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康养旅游目的地体系建设——以四川省广元市为例

本文从构建旅游目的地体系的视角出发,分析四川省广元市生态康养旅游发展现状与问题,探究旅游目的地体系建设的路径,提出建议：一是彰显全域生态康养特色,打造“五养”一体产品结构体系;二是基于各区县旅游产业区位商值,梯度开发生态康养旅游产品体系,以全方位、全过程地满足游客康养需求,助力地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的收入群体差异——以北京、武汉、西安城镇居民为例

以北京、武汉、西安城镇居民为例,探究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的收入群体差异。研究发现,不同收入群体的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存在明显差异,具体表现在：①不同收入群体的景区到访率均随距离的增加呈e指数衰减,但衰减速率存在收入群体差异,收入越高的群体,到访率距离衰减速率相对越小。②中国城镇居民的国内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具有“距离择近,景点择高,经济择富”的“三择”倾向,但不同收入群体的“三择”程度不同,收入越低的群体,“距离择近,经济择富”的倾向越明显。③不同收入群体到访率空间分异趋势一致,但高到访率空间大小不同,收入越高的群体,高到访率空间越大。④目的地亲景度存在收入群体差异,收入越高的群体,目的地亲景度越高。     

从生态补偿标准研究思考旅游业对生态保护的作用——以云南省玉龙县为例

如何确定生态补偿标准是旅游地生态补偿研究的难点问题,也是制约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研究以云南省玉龙县为案例,以生态保护过程中利益相关程度最高的社区居民为补偿对象,以土地价值为核算载体,基于生态足迹效率测算方法,系统性地提出了旅游地生态补偿的最低、合理与最高标准测算方法,为提高旅游地生态补偿标准核算的准确性以及推动生态补偿实践提供参考。研究表明,旅游业的发展为土地价值的实现提供了现实的市场化途径,同时提供了社区参与地区产业发展的机会。     

入境旅游目的地城市的旅游意象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以北京和上海为例

本文以北京和上海两个一级入境旅游目的地城市为案例地,构建了包括入境旅游者对旅游资源和旅游商品的兴趣度、对旅游服务质量和对整体旅游环境氛围的评价的入境旅游目的地城市的旅游意象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运用极小极大离差法进行指标的筛选,并应用变异系数法进行指标权重的确定。将所采集的北京和上海的数据代入该评价体系进行计算后发现,上海的总得分高于北京。     

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价值、游后行为意向关系研究——以珠海长隆海洋王国为例

本文主要探讨珠海长隆海洋王国旅游目的 地形象、感知价值、游后行为意向的相关研究,通过问卷的设置与发放、资料收集整理分析,用SPSS 26.0、Smart PLS 3.3.3软件进行模型分析,确定变量之间的关系,将变量进行一个文献综述的整理与分析,总结出各个构面的维度以及量表,以珠海长隆海洋主题公园的游客为样本通过问卷的...     

旅游社区居民生态正义感知及空间差异研究——以黄山风景区门户社区为例

随着旅游地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作为核心利益相关者的门户社区居民享有的生态权益与承担的环境责任不对等成为旅游生态不正义的重要表现,实现生态正义对旅游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黄山风景区东南西北4个门户社区为案例,采用方差分析方法,从人际生态正义和种际生态正义两个方面分析门户社区居民对生态正义感知的水平、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受访的门户社区居民对种际生态正义感知水平显著高于人际生态正义;（2）生态正义总体感知水平方面,南门>北门>西门>东门;人际生态正义感知水平方面,南门、北门对分配正义、程序正义感知水平显著高于东门、西门,北门、西门对互动正义感知水平显著高于南门、东门;种际生态正义感知水平方面,南门对环境责任行为感知水平最高,其他三个门户社区差别不大,北门、西门对旅游负面环境影响感知水平显著高于南门、东门;（3）居民生态正义感知空间差异受区域基础、区位条件、政策制度和个体价值观念四种因素共同影响。     

