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宪章》的真实性精神

本文通过对《威尼斯宪章》颁布50年来指导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的实践指导与理论总结过程的作用予以辩证分析,重新对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以及科学价值进行了新的阐释与理解,并将对文化遗产真实性问题的认识与理解提升到更深广的历史层面——活态遗产的保护与研究。     

《威尼斯宪章》和中国文物古迹保护

《威尼斯宪章》作为现代文物保护修复的原则性文件,颁布至今已有50年之久,并且在国际范围产生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和影响。中国了解、实践《威尼斯宪章》相关原则也近30年时间。在《宪章》思想的影响下,中国文物保护的理念、方法都产生了较大的转变和发展,基本形成了符合我国文物古迹特点的保护体系。然而在法律、法规建设不断完善的同时,我国文物古迹保护领域对《宪章》的理解还需深入,保护实践中也确实存在一些亟待改善之处。因此,在《威尼斯宪章》颁布50周年之际,回顾其与我国文物保护的发展关系、讨论我国文物保护中存在的问题也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修订与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

2014年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完成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修订版针对中国在从文物保护向文化遗产保护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的保护类型,中国文物保护存在的社会参与、合理利用问题,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和理论讨论的基础上,在延续2000年版《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核心精神的前提下,提出了保护对象价值、保护原则、保护措施、合理利用等新的内容。《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修订版反映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提高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基准线,对未来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     

《威尼斯宪章》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至今,全球文化遗产保护呈现出四个大趋势：一是越来越从全人类的角度来保护人类共有的文化和自然资源,并使这些基础资源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得以维持;二是遗产保护的综合性和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遗产保护不再只是专业机构的领域而日益成为一项吸引众多行业、众多人才的社会公益事业：三是越来越强调对得到保护的遗产的应用,以及与遗产相关的非物质基因的传承、发展,遗产保护的目的越来越接近直接为社区发展与繁荣、为民众的现实生活服务;四是由于“物质遗产”消亡的必然性．人们更多地借助数字化等多种手段去发掘、整理、记录、表现那些“非物质遗产”。文化遗产的概念更多地加入了传承与发展的内容。《威尼斯宪章》作为一个兼容、开放、发展的系统,既是这四大趋势的最初产物,也是这四大趋势遍布全球的基本推动力。当代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上述趋势也已经初步显现。     

从我国石质文物保护的历程看《威尼斯宪章》的影响

《威尼斯宪章》1964年公布,但对于中国石质文物保护领域的真正了解来说已经到了上世纪80年代的后期。在此之前,在大量实践文物保护工程的基础上,我国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保护理念。威尼斯宪章主要是由欧美的文物保护专家起草的,里面阐述的原则主要涉及欧洲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反映的是西方文物保护和管理的历史过程。但是也要看到,威尼斯宪章是百多年来西方文物保护专家实践的总结,也是人类文明共同的财富,从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借鉴,并应用于中国的文物保护实践。在石质文物保护的原则和方法上,当今东西方的差别不多。一个成熟的文物保护理论,必须要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沉淀为背景,因此在中国文物保护领域进行价值评估以及保护程序实施或技术措施应用时,都要考虑中国文物古迹的特点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观念等。     

从国际主义到全球化——试论《威尼斯宪章》和“世界遗产”概念的衍变

遗产保护准则于20世纪后半叶的发展是国际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些准则或以宪章、建议、宣言、议案等等不同形式呈现,大都由诸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等国际机构发起撰写以及采用。其目的就是试图在保护全人类的文化财产这一大议题上,寻求具有规范性和共通性的答案。在当时以西方欧洲列强国家为主的战后重建与和平反思的背景下,这股文化遗产保护热潮是国际主义思想的直接体现。本文希望通过回顾《威尼斯宪章》和“世界遗产”观念产生的这段特殊历史时期来更客观地看待其所蕴含的意义,并由此反思过去的数十年,在因社会和经济结构变迁,从民族主义、国际主义到全球化的现今,如何解读《威尼斯宪章》和《世界遗产公约》的当代价值。     

