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的创新问题

<正>前言创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热词,它之所以火爆,当然是与我们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的。创新缺乏是当代中国之痛,并不限于考古学领域,这是这个时代的普遍现象。钱学森先生临终前有一个世纪之问——我们如何才能有世界一流的人才?没有创新,何谈一流!如何才能实现创新呢?不同学科的学者都有自己的思考。对于考古学者而言,我们的思考应该包括如下一些关键的问题:何其谓创新的考古学?哪些考古学具有所谓的创新性?我们是否有可能创新?     

论新考古学

路·宾福德(L.Binford),美国新墨西哥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当代西方最负盛名的考古学家.新考古学又称进程考古学,是由宾福德于60年代倡导的,指的是从文化发展的进程来研究考古学.这一理论方法对当代西方考古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是宾福德1968年主编的“New perspectives ofArchaeology”一书中开宗明义的第一篇,比较完整地阐述了新考古学的思想,对于了解当前西方考古学理论方法有一定借鉴意义.对于文章中的观点,我们并不一定完全赞同,但是不可以不了解,这便是译者向考古界同行推荐本文的目的.本文原名“As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基本上按原文译出,在少数地方作了技术性的删动.     

考古学主要概念的历史演变

在谈及考古学史时,许多文章总是介绍发掘和分析技术的新进展,引人注目的重大发现,以及我们对过去不断增进的了解.本文的目的是回顾本学科一些基本理论概念的演变,它可以生动地反映史前考古学在各个时期中的发展以及所取得的成就.“文化”和“社会”是两个值得回顾的概念.前者虽然在不同时期中的看法有所不同,但是自20年代以来一直是史前考古学的关键概念.后者只是近来才受到考古学者的关注.这两个概念是史前考古学和社会及文化人类学所共有的,因此有必要把它们在前一学科中的作用作一回顾,并探讨人类学这些主要分支学科的相互关系.     

考古学走与人类学相结合的道路——再论文化人类学知识与考古学研究

考古学走与人类学相结合的道路,是近现代考古学发展史为我们提出的有价值的、可以繁荣考古学的研究取向.从近代起,通过实践,学者们已逐步认识到考古学的发展是受人类学的恩惠的.有的学者甚至用概括性的语言——“美国考古学不是别的,就是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来表述两者的密切关系.英国考古学家C.伦弗鲁讲到当代考古学发展趋势时明确地指出:“在过去,考古学单纯地被视为重新发现历史实物的一种技术;进行发掘的目的,只是在于发现和组织一些相互联系的表象描述.用G.柴尔德的话来说,考古学者是‘拼凑过去’.今天,有更多的理由相信考古学正趋向于突破这一点.”“二十年以前,考古学工作一直被认为是‘从实物出发,即注意整理材料;今天的考古学将要‘从问题出     

柴尔德的考古学文化观浅析

作为本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学家之一,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V·G·Childe,1892-1957)在考古学理论上的建树是多方面的.他不仅提出了“新石器时代革命”和“城市革命”等学说,而且对考古学本身的概念也进行了严格的理论论证,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他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定义和分析.中国考古学文化理论的本源便来自柴尔德.1959年,夏鼐先生向中国的考古学者介绍了柴尔德的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以及文化与族的关系等学说,长期以来这便成了我们进行研究的唯一准则.但是,夏先生所介绍的毕竟只是柴尔德文化理论的一部分,实际上,柴尔德的文化观是相当复杂的.从1959年至今已过去了30多年,但中国考古学界对柴尔德的考古学文化理论一直缺乏全面的了解和整体研究,这对于学科的发展是不利的.本文不揣浅陋,拟在整体上剖析一下柴尔德的考古学文化观,旨在抛砖引玉,以期促进对考古学文化理论的研究.     

“民族考古学”的译法、涵义及其他

曹兵武先生在《谈ethnoarchacology的译法及内涵》一文中,对民族考古学一词的来源、译法和涵义作了很有意义的探讨.在此我仅想谈几点意见,也许可作为对这一专门词汇理解的补充,并对在翻译西方考古学理论著作中的其他专门词汇时有所助益.1.Ethnocarchacology的前缀cthno在当今西方考古学广泛应用中的释义指的是ethnicgroups或ethnicity.它既不是民族和种族(nationality或race),也并不完全是民族学(cthnology).ethnic groups专指规模较小的人类群体和部落,而并非词典中所释的“种族集团”.民族考古学研究也用ethnographic study来表达.ethnography在考古学应用中也并非     

