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抚民厅制度形成过程初探

抚民厅是清代独有的地方行政制度与行政区划,由明代的派遣厅(府同知、通判的派出机构)演变而来。这两种厅在清代长期共存,需要有一个标准将两者区分开来。区分的标准应该由清代官方文献的记载和现代政治地理学理论结合而成。在此标准之下,通过对《清实录》、地方志中相关记载的疏理,认为抚民厅制度萌芽于明代末期,在清代设立新厅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完善,乾隆十二年(1734年)潼关抚民厅的出现,标志着抚民厅制度的全面形成。     

清代吉林乌拉通往瑗珲驿站设置变迁考

吉林乌拉通往瑷珲驿道是清代我国东北地区重要的驿道之一。它北通黑龙江畔,南通吉林、盛京,并直达京师,把盛京、吉林和黑龙江地区沟通起来。它对抗击沙俄入侵,加强东北部边防,开发黑龙江和对东北地区各民族的交往与融和,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清代和民国初年出版的东北三省和临近该路线的一些府、厅、县的地方志,对这条驿道     

论清代贵德厅社会管理效能

清代乾隆末年对贵德地区进行了重要的地方管理体制的变革即建立贵德厅,贵德厅与之前设置的管理制度共同构成了贵德地区的地方管理体制。所以贵德厅的设置不仅仅单纯是一种制度的变革,而且在这种制度的管理下也产生了一定的社会管理效能,而这种效能既体现了其积极性的一面又有其局限性。     

中华疆域观念与历代边疆政策--以东北疆域为例

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服事制、郡县制、羁縻制 ,最后构成中华多元一体的疆域观念与制度 ,充分体现了中华帝国的统治体系与秩序。古代东北地区的疆域史与边疆政策史均属于中华疆域史的范畴 ,呈现为东北地区与中华帝国的紧密联系与不可分割。     

金代东北边疆的官员管理

金为加强东北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对东北地区的官员管理极为重视,依据东北的特点选择官员,严格考课,并将猛安谋克这一女真族的军事组织也纳入封建考课体系内,同时强化监察制度,制定了具有东北特色的官员管理制度.     

大一统王朝地方治理研究的新探索——胡恒《边缘地带的行政治理：清代厅制再研究》评介

《边缘地带的行政治理：清代厅制再研究》一书,以清代独有的地方行政制度——厅制为研究对象,讨论其形成过程、各种制约因素以及与区域社会的互动关系,揭示了厅制是清王朝为解决“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超大规模”与“有限政府”这两对结构性矛盾,在各种“边缘地带”实施国家治理的弹性制度与空间。该书推进了清代地方治理和政治地理研究。     

东北地区城乡结构的演变机理与统筹发展

由于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和地理等方面的原因,东北地区的城乡二元结构是我国最突出、最奇特的地区。本文简要回顾了计划经济时期的二元城乡结构,然后从经济结构、居民收入与消费、城乡规模结构和社会发展水平等方面深入分析了改革开放后东北地区城乡结构的演变过程与动力机制。最后从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城乡发展战略和制度创新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策略。     

伪满时期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皇国观”教育和文化统治

伪满洲国是日本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扶植建立的傀儡政权,为达到其彻底控制中国东北地区的目的,日本建立并推行了严密的"奴化教育"制度,以便从思想上完全控制东北。该"奴化教育"的核心在于通过教育实践将日本军国主义的"皇国观"强制灌输给东北人民,不仅阻碍了东北地区文化发展的正常进程,更为严重的是目标直指中国人的精神层面,妄图在思想上同化、泯灭中国人民的国家和民族意识。     

清末两级地方自治中的官治与自治模式

清末地方自治包括府厅州县和城镇乡地方自治两个层级,并建构了两个层级不同的官治与自治模式,即在城镇乡一级实行"以自治辅助官治",而府厅州县则实行"自治与官治合并"之制度。两种模式都借鉴了日本自治制度,但都有所不同。就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的运行来看,由于地方自治章程赋予官府监督自治之权,也由于自治团体为谋求地方利益,常常也会与官府对立,所以,官治与自治常常处于矛盾冲突之中。     

任建宇们的“后劳教时期”

2013年11月20日晚,西南政法大学图书馆学术厅举办一个“聚焦废除劳教制度最前沿”的讲座。任建宇在新浪微博上看到讲座广告。他对将作为讲座嘉宾出席的谭宗泽教授感兴趣,他想知道,在十八大三中全会决定废止劳教制度后,谭教授会说什么。     