基于社会属性和旅游经历的旅游者生态意识研究——以海南旅游者为例

本文以生态意识结构层次为理论基础,设计出符合海南省旅游实情的旅游者生态意识衡量指标,并对海南省的旅游者进行问卷调查。通过因子分析法得出生态意识的4个影响因子：生态认知、生态态度、生态评价和生态行为。运用描述性分析、因子分析和相关分析,考察社会属性和旅游经历两个外部因素对生态意识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海南省旅游者的生态意识水平整体低下,行为与态度存在不一致的现象。旅游者的性别、年龄、职业和教育程度对生态意识的不同层次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影响,其中：旅游者的年龄对生态态度层次表现出负相关影响,旅游者的教育程度对生态意识的积极影响效应并不高,旅游次数与旅游者的生态行为存在一定程度的正相关关系,针对性的生态意识宣传能有效提高旅游者的生态意识。     

遗产地旅游者旅游动机差异的成因分析——以九寨沟、峨眉山和青城山三个世界遗产地为例

本文针对不同类别遗产地旅游者的旅游动机进行研究,通过对九寨沟、峨眉山和青城山三个世界遗产地旅游者的问卷调查,从遗产地旅游者旅游动机的要素和维度、旅游动机各要素之间的相关性、旅游者特征和旅游者了解遗产地景区的信息渠道对旅游者动机的影响几个方面展开分析,阐释了不同类别遗产地旅游者旅游动机的差异及其生成原因。     

国内外游客旅游动机及其差异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深入了解和掌握游客的旅游动机及其特点,对于旅游目的地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我国著名的旅游城市西安为例,依据大样本问卷抽样调查一手数据,采用均值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结构方程模型,对旅游目的地接待的国内游客和外国游客的旅游动机变量类型、变量大小与离散程度及变量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并首次揭示了两类游客群体旅游动机的差异性,从而为认清两类游客群体的旅游心理诉求,提供相应的旅游产品;激发两类游客群体的旅游动机,拓展旅游市场;乃至于旅游目的地旅游业的整体发展提供基础的理论参考。     

媒介化旅行对旅游目的地形象的影响机制研究——以“特种兵式旅游”和“城市漫步”为例

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媒介化旅行逐渐成为新兴的旅游方式。旅游者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分享个人旅行体验,从传统的信息接收者转变为信息创造者和传播者,同时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感知也会对旅游目的地的形象构建产生影响。本研究聚焦于媒介化旅行背景下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逆向营销机制,以“特种兵式旅游”和“城市漫步”两种典型旅游模式为例,通过分析旅游者线下旅游行为与线上内容生产行为的交互规律,探讨其对旅游目的地营销响应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旅游者自下而上的信息传播方式促使旅游目的地管理者更加重视旅游者反馈,从而有针对性地改进营销策略,改善服务质量,促进旅游目的地高质量发展。     

游客抽样调查中"拒答"现象的原因分析及应对措施——以崆峒山游客抽样调查为例

本文对游客抽样调查中的拒答现象和拒绝率进行了阐述和分析,探讨了拒答现象产生的原因和应对措施。指出：游客抽样调查中的拒答现象是值得重视又容易忽视的,是旅游流、旅游心理、旅游目的地类型和其他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非单纯地由游客心理决定。所以要降低拒绝率,需要从消除游客心理障碍和提高游客主动参与性入手,促使游客主动配合调查,减少拒绝现象,提高调查的成功率和准确率。     

背包旅游者的特征及其对中国旅游目的地发展的意义探究

与国外已十分深入的背包旅游研究相比,我国对背包旅游的研究远远落后,而且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的发展。本文结合背包旅游者的消费行为特征、人口统计特征和社会行为特征,从经济、生态和社会意义三方面阐述了发展背包旅游对中国旅游目的地建设的重大意义,提出背包旅游者是中国现实国情下具有先导作用的旅游者,应当成为中国旅游目的地优先开发的客源市场。     

旅游者异地行为及其社会控制——基于文化差异视角的文献述评

本文按以下思路对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82～2006）、Tourism Management（1998～2008）和其它资料中有关旅游者异地行为的文献作了述评：以文化差异为视角,从旅游者异地行为的概念出发,运用决定论、从众论、拥挤论、设计论等理论分析旅游者的异地行为;根据默顿的越轨行为理论把旅游者异地行为归纳为遵从行为、创新行为、从众行为、隐退行为、反叛行为五类;从若干角度论述旅游者异地行为差异产生的原因;从礼俗和法理的角度探讨旅游者异地行为的控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若干研究启示。     

试论《风景名胜区条例》的价值取向及其影响——兼论普陀山景区的应对

新颁布的《风景名胜区条例》实质价值表现为注重风景名胜资源永续利用的长远利益和景区内的和谐秩序,形式价值表现为立法的全面性和实际可操作性.《条例》颁布施行后的积极影响包括:进一步加强对风景名胜资源的保护,有助于制止景区破坏性建设和"商业化、人工化、城市化"的趋向,进一步完善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的设置和明确其职责,促使风景名胜区法制建设的完善.本文结合普陀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现状,提出了几点应对措施.     

