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马迁写当代史成一家之言

论司马迁写当代史成一家之言易平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开宗明义提出他著述历史的目的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以史立言”,标志着我国古典史学的发展已进入成熟阶段①。司马迁是如何“以史立言”,他在《史记》中表达出怎样的“一家...     

《史记》天命思想及其产生的美学效果

《史记》叙述中多处蕴含着天命思想,其产生的美学效果深深地吸引着读者,拓展着人们的想象空间,给人美的享受,同时,引起人们对天命与德行、主观意愿等的深刻思索,更成就了《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地位。     

司马迁的易学思想

司马迁的易学思想在中国史学史、易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司马迁继承、发挥《易传》天人合一的思想主张和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整体思维方式以及董仲舒的天人之学,力求通过历史记载来“究天人之际”。他志在“通古今之变”,更是以《周易》通变思想为圭臬的。《周易》的忧患意识、革故鼎新思想、德治精神及尚贤、养贤思想等在司马迁那里均有所反映。易学是司马迁史学的哲理基础。     

章学诚的＂成一家之言＂

章学诚的＂成一家之言＂仓修良（一）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学家中,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曾提出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伟著作目的,他的《史记》确实做到了这点,而成为千古不朽之作。在后来两千多年历史进程中,尽管史学名家代有其人,他们也从不...     

《史记》“八书”结构辨析

《史记》"八书"是一个有序的整体,无论是从其篇目排序还是所体现出的思想内容都展现出了司马迁的宏观史学思想。此八篇从内容上可概括为正礼乐、协律历、际天人、理官民四个方面。对于"八书"构成的分析,有助于把握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著述思想,也有助于了解"八书"在《史记》全书中所起到的作用。     

传统史学天人合一思维的形成与演变

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撰史旨趣,标志着传统史学天人合一思维的形成。从理论渊源来讲,《周易》的天人合一思维,战国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对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思维的形成都有重要的影响。司马迁之后传统史学的发展,也一直延续了这样一种天人合一思维特点,从汉代宣扬天人感应论,到魏晋重视名教与自然之辨,再到宋明强调天理与人欲之分,反映了传统史学天人合一思维演变的过程,而伴随着这一过程的则是传统史学天人合一思维从两汉重神意、魏晋法自然到宋明哲理化的演变轨迹。传统史学天人合一思维体现了传统史学的整体性思维和二重性思维特点。     

余英时获“东方诺贝尔奖”

余英时最近获唐奖首届“汉学奖”,得奖理由称,余英时“为司马迁的治史宗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做了最佳现代诠释”     

继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优秀传统关注世界史研究中的现实问题

历史学自萌生时起,就是一门关注现实的学科,中外皆如此.中国古典史学强调”求真求实"、"经世致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历史思想的核心.西方史学的源端在古代希腊.无论希罗多德,还是修昔底德,他们修史的目的都是为了述古喻今,垂训后世,如修昔底德讲:"擎起历史的火炬,引导人类在摸索中的脚步."古希腊史家戴奥尼西也认为,"历史是一种以事实为训的哲学".     

论“天人合一”思想与和谐社会——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有感

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主流.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中心问题是人的问题,其特点是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出发,从中确立自己的价值理想和生活意义,为人生文化提供种种价值理想和实现此等价值理想的途径与方法.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区别于西方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标志."天人合一"思想是其中突出的表现.     

让议论文有理有据

<正>曹丕《典论·论文》有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古代先贤的文章在记事言情之外,往往还蕴含着深刻的哲思。《孟子》中的论辩,气势充沛,感情强烈,善于以比喻来揭示道理,而《墨子》一书,语言质朴,逻辑严明,常以生动的事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显圣们的文章让我们沉醉于思想的魅力,“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阐述独到的见解,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以贯之的追求。初三学段的学生们,     

历史教育的哲学思考

天下万千学问,不管研究者是否自觉,都有个思想统领其间,这个思想就是哲学思想。历史教育也不能例外,小到对一个人物的看法,大到对一个民族的认识,内中都包藏着哲学思想。按中国史学的传统,历史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意思是要探求自然环境与人的关系,贯通古今人事的因果变化。“天人之际”是一种横的关系,“古今之变”则是纵的,在纵横关系中去发现历史变化的法则或规律,从而成“一家之言”。这个“一家之言”中,必然要反映史学家的历史观念与意识,用近代的术语来说,就是哲学思想。崇尚天意史观的,赋予历史     

关于“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的再思考——从《史记·五帝本纪》的天命说谈起

从《尚书·周书》的诸篇诰辞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政治家们已经得出天命以民心为依归的观点,并以此来解释夏、商、周三代的历史递嬗。战国时期的孟子继承了该思想,并进一步以其来解释三代以前的历史递嬗。司马迁在思考天人之际时,既继承了周公、孟子的上述天人思想,并以此来解释古今历史递嬗中的"常";同时又有自己更深一层的思考,并以此来解释古今历史递嬗中的"变",从而最终做到"通古今之变"。在此,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实紧密结合在一起,而这正是他能够"成一家之言"的原因所在。     