辽宁地域文化保护研究——谈二人转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二人转文化作为辽宁特色地域文化,三百年来深受老百姓的喜爱。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本文在二人转地域文化保护价值的视角下,就二人转如何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中得到保护与传承提出了建议与思考。     

浅议世界遗产与《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价值之异同

我国的世界文化遗产主要由文物古迹组成,这些文物古迹兼有世界遗产和以《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保护对象为代表的本国遗产的双重价值。两个价值体系本质相同,均是关注保护遗产的历史、艺术、科学、文化和社会价值。但长期以来,由于世界遗产价值表述方式与我国不同,所关注的角度也不尽相同,前者是从全球视角看待遗产要素,更加关注中国遗产对世界文明和社会进步的贡献,而后者则采取国内视角,更加关注遗产对中国历史、艺术、科学、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贡献。这给作为世界遗产构成要素的文物古迹的保护和管理实践带来困惑。对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和不同之处的分析,对世界文化遗产及其构成要素的保护和管理实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蜀道遗产的研究与保护刍议

从2011年《蜀道保护与申遗广元共识》后,在全国政协和国家文物局的积极支持和推动下,蜀道文化线路保护与申遗工作在《文化线路宪章》的框架下展开,特别是我国的丝绸之路和大运河两条文化线路正是通过这一宪章突出了文化线路的"普遍价值",成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而同样具有"文化线路普遍价值"的蜀道也同样具备申遗的潜力,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蜀道沿线各省把蜀道的保护、研究、展示与利用上升到政府目标来部署和实施,对各级政府的遗产保护管理单位提出了新的研究、保护和管理课题。文章梳理了蜀道的研究与保护历程,从蜀道资源的再认识,资源的遴选、资源的价值和保护面临现状问题进行探讨,提出目前申遗工作的建议,以期能在申遗操作的实践中极大提高蜀道的保护和研究水平,有效完成申遗的前期工作。     

大运河的文化积淀及其在新世纪的命运——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划和申遗工作的回顾与体会

大运河是中国惟一一条南北走向的大型的人工水系,2008年大运河申遗联盟的成立正式启动了大运河遗产的保护和申遗工作。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和东南大学制定了大运河遗产一阶段保护规划要求,组建了大运河遗产保护与申遗专家委员会,2012年9月,大运河申遗城市联盟在扬州讨论和制定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定,2013年大运河申遗的文本将提交世界遗产组织。国家文物局从一开始就明确了大运河申遗与保护的关系,申遗只是一种推动保护的方式,保护好大运河遗产、揭示和展示大运河遗产所蕴含的杰出的普遍价值以及深层次的中国文化特色并将之传承后代是这一运动的基本宗旨。申遗过程也像是一场对中国学术界和行政机构的国际考试。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维系国家文化安全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古国,中国的历史变幻莫测却从不间断,源远流长的同时也有着不可抵挡的魅力。因为中国不仅是一个世界上少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宝库,也是一个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任务异常艰难繁重的国家。传统节日是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越是历史悠久、民族众多的国家和地区,传统节日文化就越是丰富多彩。中国的传统节日就多达2000多个,堪称世界上传统节日最多的国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感,保卫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意义。本文以保护我国传统节日为出发点,浅谈以保护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维系国家的文化安全。     

活态遗产理论与保护方法评析

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中,对遗产价值的认识一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遗产价值评估带有很强的主观性,不同利益相关者珍视的价值往往不同。自19世纪末以来,人们逐渐认识到活态遗产所具有的文化价值,通过对遗产使用功能的延续来表达其文化重要性。在全球化与地方文化复兴的新世纪,ICCROM建立起基于非西方保护实践的活态遗产保护方法(LHA),它突出核心社区在遗产决策中的话语权,不惜以物质替换来保证功能的延续,并将此视为对文化价值的阐释。在我国保持活态文化的遗产地,应当考虑将遗产社区纳入遗产管理体系之中,尊重他们对地方与民族文化的表达与实践。将权利共享与地方发展相结合,以地方的可持续发展作为遗产保护的目标。     

