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萌发于何时

最近,翻阅了几本研究孙中山的著作,都说孙中山在伦敦蒙难前后(1896年10月1日至1897年7月)形成了三民主义.有的说,“完成了三民主义的总构想”,还有的说,“初步形成了三民主义的主张”.孙穗芳女士则说:“在伦敦的政治研究和社会考察,使祖父的思想和政治主张出现了质的升华,三民主义更趋完整和深化.”事实并非如此.孙中山在这段时间的言论和行动虽在个别问题上涉及到三民主义的思想,但从未对三民主义理论体系作过阐述.孙中山在这段时期的主要活动是:(一)在伦敦参观考察医院、摄政公园、动物园、植物园、博物院及有关历史遗迹,观看街道、店铺、车马、贸易情况,深为英国资本主义文明所吸引.他在《伦敦被难记》中说:“予自是即小住伦敦,或游博物院,或访各处之遗迹.观其车马之盛,贸易之繁,而来往道途绝不如东方之喧哗纷扰,且警察敏活,人民和易,凡此均足使人怦怦向往也.”     

孙中山与苏联

卓越的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先生是世界第一个苏维埃国家的真诚挚友。 早在19世纪末,当孙中山先生第一次前往英国期间,他就开始了解俄国的革命运动。1897年,他在伦敦一个图书馆结交了数位侨居国外的俄国民粹派革命家,其中一位是伏尔霍夫斯基。此人在俄国发表孙中山两篇文章的译文起了很大作用。孙中山在伦敦时,曾被人诱     

孙中山在一八九六年十月——一位中国革命家生涯中的两星期

正1978年,苏联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尼基福洛夫的《孙中山在一八九六年十月》一书,它按照时间顺序逐日叙述孙中山伦敦蒙难事件各方面进展的详情,读来像一篇娓娓动听的历险记,本刊特全文登载该书中译本,以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作者的话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家孙逸仙的一生中,恐怕找不到另外保存下来的有关两星期的资料,能如此详尽地记载着他,即孙先生的每一行动和几乎每一思想。一八九六年十月十日至二十三日在伦敦     

孙中山伦敦蒙难始末

遇难,是在访友的时候伦敦,英国的京城。１８９６年９月下旬,孙中山置身于这座陌生的现代化城市,展现在孙中山眼前的是：工厂林立,交通发达,商铺满街,客流如潮,一派繁荣。孙中山完成对美国的考察后,于１８９６年９月２３日由纽约乘麦谒斯地号轮,过大西洋,到了英国的利物浦。昨天刚到伦敦,投住在斯屈郎街的赫胥旅店。怀着对另一个世界的新奇,第二天,他就早早地起了床,沿街观看城市风光。说实在的,他走了西方这么多城市,伦敦雾都,名不虚传。在街的中心,一个公用电话亭内,他拨通了康德黎老师家的电话。当天的下午,位在罩文…     

图为阿南德先生赠送本馆之有关孙中山伦敦蒙难之资料

1997年9月5日,全国人大（档案法）执法检查组来本馆检查《档案法》执行情况.图为检查组组长、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张序三（右三）、国家档案局一司郭嗣平副司长（右四）等在听取有关工作汇报。1997年9月5日.英国阿南德先生一行向本馆赠送孙中山伦敦蒙难有关文献资料,图为阿南德先生（右三）、切尼教授（右四）及本馆王道智副馆长（右二）、许寿林副馆长（右一）在赠送仪式上。——封二、封三照片由即玉明、王志良、文俊雄供稿图为阿南德先生赠送本馆之有关孙中山伦敦蒙难之资料     

辛亥年间同盟会员在伦敦活动补录

李晓生所遗手稿以补录形式记载了辛亥年间同盟会员在伦敦活动的数事：孙中山亲绘青天白日国徽且坚持采用青天白日旗、会员杨笃生投海自杀善后、吴稚晖说服孙中山撰文通电推袁、孙中山与吴稚晖因拟调解电而起争执以及李晓生本人在伦敦的活动等。手稿所录数事补充、丰富了现有文献对同盟会过英会员在这段非常时期的活动记载。     

