波纹边栏(插四图…     

淮夷文化研究的重要发现——驹父盨盖铭文及其史实

驹父盨盖1974年出土于武功县一西周遗址,铸铭文82字.这篇铭文为淮夷文化的探讨,提供了一些值得重视的线索,是淮夷文化研究资料的重要发现.1976年吴大焱、罗英杰发表了初步的释文和铭文拓片.1982年王辉同志发表了《驹父盨盖铭试释》一文,对铭文作了进一步的考证由于两文对铭文的考释尚未尽善,加之该铭文对淮夷文化研究的重要价值,故再申浅见.驹父盨盖铭文分书九行,行九字,合文一,个别字有所残损,现录全铭释文如下:     

“复合族氏”铭文研究的一种新视角——以殷墟晚期“告”作有铭铜器为例

殷墟晚期铜器铭文多数较短,其中又以类似"亚某"、"寝某"等形式的短铭较多。以往的研究中多将这种形式的铭文归为"复合族氏铭文"。通过对殷墟晚期"告"作有铭铜器的梳理,我们认为这种形式铭文中的一部分可能不是"复合族氏铭文",而是"官职+私名"。这对认识殷墟晚期短铭金文的性质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蔡侯戟铭文补正

1980年9月安徽省舒城县九里墩春秋墓出土1件矛戈分体戟,戈援至胡有错金铭文6字,前人已作考证,但铭文第3字仍存在分歧,或释“(毛乙)”、“朱”,或释“逆”、“(?)”。现对照原器对铭文作一分析,以就教于专家。需要说明的是,戈出土时已断成四截,断痕一处位于援中部铭文第1字下半部;一处位于铭文第3字上部;一处位于内、阑交接处。另外胡下端铭文最后1字下半部缺,援上铭文第2字处因锈蚀严重而残一块,胡上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