论司马迁撰史宗旨

司马迁发愤著书,写成一百三十卷、五十二万多字的巨著《史记》,目的究竟是什么?历来评论家几乎都认为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笔者以为,司马迁花毕生心血撰史,最主要目的是为了从史的角度探求治国之道,以上三句话十五个字是司马迁撰史的一般目的和原则,是司马迁深入探求治国之道的三个方面。本文略伸已见,就教于同好。考察司马迁的撰史宗旨,主要还是依凭司马迁自己的阐述。《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是研究司马迁撰史宗旨的第一手资料。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     

《周易》与中国古代史学的通变精神

中国古代史学通变精神的哲理基础是儒家经典《周易》的通变思维,《系辞下》将这一思维概括为"《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受此影响,历代史家都普遍重视以《周易》的通变思维来解说历史,由此形成为一种民族的史学精神。早在先秦时期,《左传》便开始以易解史,将《周易》的通变思维作为解说历史变动的重要依据。具有易学家学渊源的司马迁,深刻领会《周易》"长于变"的特点,最早提出以"通古今之变"为撰史旨趣,《史记》首创纪传体通史体裁,以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和承敝通变的眼光,来认识和把握历史的治乱兴衰之变,以历史学的形式彰显了《周易》的通变思维。《史记》以后的中国古代史学,无论是通史、断代史,还是史论之作,都普遍以《周易》的通变思维作为哲理基础,传承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的撰史旨趣,在历史与史学的撰述与评论中重视体现通变的精神。     

中华民族壮阔历史道路所凝成的杰出思想

正一“通古今之变”思想的久远生命力每当讲到西汉时期伟大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不朽名著《史记》,中国学者都会有双倍的自豪。司马迁全面记载了中华民族的演化史,其内容之丰富详实,结构体例之严密精当,人物形象之生动饱满,在世界文化史上罕有其匹,因而令我们感到无比自豪!又一份令我们感到无比自豪的是,司马迁又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班固:《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5页)的精警语句,高度概括其对著述目标的自觉追求,画龙点睛,发人深省。     

历史理论与外国史学史研究的前沿和创新

为纪念《史学史研究》创刊五十周年,缅怀白寿彝先生创办《史学史研究》的业绩,学习白寿彝先生的办刊思想,总结过去,开辟未来,本期特辟专栏,发表下面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在总结白先生办刊思想的基础上,所论各有侧重。易宁教授重点对历史理论、外国史学等栏目的编辑提出了看法,指出要在国际学术的视野下,研究学术前沿的动态和热点问题,通过对传统学术的扬弃,实现学术创新,表现出中国学者的研究特色。汪高鑫教授从重视理论探讨、加强综合研究、倡导优良学风三个方面,谈到白先生对《史学史研究》工作的指导,认为这几点对开创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局面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周文玖教授从史学史学科发展历程的视角,论述《史学史研究》对史学史学科建设做出的贡献,并对《史学史研究》的特色进行总结。《史学史研究》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特别是史学理论、史学史研究者的共同的家园。把《史学史研究》办得更好,是对前辈学者开辟这个家园的最好纪念。     

《史记》研究点滴辩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集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于一身的史学大家,所著《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巨著,该书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宏旨,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以详实的史实,论述了自黄帝至汉武近三千年间的历史变迁。基于司马迁思想及《史记》的丰富内涵,自汉以来的研究者络绎不绝,成果蔚为大观。但不可否认,由于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的差异,《史记》研究一直存在着诸多的矛盾与对立,特别是近年来的许多研究,存在着严重的不顾历史事实、单凭个人喜好以至于任意曲解作品原意的现象。针对这种现象,张大可先生在他…     

王夫之的史学思想

王夫之(1619—1692)是明末清初的进步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著名的史学评论家。他的进步史学思想除集中地反映在他的《读通鉴论》、《宋论》等史论专著外,在他的其它著述里也有所反映。如其《尚书引义》、《春秋家说》、《春秋世论》、《读四书大全说》、《诗广传》、《黄书》等,虽名为“说经”,实则其中都有关于古代历史的评论。王夫之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是:把自己的民族主义思想贯穿于著述之中,以是否有利于民族利益为臧否人物和评论朝政得失的重要衡量尺度;提出了“理势合一”“趋时更新”的史学理论,认为历史是发展、进化的;主张从事著史、论史必须有自己的宗旨和原则,并强调以史为鉴,以“求治之资”。兹分别论述如下。     

评《史记注译》

三秦出版社出版的《史记注译》与读者见面了,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桩好事!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自述创作《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之旨写道:“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此言毫不夸大.是书所涉及范畴,举凡政治经济、天文地理、水利历算、医学音乐,无所不包,实为中华民族公元前千余年历史文化之集大成,从而展示出中华民族文化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两汉关于社会历史变动根本原因的理性思考

"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是汉代历史理论的两大重要问题,前者是讲变动原因,后者说的是变化法则。关于社会历史变动因素,两汉史学家与思想家努力从多角度、多层次进行思考,既有具体的历史记述,又有抽象的历史阐释;既考察社会历史变动之因,又探索个人命运的复杂变化因素;在争辩的天人关系思想下,更突出人在历史变动中的主体地位与重要作用,充分体现天地人参合的理论特色。这些认识推动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发展,进一步丰富了两汉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