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老祠堂

如果你前往徽州,那么你会发现,在徽州的各个村落之中,耸立高出普通民居的最雄伟高大的建筑,就是祠堂。祠堂是全宗族或是宗族的某一部分成员共同拥有的建筑,它同时又是供奉祖先牌位的地方,因此和一般的民居相比较,要高大气派得多。     

庙宇：台湾移民时期社区的自治中心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人际关系是血缘关系,宗族因而成为我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宗族的祠堂是宗族自治的中心,族长在这里祭拜祖宗亡灵,排解宗族内部纠纷等事宜。但是清代台湾移民社会时期的宗族,远不及华南祖籍那样强盛,较少由单姓组成的血缘性宗族村落,“宗教之亲少,洽比之侣多”,大多是杂姓居住的地缘性村落。因此人群和祖籍就成为初期移民结合的基础,也成为地缘性组织的依据。它一方面给予移民在新环境中共有的认同,另一方面,共同的方言和习俗为新社会提供了生活内容。     

明清以来苏闽宗族祠堂比较研究

明清以降,中国境内宗族组织获得了巨大发展,与宗族组织的发展相适应,民间社会倾力建设祠堂的积极性高涨。明清时期的官府尤其是清政府对祠堂建设采取鼓励和劝导政策,将之视为社会稳定的基本条件。我们从江苏、福建两地祠堂的地域比较中看到:两地宗族祠堂建设中存在诸如众力协作、推崇科第人才等共性,同时也存在兴建主体上的某些差异,譬如,江苏宗族祠堂建设中的主角是士绅,而福建宗族祠堂建设中则活跃着更多商人的身影。延续到当下社会,福建宗族祠堂建设融入了海外华人力量,于是呈现出雄伟壮观的态势,而在江苏则较难见到宗祠的踪迹。     

明代徽州宗族精英与祠堂制度的形成

明代徽州祠堂大规模地兴起,宗族精英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明代徽州祠堂制度的形成是祠堂制度的变革与创新过程,它突破了古典宗法制以及朱子《家礼》的束缚,包容和反映明代中期前后的社会分化和亲属关系的演变,从而吸引宗族精英主导祠堂建设,推动了明代徽州祠堂及宗族组织的兴起。     

潮州祠堂建筑的文化心理分析

祠堂是潮州城乡一道亮丽的风景。潮州处在南海之滨,偏于粤东一角,地理位置偏僻而闭塞,宗法文化非常兴盛,宗族观念深入人心。祠堂是中国宗法文化的重要载体,自明代中期宗族礼仪庶民化之后,祠堂作为构建宗族组织的重要内容,在潮州大规模兴起,民间修祠供祖蔚然成风,宗族祠堂遍布潮州城乡。     

碑刻所见明清民国陕西宗族制度与风习

陕西存世的碑刻丰富,其中有许多记载明清以来宗族问题的资料。将宗族谱系刻石,立于祠堂之中的碑谱,除了记忆世系功能之外,也是为了祠堂祭祖活动所需,谱牒是祖坟的重要组成部分。纪念祖先,一般是元旦拜贺,清明墓祭,冬至祠祭。族会依据祭祖时间可以分为清明会、冬至会,或统称为祭会。宗族利用祭祖对族人开展教育。祠堂是祭祀祖先的所在,也是管理族人的地方,祠堂的维护也是宗族的重要事务。晚清时期的宗族活动显示出宗族与地方官府的密切互动关系。     

宋代家祠研究

中国祠堂,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的祖先崇拜,诞生于周代宗庙,经历汉代墓祠、唐代家庙,到宋代发展成为家祠,即设置在住处房屋内或房屋旁的家庭祠堂。本文论述了宋代宗族群体的形成,朝廷对宗庙制度的讨论,士庶祭祖出现新形式家祠的特点,朱熹《家礼》对民间祠堂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与单独建立在住处以外、主要设置在首都的唐代家庙不同,和明清时代单独建立在住处以外的宗族祠堂也有区别,宋代家祠处于唐代家庙至明清宗族祠堂的过渡状态。宋代家祠处于中国祠堂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     

青城高氏祠堂考析

祠堂是中国人祭祀祖先的地方,又是宗族议事、执法、实行宗族管理的中心,还兼具民间教化的功能。位于榆中县青城镇的高氏祠堂是甘肃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其年代久远,荫泽流长,堪称研究陇右祠堂文化之标本。     

试论清代宜荆地区宗族祠堂发展实态

在清代宜兴荆溪地区,宗族祠堂的发展总体上呈现兴起、持续发展、掀起高潮、跌入低谷、再次掀起高潮的发展态势。宜荆地区宗族祠堂的发展态势,受到朝廷政策和地方需求两方面的影响。而族人积极捐资支持则是祠堂存在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     

宗族与乡村社会“自洽性”研究——以明清时期苫山村落为中心

明清时期,东阿县苫山村落中的不同宗族组织不断加强宗族建设,通过宗族凝聚纽带的变化适应社会的变迁,并进而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主相对稳固的社区村落结构。在时空的脉络中,这种结构又通过共享的记忆、神话、价值等要素以及建立在宗族之上得到人们认同与遵守的伦理规范及制度,维护着村落的自洽性特质。这种特性的运行方式是合作与共赢,而非现代社会的竞争与公平。     

