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联大播撒文艺种子

这是发生在70多年前的一段教育佳话。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引发了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为使中国高校不沦敌方,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宣布由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原北洋大学）和北平研究院为基干,撤退至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     

关于试行大学院与大学区制的一组史料

1927年至1929年间,在蔡元培先生的建议下,南京国民政府对全国教育行政制度进行了变更:不再设立教育部、教育厅,而代之以大学院和大学区制。本组史料选自馆藏档案国民政府全宗,对此次变更教育行政制度和变更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以及北大学生为恢复校名而发生学潮,均有记载。特公布于后。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大学院改制失败原因又解

<正>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大学院制是中国历史上教育独立的一次积极尝试。关于大学院失败的原因,陈哲三曾归纳为与训政精神不合、学界派系的倾轧、主持人物的由合而分、经费的困难等(陈哲三:《中华民国大学院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79页)。还有学者认为失败缘于对法国教育行政制度模仿失当和大学院制自身的缺陷等(杨卫明、黄仁贤:《中国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非凡尝试——民国时期的"大学院"与"大学区"制》,《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10期)。但     

蔡元培与中华民国大学院制(上)

在中华民国教育史上,也即在１９２９年至１９３０年期间;曾试行过一个以“大学院”、“大学区”冠名的教育行政制度。这个新制度的肇创人即为民国教育界公认的“泰斗”蔡元培。然而,这一时有“奇葩”之誉的制度仅为昙花一现,试行不到两年便被废止,而作为“栽花人”的蔡元培先生,在这一制度试行之前,曾帮助蒋介石建立了南京政权,在这一制度夭折后,却愤而辞去本兼各职,出走南京,甚至与中共结盟,反对蒋介石独裁。这在蔡元培一生中称得上是一次最重大的转折,而这一转折的原因,显然与大学院制的兴废直接相关。那么,这一切是怎么发…     

第五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日本北海道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中国文化论讲座主办、东北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中国文化学讲座等协办的第五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年8月27日至28日在札幌北海道大学百年纪念馆隆重举行。会议收到论文31篇,集中展示了最新研究成果。与会的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韩国、日本学者34人,对科举制与科举学作多层面的深入探讨,体现科举学研究的跨学科、国际化、影响广等特点。现将会议论文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淮水安澜胡焕庸

<正>胡焕庸（1901—1998）,字肖堂,江苏宜兴人,中国著名的地理科学家,中国地理学会的发起人、首届理事和理事长,国立中央大学地理学系主任、教务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部聘教授。中国人文地理学奠基人,中国自然地理学的创始人,当代中国人口地理学的创始人。胡焕庸于1935年首次提出标识中国东西部差异的人口地理分界线“瑷珲—腾冲线”（即著名的“胡焕庸线”）,又首次系统论证南海诸岛属于中国,并命名为“南沙群岛”。     

汪伪统治下的南京中央大学

学校筹建和机构设置1940年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为了培养适应日伪统治的人才,曾恢复或创办了一些高等学校,其中规模最大、最有影响的当属伪中央大学。汪伪中央大学名义上是恢复原国立中央大学。国立中央大学的前身曾先后称为三江师范、两江师范、南京高等师范及东南大学、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江苏大学,1928年5月改名为中央大学,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全国最高学府。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大学随国民政府西迁。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伪教育部长赵正平提议恢复中央大学,经4月9日汪伪行政院第二次会议通过,设立了由伪教育部部…     

伪满大学教育实况及抗战胜利后整理意见（一）

《伪满大学教育实况及复员整理意见》选自馆藏国民政府教育档案汇集,原件为油印件,国民政府教育部东北青年教育救济处编印。本组史料对九一八事变后日伪在东北的教育状况及战后接收改组意向叙述颇详,特予公布。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中央大学区试验及其困境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为重建新的学术中心,将东南大学等校合并成首都最高学府。同时,国民政府也率先在此进行大学区制试验。在两年半的试验过程中,首都大学与中央政府、江苏地方政府之间,围绕校名的确立、经费分配和人事安排进行了一系列的明争暗斗。在政局变动的大背景下,1929年底中央大学区制在一片反对声中被取消。设计者本是从学术独立化的角度提出大学区制,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却陷入政治纷扰之中,显示出教育制度移植过程中深受国情制约的一面;同时,中央大学区制在实验中也演变成为国立大学挤占地方教育资源的制度依托,集中反映出这一时期中央与地方在教育资源分配中的矛盾冲突,尤其是国民政府在建设“首都最高学府”中“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窘境。     

农村合作与金融“下乡”——1934—1937年赣闽边区农村经济复苏考察

1934年底,赣闽边区国共大规模争战的尘埃徐徐落定。如何尽快恢复因战乱而几近崩溃的“收复区”农村经济,是处于执政地位的国民政府面临的紧迫问题。1935年初,赣闽两省政府（省农村合作委员会）先后派员分赴边区各县成立办事处,用“快干手段”“组社贷款”和“恢复春耕”,构建了以利用合作预备社为基干的现代农村金融网络,政府的“扶农”资金因此得以迅速而有效地“下乡”;当年底,江西第8行政区（原中央苏区中心瑞金、兴国等7县）30万户居民中的约15万农户,获得农业、农仓和特种救济贷款共约70万元。正是由于执政政府指导农民创办农村合作的“主动”,从而使得农村合作在边区“战后救灾”这一特殊环境和历史时段中,能够充分发挥它的金融“下乡”与资本扶助功能,并启动与刺激了赣闽边区农村经济的复苏进程。     