民国总统们最初“入职”都干啥

孙中山生于1866年（同治五年）,是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据有关资料说,孙中山最初是想从军的,但当时清政府规定平民子弟不得学陆军,海军的福建水师学堂又被炸毁,受当时广州《述报》刊登的一些“西医从军”的报道及谋生等因素的影响,孙中山选择了学医的道路。     

孙中山时代华侨的祖国认同

孙中山时代华侨的祖国认同罗福惠在既往的中国近代史论著中,有关华侨的若干问题、尤其是爱国华侨大力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的情形,已有充分研究。本文拟对已有研究略作综合并扩大范围,围绕着当时华侨的祖国认同问题,包括塑造和影响这种认同的主要因素、华侨的...     

英国起草的“中日北京专条”及与正式本的比较

英国起草的“中日北京专条”及与正式本的比较王庆成１９８４年春,我在伦敦英国国家图书馆发现了一件英国驻华使馆起草的“中日台湾条约”草稿。这是过去未知未见的。１８７４年５月,日本政府借口琉球漂民在台湾被“土番”杀害,出兵侵入台湾,烧杀焚掠,企图霸占台湾的...     

冯玉祥没有会晤过孙中山、斯大林吗?

长期以来,在有关冯玉祥的研究著作、论文、传记以及冯的口述自传《我的生活》中,都有个共同的说法:冯玉祥一生从未和孙中山先生见过面。冯玉祥在1924年10月23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吴佩孚政权后,虽打电报到广州,邀请孙中山先生北上到北京共商国是,但是当孙中山于1925年初扶病到达北京时,冯玉祥已因宣布引退,避居到北京远郊天台山,因此未能在北京迎候孙中山。同时,为避免被政敌们攻击为“赤化”,冯也一直未去探望孙中山。孙中山在北京期间,冯仅派其夫人李德全与部将鹿钟麟去看望与侍候卧病的孙中山,直到孙中山病逝。另外,冯玉祥于1926年春在和奉系军阀斗争中失败后去访问苏联,上述著作多认为冯在苏联期间未会晤斯大林。上述两种说法,几乎已成为历史学界的定论。     

试论孙中山的华侨观

一问题的提出在孙中山（1866－1925年）领导的国民革命斗争中,华侨所起的重要作用已为众人所认知。然而,在海内外有关孙中山或中国国民革命的研究中,对华侨的贡献及其认识问题仍有种种不足。近些年来,有关孙中山与华侨或华侨与中国国民革命的资料整理与研究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仍存在一个未形成系统认识的问题,即孙中山的华侨观问题。孙中山究竟是如何看待华侨的呢？他是如何评价华侨对中国革命的贡献的呢？“华侨是革命之母”的内涵又是什么？孙中山的华侨观的形成与影响怎样,等等,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步的分析,…     

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与资产阶级

孙中山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最优秀的代表,为什么在其领导资产阶级性质的辛亥革命运动时,始终未曾得到被代表者即资产阶级主体的真正切实支持?在这一过程中,代表与被代表者之间的具体关系,究竟是怎样发展演变的?对这些问题,过去已有许多论著从资产阶级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但对两者中的另一方孙中山     

孙中山和他的老师康德黎

英国人詹姆士·康德黎(James Cantlie)营救过“伦敦被难”的孙中山的事迹已为史界尽知,但是,孙中山和康德黎是怎样成为挚友的,有关史书提及不多。前不久,笔者读了康德黎、琼斯《孙逸仙和中国的觉醒》(James Cantlie and C·Sheridan Jones《Sun Yat Sen and the awakening ofChina》,伦敦加诺德父子公司1912年出版),对两人由结识到挚友的情况略知大概,特粗略成文介绍,不妥之处请指正。     

贵州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

中国辛亥革命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推翻中国几千年君主专制制度的伟大运动,贵州辛亥革命,是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由贵州同盟分会即贵州自治学社发动的推翻清王朝在贵州的统治的伟大运动.贵州辛亥革命所建立的政权为时仅三个月,就被宪政预备会勾结滇军入侵所篡夺,致使革命政权崩溃,是贵州人民的一大不幸.今年是孙中山先生逝世六十周年,抚今追昔,探讨贵州辛亥革命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是研究贵州历史的一大任务.     