刘氏祠堂建筑空间营造

剖析刘氏祠堂建筑的空间特点,试图在现有遗迹中找寻空间特性,以此角度来诠释空间特征。将祠堂建筑空间与宗族权利、环境空间相联系,尝试从空间的角度对此做出解释。     

近世山东莒地宗族探略——以民国《重修莒志·民社志·氏族》为中心

莒州地区宗族普遍存在,流行着明清时期迁来的说法,以明初特别是洪武时期的事例为多,这与清以来明初迁民传说的建构有密切关系。宗族迁出地州内集中于日照,外省主要是江苏的东海以及山西的洪洞。江苏东海是莒地移民来源的认同地,"十八村"、"当路村"是移民故事的核心与标志。迁入莒地的宗族,分成支派分衍,一般是始迁或2世分支,分衍世代集中在17至21世,以19世、20世最高。莒地宗族拥有谱牒、祠堂、族规、祭田的现象较为普遍。宗族的组织化、制度化建设主要是在清代进行的,晚清持续着这种建设,宗族在支长、族长以及祠堂管理下运作和维持秩序。这样的宗族形态与中国南方地区没有太大区别。     

楠溪江的血缘纽带

如果说中国文化有何独特之处的话,对宗族和家庭的重视或许正是其最重要的特征。楠溪江流域的村落,无一例外地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村落,也只有在宗族制度这一层面上,楠溪江流域的文化遗存,或许才能获得最为准确的界定。     

从多姓村到单姓村：东南宗族社会生存策略研究——以粤东丰顺县为例

研究中国东南宗族的学,发现这里普遍呈现单姓村聚居形式,与其他地区大异其趣。弗里德曼在《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一书中说：“几乎在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几个紧密相连的村落构成农村社会的基本单位。氏族通常只是村落的一个部分。但是,在福建和广东两省,宗族和村落明显地重合在一起,以致许多村落只有单个宗族,继嗣和地方社区的重叠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也已经发现,特别在中部的省份,但在中国的东南地区,这种情况似乎最为明显。”     

赣东地区竹桥村古建田野调查

竹桥村是"金溪书"的发祥地和主要承印地,位于江西省抚州市金溪县双塘镇,至今仍保存着完整的村落形态、古老的民居建筑和大量的文化遗存。古村中的古驿道、古井、门楼、街道、水塘、民居建筑无不彰显着竹桥村独有的布局特色,公共建筑及祠堂雄阔浑厚的建筑格局也透出传统宗族血缘文化的庄严。文章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结合研究相关文献,从竹桥村的区域生境、形态特征以及民居建造3个方面进行分析,揭示赣东地区竹桥村村落建构类型及特点。     

从弥散型宗族到点缀型宗族——以浙江省福佑村鲍氏宗族为例

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宗族文化,其产生和变迁的过程与具体的时代和社会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由传统社会到当代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宗族文化经历了由崇高到世俗,由实体到象征的变化,宗族与村落社会的关系也与这种变化相伴随。这种变化,概括地说,是由一种弥散型的宗族转变为点缀型的宗族。这种类型归纳的意义在于,对于具有弥散性的点缀宗族我们可以通过宗族意识唤醒人们的集体意识,村落意识。而对于纯粹的点缀型宗族,则要防止潜在的宗族力量变为显性的社会力量,从而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论明清徽州宗族对徽州农村思想文化的控制

明清时代,徽州经济文化发达,宗族发展到鼎盛阶段。聚族而居的宗族村落已经遍布徽州全境,徽州宗族对村落内宗族成员思想文化方面的控制别具特色。徽州宗族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态,主要通过对农村思想道德、社会舆论、农村习俗、宗教信仰等的控制,实现了对徽州农村思想文化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社会秩序的稳定。     

试析宗祠建筑文物的功能与价值

宗祠,是我国乡土建筑中的礼制性建筑,这里一般指用于同一家族祭祀祖先的家庙祠堂(以纪念某位历史名人而专建的祠堂不在本文所议之列)。在处理宗族事务时、兼具社区性公共建筑意义。由于宗祠的祭祀性与议事性,在乡土建筑中     

最后的谱师村落

东园村潘姓宗族圆谱仪式上,潘潮良高举祭谱文书,大声诵读祭文.温州瑞安方言,声腔高亢,语调抑扬.此时的潘家祠堂,释道法事的鼓乐暂停.只有潘潮良略微沙哑的声音,回荡在祠堂朱漆的梁柱间.金字的牌匾,熠熠生辉,给新近重修的潘家祠堂,带来几分庄严和神圣.     

华北的容与宗族—以山西代县为中心

山西代县的宗族礼仪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容的祭祀,容主要由祖像“影”和神主牌演变而成,且同时融合了影、神主、祠堂、族谱等诸多宗族要素的形制和功能。在其修传和管理上,能够区分和组织不同的人群。容在清代地方社会变动以及宗族庶民化的催生下得以流行,并最终成为华北宗族的重要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