“道义外交”与国民政府对日外交策略

1934年底开始被中、日两国政府提倡,而在1935年上半年盛行一时的中日“亲善外交”(或称“道义外交”),在当时即扑朔迷离。此后研究大多对其持否定态度。本从外交策略的角度,阐述了国民政府在“道义外交”实施前所面临的外交困境以及国民政府为改变中日外交状况而实施“道义外交”的策略思路;对日本外务部门和关东军对“道义外交”的不同回应也进行了分析;对国民政府由于“道义外交”开展而面临日本军部和外务省两方面压力的状况作了描述。指出,从外交策略上看,不能排除它是国民政府对日外交政策和策略的一种主动积极的调整,而不能将其完全视为本质性的卖国外交政策和策略。但是,它的实施和失败,既使国民政府的外交重新陷于了被动,也使国民政府的民族代表性遭到质疑。     

蔡元培与中华民国大学院制(下)

中华民国大学院制的夭折 据史料记载,大学制“试行伊始,反对斯起”,谓“本身不善”者有之,谓“人才不足”者有之,谓“经费困难”者有之,称“命名‘大学’,有蔑视普通教育的趋势”,“不符合中国文化”者也有之……除反对其制度外,也反对其设施,如设劳动大学、音乐院、美术学校等。在１９２８年２月召开的国民党Ｍ届四中全会上,即有两提案反对大学院制。所持主要理由是“觉得对它的政策没有足够的控制力”,但其时蒋介石刚复职,又因忙于“二次北伐”军事,对教育无法顾及,大学院、大学区制试行尽管道阻挠,但仍有进展。同年６月…     

从“幼小衔接”看“家园衔接”

<正>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的出台,旨在全面推进幼儿园和小学实施入学准备和入学适应教育,减缓衔接坡度,顺利实现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过渡。“幼小衔接”是两个幼儿园与小学教育机构的衔接,而幼儿新生入园的“家园衔接”则是家庭与幼儿园的衔接。因此,幼儿园不但要做好大班幼儿入小学的“幼小衔接”,而且要做好幼儿新生入园的“家园衔接”。幼儿园新生入园的“衔接”工作不能停留在“外衔接”和“内衔接”,重要的是幼儿个体的“自衔接”。     

“地域社会与魏晋南北朝研究”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由中山大学历史系主办的“地域社会与魏晋南北朝研究”学术研讨会,于2008年3月29日至30日,在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举行。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暨南国际大学（南投）、清华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吉林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中华书局、南开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中山大学等单位的数十位学者参加了会议。兹将本次会议研讨之要点,综述如下：     

“教育大革命”与《高教六十条》

1958年至1960年．我国高等教育在“大跃进”的狂潮中受到严重的冲击。1961年,中共中央指示教育部总结高等教育3年“教育大革命”的经验教训,着手对高等教育进行整顿。按照中央指示,中宣部同教育部联合草拟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共有60条,     

国民政府教育部等办理战时港澳地区侨民教育相关史料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教育部、侨务委员会为促进和发展侨民教育采取了种种措施。本组史料反映了国民政府教育部与侨务委员会为解决香港侨校学生转学、设置驻港澳侨民教育专员等问题所进行的工作,对教育部为应对汪伪在港澳活动情形所拟办法亦有所反映。     

国学大师李审言

讲自学成才,有一个人特别值得说,这个人就是李审言。国民政府成立后,蔡元培任大学院长,后来大学院改为中央研究院,蔡先生发出聘书,聘李审言、鲁迅、胡适等12人为特约著述员,与今日之院士相类似。一生自学,由乡村塾师而至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特约著述员,钱钟书说,李审言的文章值得绝代称颂。     

中山大学校庆日趣事

中山大学是中国唯一一所由世纪伟人创办并以其英名命名的高等学府,原名国立广东大学。为纪念孙中山先生,1926年8月17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将孙中山先生为培养革命和科学文化建设人才而亲手创办的国立广东大学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是以什么日子作为自己的生日的呢? 1924年2月4日,孙中山先生下了两道大元帅令。一道是“着将国立高等师范广东法科大学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合并为国立广东大学。”     

全民抗战中的“郁江才子”黎杰材

黎杰材,国民政府颁发的“抗日勋章”获得者。他出生于桂东南一个殷实家庭,从小勤奋好学,成绩突出,青年时考取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土木系,毕业后公费赴美国麻省康奈尔大学留学,获得土木工程硕士学位,1928年春,他回国工作。抗战爆发后,他主持修建了多条（个）公路、铁路、桥梁、飞机场,为抗战胜利立下功劳,其中他奉命修筑的中印公路保（山）密（支那）公路（国外段）,将被日军切断了2年多的国际交通线再次打通,源源不断的物资供应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战斗志,增强了全国人民抗日必胜的信心。     

1940年代国民政府教育部“著作发明及美术奖励”史事探微

1940年代,国民政府教育部根据战时国家法案,设置了“著作发明及美术奖励”(1941-1949).该奖项的数据、性质和审查机制,均因史料本身的冲突而疑窦重重.从1941年至1947年,该学术奖总共实施了六届,1948年开始执行第七届,但于1949年初终止.该奖本属于“临时…补助”的举措,但在事实上演变成带有国家级性质、学科近乎完备、制度较为严密的最高学术奖.就审查机制来说,其中的特例挑战了奖项的客观性和权威性.教育部一方面通过“学术审议委员会委员”的分权、平衡来实现;另一方面通过合格的推荐人、两位专家同行评审、一位用于调和初审冲突意见的“第三人”、以及学审会分组会议和大会等四个措施来运作.该程序对普通著作有效,而对超越时代的优秀著作却难起作用.教育部的应对办法是,通过“学审会”的讨论,以设置特例来调和同行审查的个人意见.从效果来看,当时所决议的“一等奖”作品,也是现在学术界所公认的划时代扛鼎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