诠释中国特色考古学——读陈雍新著《考古何为》

陈雍新著《考古何为》是一部全面阐释考古学中国化过程及中国考古学特色的专著，从五个方面对该书的内容做延伸和展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学派考古学的理论基础和最突出的特色，给予考古学这一“外来物种”旺盛的生命力。田野考古是考古学的生命源泉，根植于中国黄土的考古学经过几代人的实践，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层位学等方法论；作为阐释考古学的聚落考古学和认知考古学属于“新考古学”的范畴，作者通过缜密的逻辑阐述与易懂的实例演示，使读者能够有很好的理论理解和实践参照；考古学是一门与众多学科存在联系的学科，在与其他学科结合研究时，要注意把握考古学的学科本位；“考古学文献导读”是作者奉献给青年一代考古学者的全新知识。     

玉石器研究中自然科学方法的应用

虽然1862年,法国矿物学家就通过对中国传世玉石器的研究将玉器分为软玉和硬玉两类,并在1911年由章士钊先生引入国内,之后也被译为闪玉和辉玉.但是这一称谓和分类方法并没有得到中国玉石器研究者的认同,玉石器的研究依然在中国传统的金石学体系中发展,他们对玉器的分类依据是文献记载中器物的名称用途和玉料颜色.继而,考古学传人,地层学与类型学是考古学研究的两大基础理论,因此考古学者对玉石器的研究更关注于形制和时代.     

斗鸡台瓦鬲形制分析方法的再研究

苏秉琦先生对斗鸡台瓦鬲形制的分析,学术界公认为是中国考古学早期类型学研究的经典之作。然而这些方法在处理大批量样本时,有些并不十分实用。在本文中,作者认为考古类型学研究应该进行量化改进。基于这种认识,作者运用了相关分析和两步聚类法等统计学方法探讨了斗鸡台瓦鬲的形制,并修正了过去的一些方法和结论。     

永远的导师——苏秉琦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

苏秉琦是中国高等学校考古学教育的开拓者,他领导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考古学专业——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长期负责专业的教学、科学研究、田野实习和年轻教师的培养,成绩卓著。在北大先后成立考古学系和考古文博学院后仍然不断地给予指导和帮助。他有教无类,奖掖后学,全国有许多考古学者都曾得到他的指教与帮助。他为提高考古学研究的水平,为中国考古学走向世界而竭尽毕生的精力。他崇高的风范受到学界普遍的推崇,他是我们永远的导师。     

考古学史首先是思想观念的发展史——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第二版读后感

英国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说过．经历了大概四十年,我们这些考古学者,尤其是英美的考古学者．才逐渐意识到真正的考古学史不仅是指考古发现的历史,也不只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史。事实上。真正意义的考古学史也是考古学思想的发展史。他还说,经验证明．难度最大的进展是观念上的进步。     

关于考古学的几个问题

我国考古学由于自身的发展,由于姊妹学科参与研究考古资料和国外考古学信息的不断传入,拓宽了视野,从而提出了不少问题。现在需要从看来似乎已得到共识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检讨入手,澄清思想,探求出接近事实的认识,从中明确今后努力的方向。一考古学属人文科学范畴,是历史学的有机的组成部分。这当是目前中外有卓识的考古学者的共识。为了搞清楚什么是考古学,则需要从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这类问题谈起。历史,希腊文意为关于已知之事及经过     

考古学史首先是思想观念的发展史——布鲁斯&#183;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第二版读后感

英国考古学家科林&#183;伦福儒说过．经历了大概四十年,我们这些考古学者,尤其是英美的考古学者．才逐渐意识到真正的考古学史不仅是指考古发现的历史,也不只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史。事实上。真正意义的考古学史也是考古学思想的发展史。他还说,经验证明．难度最大的进展是观念上的进步。     

先商文化、岳石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关系考辨

先商文化、岳石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关系考辨张翠莲（河北省师范学院）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和考古资料的不断发表,诸多考古学者分别对先商文化、岳石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这三种年代大致相同的考古学文化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对这三种考古学文化关系的研究...     

评欧美“新考古学派”——兼论我国史前考古学传统模式的变革

欧美新考古学派,是本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崛起的著名考古学派,在世界考古学领域中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它所提出的一系列原理法则,倡导的理论方法和运用的技术手段,为欧美大陆不少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和原始社会史学家所沿用。现在在英、美考古学界都占有着一定的领导地位。然而,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学派,则尚未能在我国学术界引起足够的重视,得到较为全面的介绍和评价。因此,我们认为,对新考古学派的理论体系及其研究方式进行一次科学的探讨,汲取其积极合理的成分,对于改进我国史前考古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着的封闭、停滞状况,具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所谓“新考古学派”,是本世纪六十年代首先在美国兴起的一个考古学流派。1962年,美国芝加哥大学考古学者路易·宾弗发表了一篇《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的论文,在文中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与传统考古学在理论和方法上都有很大的区别。同时,宾弗还利用大学的考古学讲坛发表了许多“富有鼓动性”的讲演,进一步阐发和论证了这     

