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交曾国藩“悉心察看”到关怀成才——读《曾国藩全集》之日记、书信中与黎庶昌有关的内容后

黎庶昌上皇帝书,受到朝廷重视,降旨交曾国藩对黎庶昌“考核”,以便今后重用。在曾国藩幕府,黎庶昌直接得到曾国藩教诲。从《曾国藩全集》中,记录与黎庶昌有关的日记及来往书信,可看出曾国藩对黎庶昌的培养。在曾国藩的关怀提携下,黎庶昌成熟地步入仕途。     

三岛中洲与黎庶昌

三岛毅,字中洲,他与黎庶昌宴集时诗文唱酬,黎庶昌还为三岛的诗加评语,就这样建立起了友好关系①,三岛也与黎庶昌的部下杨守敬和陈矩等有交往②,他还参加过第五代公使李经芳举办的宴集③.黎庶昌是贵州省遵义人,陈矩是贵州省贵筑县(现贵阳市)人.④三岛的诗碑建在贵阳的阳明祠,虽是在黎庶昌回国后的事情,却可以推测王阳明已成了他们之间当然的话题.不过在保存下来的宴集诗里却看不到有关这方面的记载.一方面,在黎庶昌来日前的明治十二年(1879年)里所作的"赠沈梅史,梅史余姚人,曾募乡勇剿毛匪"(《中洲诗稿》卷一)里记述了:因为余姚是王阳明的出身地,所以他把沈梅文比作"姚江又见小阳明".在明治四十年(1907年)"又有"清客朱树藩来问王学,一宿而去,赋此以赠"(《中洲诗稿》卷二)这样的作品.由此可见,王阳明和阳明学已经成了中、日两国人之间的话题.另一方面,谈王阳明和阳明学在举办宴集的场合也许是不太合适的话题.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在河西地区发展的原因及影响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文化发展受到重创,与中原的“八王之乱”、“永嘉之乱”相比,河西地区则是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人间乐土.大量中原士大夫避居河西,为保存中原文化成果做出重大贡献,同时为河西地区文化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尤其在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大力宣导下,儒学在河西一带得到了广泛转播及长足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儒学在河西地区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政治的进步,为以后北魏乃至隋唐时期文化的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黎庶昌的启蒙恩师——杨开秀

黎庶昌六岁丧父,无钱进私塾。杨开秀让他免费入塾,精心教诲,使他后来终成大器。杨先生还琢育出黎氏几昆弟,为"沙滩文化"的创建作出重大贡献。     

驻日公使黎庶昌与中日琉球交涉

黎庶昌曾两度担任驻日公使,其外交任务主要是围绕琉球问题和朝鲜问题而展开的,而琉球问题贯穿始终.其所提的琉球策略又随着当时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变化而有所不同,从早期的以“存球”为目的,到最后提出了“放弃琉球论”以求达到中日同盟的构想.通过对黎庶昌关于琉球问题交涉的考察,也驳斥了一些学者所认为的清政府在19世纪80年代初既已默认自动放弃琉球的论断.     

13—15世纪安南的国家意识与文化取向

宣布独立后,为构建独立的行政体系、文化解释系统与培植独立的国家意识,平衡与中原政权的关系,安南经历了数百年的探索。在行政方面,主要仿效宋、明的机构设置,建立类似于中原政权的行政管理系统。在文化方面,安南陈朝尊周孔而贬朱程,通过批判元末明初的理学思潮,彰显其独立的文化性格。但经历明朝管治30年后,黎朝统治者以"文化认同"策略,承袭了明朝的文化伦理价值,健全其儒学教育体系与科举考试制度。在国家意识方面,安南统治者通过创造喃字、使喃字官方化以及编撰国史等,逐步培植独立的国家意识。在安南的统治者看来,安南与中原王朝同属于文化中国的一分子,双方是独立、平等的兄弟国关系,是华夏体系内部大国与小国的关系。     

魏晋儒学盛衰之辨——以王肃之学为讨论的中心

汉末以降,儒学独尊地位被打破,这缘于天命论的动摇,使汉代官方以儒学为核心内容的完整严密的解释系统出现了漏洞,从而给道、名、法等家的兴起让出了空间。但更重要的是,天命论的动摇,使抑君申臣思潮和时遇论命运观兴起,导致儒学凝聚社会精神的作用崩塌,这是魏晋儒学衰落的真正内涵。汉末社会流弊刺激了礼学的兴起,魏晋时期礼教兴盛,夯实了儒学的文化传统主体地位,这是魏晋儒学强盛的有力表现。魏晋儒学衰落与强盛的对立观点共存,是因为其集学术思想、官方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三重角色于一体,且三者互相纠葛所致。     

儒户、生员与元明社会管理模式变迁——以基层儒士优免为中心

元明易代后,元代实行的儒户制度与生员制度皆得以延续,但前者已经失去了圈定优免对象的功能,后者在明初扩大发展,成为基层儒士获得优免权的主要渠道。之所以出现这种转变,是因为蒙元时期将儒学视为一种宗教文化,明代则将儒学提升为官方独尊的政治文化,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流动模式。明代调整基层儒士管理制度,刺激生成了一个新兴的,且具有较大开放性的儒士特权阶层,从而使14世纪以降的中国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变革。     

清末新政期间新文化体系的构成

清末新政期间的一系列改革使传统儒学失去了制度上的保障,以封建纲常伦理为核心的旧文化逐渐被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的新文化所替代。这种新文化体系的构成中,一些传统的学科或不能适应社会现代化的需要而逐渐衰落,如儒学;或接受西方近代文化的影响,变革原有学科内容和体系,向现代学科转化,如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而从西方传入的一些新领域和新学科得以兴起和发展,如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这些学科大大丰富了中国近代文化的体系内涵。     

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的文化选择

儒家文化近几年来再度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这可能主要是由下述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改革向纵深发展所遇到的重重困难使人们感到,中国的现代化是一项极其复杂的任务,它一方面涉及社会体制结构的根本改造.另一方面也涉及文化观念和心态习惯的根本改造。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其文化传统根基太深。这个传统曾经顽强地反复生长出同一种文化果实,因此若不能予以清算,现代化事业将十分渺茫。因为我们赖以建设现代化的基地就是这样一个历史陈袭太深的古老国家。如果说几年以前人们对这一点的认识还不太明确的话,那么儒学文化讨论的出现无疑是一个标志,所谓儒学文化讨论,其实就是以一个具体题目展开的中国传统文化讨论,其目的显然是在反省现代化建设的文化基础,以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它代表中国传统文化是够份量的。 第二个原因是,一批海外汉学家,尤其是一批华裔学者提出儒学有再度复兴的可能。他们以二次大战后世界多元文化发展的背景为依据,特别是以所谓工业东亚(日本和“四小龙”)的出现为依据。引用一些国内不大熟悉的新理论方法,论证儒学在当代和未来中国有生命力的种种可能。他们的观点在中国(大陆)知识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不同年龄层次,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分子对此作出的反应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