上海崇明岛农业旅游客源市场特征及未来入岛游客量预测研究

本文以崇明岛农业旅游主要服务市场——上海都市客源市场为研究对象,通过广泛的社会问卷调查,对目前该市场的入岛游客构成和游客对岛内旅游环境的评价,游客旅游动机、旅游行为和旅游偏好,游客对岛内旅游信息的掌握和对岛内旅游障碍因素的认识等进行了统计分析。在此基础上,根据各主要旅游障碍因素的影响权重,对未来的入岛游客量进行了“障碍因素消除后”的预测。     

Islands,extraction and violence: Mining and the politics of scale in Island Melanesia

Se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past, contemporary and possible future mining-related violence on islands in the western Pacific,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scholarship on the politics of scale, as well as strands of the burgeoning island studies literature, might shar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violent effects of extractive resource enclaves in Island Melanesia. Drawing upon field research in Bougainville and Solomon Islands, I argue that just as Melanesian islands were produced as a scale of struggle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troduction of capitalist social relations under colonialism, so too have they emerged as a critical, albeit problematic, scale of struggle in contemporary contestations around extractive resource capitalism under the current round of globalisation and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I suggest that this politics of scale lens enriches our understanding of how “islandness” can be an important variable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economic processes. When the politics of scale is imbricated with the well-established idea of the island as the paradigmatic setting for territorialising projects, including the nation-state and sub-national jurisdictions, islandness emerges as a potentially powerful variable i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struggles that attend extractive resource enclaves. I also highlight, in the cases considered here, how islands can become containers for internal socio-spatial contradictions that can be animated by extractive enclaves and can contribute to the island scale becoming violent and “ungovernable”. The article advances recent efforts to bring the island studies literature into closer conversation with political and economic geography.     

城市旅游地游客重游动机实证研究——以厦门市为例

本文以厦门这一典型的城市旅游地为例,在文献回顾、网络文本分析和深度访谈的基础上,基于纵向比较的视角,通过实地的问卷调研和深度访谈,对城市旅游地游客的重游动机进行了实证研究。本研究通过因子分析将厦门城市旅游地游客的重游动机归纳为7项动机因子;通过聚类分析,基于动机的差异将重游游客划分为怀旧型、外界驱动型、猎奇补缺型和分享型4个类型。文章最后针对厦门城市旅游的发展提出了若干建议。     

生态文明导向的旅游发展方式转型——基于崇明岛案例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高端形态。生态文明导向的旅游发展方式转型,实质是旅游科学发展方式的实践建构和理论探索。传统旅游发展方式注重景观资源、资本要素的投入,忽视人本关怀。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与人民更加满意的服务业＂的＂国计民生＂高端定位,为旅游发展方式转型提出了明确的方向。新旅游发展方式,是一种呵护自然生态、彰显人本关怀、坚守公平正义、凸显科学与伦理的文明发展方式。为此,本文基于长江口的崇明岛案例,探讨了旅游发展方式转型的低碳化模式,提出了生态旅游质量提升的一般理论模式。     

风景旅游城市传统旅游服务业空间布局分异研究——以泰安市主城区旅行社和星级酒店为例

本文以泰安市主城区为研究案例地,选取该区域内的旅行社和星级酒店为研究对象,利用分形的网格维数和空间句法方法,对传统旅游服务业的布局分异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旅行社对城市整体及局部交通环境要求都较高,多集中分布于车站-景点及景点-景点的连线上;星级酒店分布则相对分散,在不同级别的整体交通集成度空间上分布差异不大（除交通极为不便的整体集成度最低区域外）,而对局部交通环境要求较高,多分布于局部交通集成核心。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了这两种旅游服务业在泰安市主城区的布局分异的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