清代直隶厅解构

本文对清代设置直隶厅地区的民族构成变化和直隶厅行政管理体制进行了解构,认为直隶厅是清朝在大量汉族移民进入边疆民族地区后而创设的一种特殊的行政区划。直隶厅直隶于各省布政司,由朝廷派出抚民同知为主官,具有掌地、治民、控土司、兼汛防、理刑案等职权,抚民同知偏重对辖区内汉族移民的管理,同时直隶厅内部保留了原有的土司机构,因此,清代的直隶厅具有行政双结构、民族构成多样性、户籍管理分类性、赋役征收的差异性和军事控管等特征。     

清代政区治所迁徙的初步研究

治所作为行政区域的核心,其设置或迁徙过程中所考虑的问题和由此反映的政治理念,无疑也是当时行政区划建设思想的体现和重要组成部分。有关历史上政区治所迁徙的研究比较薄弱,对于清代政区治所迁徙到目前尚无人作全面深入的研究。本文通过详细探究有清一代的省会、府、厅、州、县等主要政区治所的迁徙及其发生原因,来研究清朝行政机构治所设置的指导思想和规律,总结治所迁徙的各种具体原因。     

晚清乡村秀才的多重角色与多样收入 ——清光绪年间徽州乡村秀才胡廷卿收支账簿研究

光绪年间徽州秀才胡廷卿具有亦绅亦商的多重角色,他既为村民提供教学、治病、看八字、合婚、择期,以及祀会管理等服务,从中获取束修、"喜包钱"等收入;与此同时,胡廷卿又购置茶园地,生产、销售红茶,并投资茶号,成为茶叶贸易商人,并从商业经营中获得收入。胡廷卿在乡村生活中所表现出的多重角色与多样收入现象,较为具体地反映了晚清乡村士绅谋生方式及其收入变化的实际形态。其中,塾师收入过低是胡廷卿谋生方式转变的内在原因,而自身的文化素养、乡村自然经济资源、徽州经商传统和市场发展状况,则是其谋生方式转变的外在因素。     

关于汉代“亭”的几个问题

本文认为汉代的亭可分为边疆亭与内郡亭两大类,内郡亭又可分为都市之亭与乡野之亭。亭有多种职能,但其基本职能是治安。根据分布地域的不同,亭的职能有所偏重。《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的“十里一亭”和“十亭一乡”主要是针对乡野之亭做出的概述。前者强调亭舍间的距离,在社会实际中基本得到了体现;后者强调一乡之内亭部的分布密度,它往往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从统属关系看,亭长属于县的官吏编制,同时接受郡都尉的管辖。     

从法律看清朝的旗籍政策

本文讨论清朝的法律对待族群之差异,这是研究清代满汉关系的重要议题。清代统治者常说满汉一家、不分满汉,利用汉化政策掩饰,似乎看不到满汉的区别。从户籍制度的管理上可以看到,清朝统治旗人与汉人是不同的。     

明清时期广东海防“分路”问题探讨

明清时期,广东的海防部署依据不同的区域划分呈现出循序渐进的"分路"特征,即从元末三路分防的萌芽,到明中叶的全面成型,再到清代四路甚至五路的发展。关于广东海防分路的时间,本文认为早在元末已经出现,当时中路的虎头门、南头澳等地均是重要的海防要塞,明初的广东海防从无备到有备,实际上借鉴了元末的海防实践,而对于肇庆府在明清两代并不归属中路海防区域,本文也明确提出自己的看法。从元末到清末,广东海防分路的漫长发展演变不仅是海防部署工作的细化,更体现了明清两代区域海防工作责任的日益繁重。     

清末徽州户口循环册研究

户口循环册是清代保甲制度中的一种册籍。它与保甲册、保甲门牌等均为清代户籍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户口循环册随时修改,动态管理,有单独的特殊人群登记。透过现存的户口循环册,可以看出清末徽州人从事行业广布,社会流动频繁。以商为业的户口数量远远大于其他行业的单独数量,从商人员依然众多,20岁以下经商者颇有人在。     

透视流散在欧洲的清宫绘画

笔者在博物馆收藏及艺术品拍卖资讯中发现,清朝宫廷绘画的出现与收藏,具有两个并非有趣的巧合,暗含着一定的规律性。这一现象主要集中反映在欧洲的博物馆和拍卖市场中。     

“尘定轩”斗彩山水人物盖碗——清代黔籍名宦石赞清家藏御瓷

贵州省博物馆珍藏的“尘定轩”斗彩山水人物盖碗,是皇家赐予清代黔籍名宦石赞清的一件御瓷。本文通过对斗彩瓷发展史的介绍,以及这件后朝仿前朝型制瓷器的价值评述,说明它是反映清代道光时期景德镇御窑瓷器生产状况的一件难得的实物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