宋庆龄在日本的几则史料

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查阅资料时,偶然看到一些有关孙中山、宋庆龄在日本时活动的记录(见外交史料、大正年间"孙文的动静")现翻译如下,供民国史研究者参考.     

文史博览

孙中山遗体安葬过程现年82岁的范良先生,是孙中山先生生前的贴身卫士,也是目前唯一在世的卫士。他参加过建陵工作,抬过灵柩,并长期守卫中山陵。范先生介绍说:有关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内脏全被取出,这是事实,但说内脏被盗则属谣传。那时孙先生有遗嘱,要求     

新中国成立前夕苏联对华政策剖析--以苏联将使馆由南京撤至广州事件为中心

1949年1～2月间,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之际,苏联驻华使馆却令人吃惊地追随正在逃亡的国民党政府由南京迁至广州.有关苏联驻华使馆撤离南京的真正用意,是史学界长期以来关注的焦点,同时也是部分研究成果论证苏联、斯大林本人怀疑中国革命说法的基础.实际上,苏联驻华使馆撤离事件是苏联方面采取历史上惯用的双重对华政策的必然结果,既不是苏联方面对中国革命的进程判断失误,也不是苏联方面坚持了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原则.相反,在意识形态(革命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苏联方面首先选择的是自身国家利益.苏联驻华使馆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撤退,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最大限度地保护了苏联在华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客观地看,苏联驻华使馆由南京撤至广州作为外交手段捍卫国家利益本无可厚非,但从联共(布)和中共共同的革命利益出发,上述做法显然欠妥.     

陈炯明叛孙及其下场

1922年初,孙中山在桂林设立北伐大本营,出师湖南北伐.恰在此时,广州发生了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铿被刺案,舆论大哗,纷纷指责此为院炯明所为.邓铿与陈炯明同起于惠州,相与多年,关系甚密.但邓铿忠于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支持孙中山北伐.陈炯明在反对孙中山北伐行动中,愈来愈认为邓铿是实现他野心的一个主要障碍物,邓铿不除,北伐不止.邓铿被刺后,孙中山大惊,急忙召集军事会议,讨论形势.蒋介石、胡汉民等都认为肯定是陈炯明所指使,遂决定中止北伐,回师广州.陈炯明在广州一面表示要严缉凶手,一面又唆使人放出谣言说,刺邓是桂系残部所为,为自己洗刷.但社会舆论不饶,指责甚多.此时孙中山又率北伐大本营回到梧州,出于无奈,陈遂派人去梧州向孙中山呈上辞去广东省长和粤军总司令职的报告,孙中山出于愤慨,遂下令准其免去广东省长和粤军总司令职,保留陆军总长职.     

50年来的孙中山研究

孙中山研究５０年的历程,总体来说是逐步深入发展的,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以下依序予以介绍。第一阶段（１９４９－１９６６年）此一阶段,研究者力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事业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１９５６年毛泽东发表了《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高度赞扬孙中山的丰功伟绩和对后世的影响,既激发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也被奉为圭臬。１９６１年的“纪念辛亥革命５０周年学术讨论会”,有力地推动了孙中山研究。１９４９－１９６６年间祖国大陆发表有关研究论文近２００篇,专著则有陈锡祺…     

孙中山与苏俄关系论析

本文运用近年新解密的俄罗斯档案及国内孙中山研究中发掘的有关文献资料,对孙中山与腚苏俄关系问题进行一些新的审视和探析.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十分关注俄国的沧桑巨变,进而由外交接触到联俄政策的酝酿,由确立联俄政策再到"以俄为师".他晚期政治理想中有着浓厚的"恋苏"情结.孙中山晚年既要苏俄的援助,又要维护中华民族利益,还要防止俄式共产主义和苏维埃革命的输入,在联俄与防俄间充分发挥了他的政治平衡.同时,孙中山在与共产国际和苏俄关系的互动中呈现出鲜明的策略性、现实性和独立自主性.苏俄在处理与孙中山的关系上存在大国沙文主义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