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巡礼

2004年6月21日,在中国的首都北京,一个新的民间组织——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诞生了。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的成立,是西藏文化发展与保护事业中的一件大事。协会的成立对于科学地继承、保护藏族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发展社会主义藏族新文化,加强西藏文化同国内外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人们对西藏和西藏文化的了解,具有重要的意义。     

浅谈青铜器的保护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青铜器的出现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青铜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艺术和科学价值。对青铜器的保护传承意义重大,如何更好地让青铜器在博物馆与大众交流,前期的保护修复工作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保护青铜器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两方面来阐述。     

浅析文物古迹保护中的价值评估——基于2015修订版《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

当前,随着文物事业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文物保护工程付诸实施,然而很多工程的实施效果不尽人意,甚至出现保护性破坏,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对文物古迹的价值认识出现偏颇。因此,在文物保护规划和文物保护工程方案设计阶段,价值评估尤为重要,价值评估结论直接决定了保护工程的方向和原则。基于以上前提,中国文物保护行业准则——《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于2000年发布,并于2015年完成了修订,两版《准则》均体现了以价值为核心的保护理念,并用大量篇幅进行了阐释,对于广大从业者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1世纪前20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理念、实践与经验

现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兴起,是人类珍贵的文化自觉和重要的行为选择。中国21世纪前20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既秉持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理念与精神,亦进行了独具特色的创造性实践,构建了文化多样、整体、科学、人本、文化再生产等理念,进行了涵盖面较广、涉及人数较多、影响意义较大、成效卓著的实践与探索,形成了系统完备、富有活力的措施体系,积累了独特、宝贵的经验,走在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前列,并为之提供了智慧启迪。     

浅析《白鹿原》的创作与研究

随着“全球化”与强势文化取代地域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使得全球过上了一体化的生活。但全球的趋同性和普适性只能是相对的,绝不能使全球达到一致化、整齐化。因为在这种境况下,我们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学应该如何建构？     

福建永定客家土楼的保护与延续

福建土楼以其别具一格的造型、宏大的规模、丰富的文化内涵及独特的聚居方式,在古民建筑中独树一帜,对中国生土建筑艺术创新与发展有着重要贡献,于2008年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但是近年来,随着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密度增加所带来生活方式的转变,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后带来的旅游热潮,土楼与其所包含的传统文化正面临着众多现实和潜在的破坏威胁,亟待保护。如何在新的背景下,既能保护土楼所包含的全部历史信息和文化价值,又能充分挖掘其内在潜力,处理好保护与更新、利用与发展的关系,提出适宜的保护与更新规划措施,已成为土楼保护的当之急。     

《西安宣言》的解析与操作

2005年10月,在西安召开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第15次大会是该组织成立40年来第一次在中国召开的成员大会。会议通过的国际性文件——《西安宣言》第一次以中国城市——西安命名而被载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史册。同时,《西安宣言》文件本身关于文化遗产环境保护的原则和方法建议,融合了ICOMOS在各个历史时期对遗产环境的理解,代表了文化遗产保护的最新理念,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满族文化保护的现状与对策——保护满族文化的实践者《中国满族图录》

满族文化历经沧桑,在三次大的社会动荡中,损失严重.上世纪70年代末,满族文化开始复苏与发展.时至今日,由于满族文化生存环境的巨大变化,有的满族文化已是渐行渐远,有的则是悄然无息,对此现状应深刻反思.本文认为应破除因循守旧的思维,以创新的思维面对满族文化保护的的新形势,以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及对历史文化的敬畏之心,面向未来,提出对策.《中国满族图录》(以下简称《图录》)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在辽宁省民委和少数民族古籍办支持下的一次实践.该《图录》是全面、系统、科学地存储和展示满族历史文化的多卷本图片总汇.同时,又为抢救保护满族文化提供及时、真实、准确的信息.该《图录》是满族文化保护的探索者、先行者和实践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