发刊词

从中国近代考古学诞生的时候起,截至现在为止,大约经历了六十多年的时间。如今象一个人一样已迈入了风华正茂的历史时期。前三十年,虽然取得了一些零星的成绩,但是由于当时政治的混乱和列强的侵略,考古学和其它科学一样,发展是缓慢的。而在后期的三十余年间,中国的社会制度发生了彻底变革。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中国考古学开拓了非常广阔的前景。无数的地下实物史料随着配合工农业基本建设的兴工而出土,给中国考古学者以大显身手的机会。经过科学发掘出土的遗物和遗迹,使考古学者、史学家可据以阐明中国古代文明史的依据。同时,这些新出土的实物史料还大大地改变了古代中国人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因此,中国考古学的迅猛发展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足以使我国各族人民感到光荣和自豪。     

十字路口的考古学:新在哪里

20世纪60年代,西方考古学走到了一个根本转折点,美国新考古学取代传统考古学并逐渐成为国际潮流。但是,经过了二十年锐意的探索和尝试,也暴露出许多问题,一方面新考古学并没有令人满意地达到当初所设想的目标,另一方面,考古学开始呈现出许多新的发展趋势,流派纷呈,分支众多,目标、理论、技术、方法等都表现出多元化的趋向。新考古学究竟新在那里?传统考古学是否完全过时?当初新考古学所倡导的思想和憧憬的目标是否现实?一些考古学家开始冷静下来思考这门学科的变革历程和发展方向。特里格的这篇文章,就是这种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它全面评估了新考古学的成就和暴露出来的问题,并对考古学今后的发展做了进一步思考和展望。新考古学主张考古学的最高目标并非了解历史,而是像社会人类学家那样努力阐明和检验人类行为的一般规律,而考古学实践已经证明,由于人类行为自身以及外界各种影响因素所带来的复杂性,这一目标事实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或者也许根本不存在这种规律。这种复杂性动摇了新进化论、严密的因果律和整合性,以及文化和社会的界限概念。在这种反思之下,特里格赞同考古学的历史学取向,强调对具体社会和文化作具体的研究,注意到人类行为的每个方面,并对决定文化演变的因素持更开放的态度,不仅注重内因,也注重社会之间的互动等外界因素。所有这些,事实上已经否定了新考古学家所提出的归纳法与演绎法之间、特定历史序列的解释与人类行为和社会文化进程的一般理论之间的严格区别。同时,特里格还赞成系统论的思想原则和“中程理论”方法,主张考古资料与历史资料的结合,探讨了从事知识与信仰领域研究的可行性,还特别提到了当代社会意识对考古学家的影响以及由此生发出的考古学研究的社会价值。作为著名的考古理论家,特里格视野宽广,知识渊博,长于思辨,而且富有一个真正伟大学者的人文情怀,这使他的思想广度和深度都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他的观点在西方考古学界具有广泛影响,也对考古学在社会科学领域具有更大普遍性做出了重要贡献。     

考古学是天生客观的吗?——读瓦特·泰勒《考古学研究》

在美国考古学史上,泰勒(WalterW.Taylor)的《考古学研究》(A study of Ar-chacology) 犹如一座巨大的纪念碑,它诉说着过去,也预示着未来.这本仅256页的小书,足足影响了一代考古学者.新考古学派大师、美国著名考古学家路易斯·宾福德(LcwisBinford)在他70年代初出版的第一本个人论文集的前言中说,每当他遇到难题,他便翻开《考古学研究》,这本书象一位无声的导师给他排忧解难指点迷津.读着这本40多年前出版的小书,一个始终迷惑着我的问题再一次向我袭来:考古学是天生客观的吗?     

日本考古学的回顾与前瞻——鷇口隆康、河上邦彦访谈录

中国三名考古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刘振东、河南省文物管理局的张慧明、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的林留根)就日本考古学以及鉼原考古学研究所的历史和现状等问题采访了所长鷇口隆康和副所长及调查研究部部长河上邦彦先生,现将访谈的主要内容发表如下:     

日本考古学的回顾与前瞻——樋口隆康、河上邦彦访谈录

中国三名考古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刘振东、河南省文物管理局的张慧明、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的林留根)就日本考古学以及檀原考古学研究所的历史和现状等问题采访了所长樋口隆康和副所长及调查研究部部长河上邦彦先生,现将访谈的主要内容发表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