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研究视角中的世界史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体系产生于17世纪，而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史产生于15世纪末以后，它们是同一个时代发展的结果，标志着人类关系的强化。国际关系学与世界史有许多相通之处，两的观察对象是同一的，两大学科兴起的社会历史背景也是相同的。用国际关系研究的方法观察世界历史的发展，或言之，在世界史研究中增加国际关系的视角可能有助于世界史研究的多样化。“世界”与“国际”是同一事物的两种视角，前注重人类社会整体的形成和发展，后关心的是国家之间的联系，前从宏观进入微观，而后从个别进入一般。近现代国家对外关系的真实目的就是维护一方民众的物质和精神利益，保证本国在争夺占有资源和控制掌握生存环境的斗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国家间为不同利益而发生争执，乃至最终爆发战争的过程，以及为取得利益平衡达成和解，就是国际关系发展的过程。人类世界的历史就是一部对生存环境和自然资源关系、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发展史，而国际关系的核心也围绕这一点展开。     

我对文明冲突的初步理解——兼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观

文明冲突是客观存在 文明冲突是客观存在的,自古以来就有,是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的普遍现象。当两种孤立的文明相互接触时就会产生碰撞,就会有矛盾,任何两种文明之间都存在差异。“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文明之间的差异是普遍存在的。任何两种文明、两种文化、两个社会、两个民族或两个国家之间都存在差异。差异不仅仅指两者之间的不同,也指两者之间的差距。所谓“差”是指它们发展程度的高与     

当代国际关系中的民族因素与意识形态因素

当今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民族因素的影响超过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民族因素是指各民族国家从本民族国家利益出发分析国际形势,确定对外政策。意识形态因素是指各国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为标准来分析国际形势,确定敌友,制定本国的对外政策。 现代国际关系史中,民族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曾交替在国际关系中起主导作用。从本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国际关系中民族因素起主导作用。其间虽然曾有过各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武装干涉刚刚诞生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但持续时间并不长,很快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便上升到主要地位,以致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第二次世界大     

英国学派与国际会议史研究北大核心CSSCI

虽然几经浮沉,学术界却公认英国学派在后冷战时代重新焕发了生机。英国学派提供的借鉴和启示是多方面的。英国学派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理论以及跨学科、多学科甚至全学科的学术视野,为展开国际会议史研究树立了榜样。作为一名基督教徒、历史学家、国际关系学者的英国学派开创者——赫伯特·巴特菲尔德,为超越至今仍然在历史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中令人难以释怀的“国家中心主义”情结提供了有益的镜鉴。英国学派第二代的“旗手”——赫德利·布尔对大国及其作用的考察和分析,在全球化时代依然是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两个领域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需要学术界更多地从非欧洲、非西方国家的视角来重新阐释与深入思考。英国学派为研究民族主义提供了新的维度的同时,也为我们从非西方视角考察作为国际制度的民族主义提供了契机。尽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在与英国学派的“对话”中,面对“借鉴”与“批判”、“倾听”与“表达”、“他者”与“自我”所编织的种种纠结,中国学术界的探索依旧路途漫漫。     

论法国霸权的兴衰

论法国霸权的兴衰计秋枫＂霸权＂,是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史学中最常用的术语之一,它指的是某个国家对其他国家的相对力量优势,它往往体现为这个国家对其他国家的支配权或影响力。任何国家都不能永久地保有霸权,这已被几百年的国际关系史所证实。每一种霸权都与某个时代...     

“冷战”的起源与终结——世界历史的视角

20世纪的世界体系经历了从"解构"到"局部重构"、再到"全面重构"的历史过程。冷战处于世界体系的"局部重构"阶段。这种特殊的国际关系形态既反映了世界体系结构的内在矛盾,也反映了世界体系与国际体系的张力与互动。冷战史表达的结构性矛盾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利益竞争和国际关系中的霸权之争,更具实质性的是两种对抗性社会制度及其指导性意识形态的斗争。冷战后的历史运动表明,冷战终结并非人类社会在发展道路选择上的最后结果。后冷战时代世界体系结构性矛盾的升级和深化使国际社会面临诸多现实的挑战和风险。由于世界体系层面全球治理机制的滞后,缺乏公共产品支撑的国际体系面临失范的风险,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正呈现出难以把握的"不确定性"。     

对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思考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社会的变革,引发出人与人的关系新的变化,人民内部利益矛盾和思想矛盾随之增多,表现的形式和特征与以往任何时期都不同,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于社会政治稳定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顺利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就人民内部矛盾的几个问题作一探讨。一、人民内部矛盾的集中反映——利益矛盾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人民内部产生的各种矛盾,集中反映在利益矛盾。社会主义建设在改革以前,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人民内…     

日英同盟解体的原因及其对日本的影响

《四国协约》生效后日英同盟协定自动失效,同盟宣告解体。从表面原因来看,日英同盟解体是日美矛盾发展到军备竞赛的激烈程度致使美国成压力图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的英国放弃与日本的结盟,以避免英美之间直接军事冲突的结果。但从根本上来说,任何两国之间的国家利益不可能长久地保持一致并维持永久性同盟关系,从这个角度出发,审视同盟的解体则是日英两国的国家利益产生矛盾和冲突,以致在同盟范围内无法进行协调的结果。本文即从日英同盟解体的根本原因入手,分析了同盟解体及其对日本产生的影响。     

从美拉关系看美国的人权外交

“人权外交”是一个国家以“人权”为原则在国际关系方面进行的活动。它兴起的时间不长,本世纪70年代发轫于欧洲。1975年8月1日,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召开的欧洲国家安全与合作会议通过《欧洲关于指导与会国间关系原则的宣言》,首次正式将“人权’列为指导包括东、西欧国家和美国、加拿大在内的35个与会国之间关系的原则。而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中首先大力实行“人权外交”的当推1977年初就任美国总统的吉米·卡特。本文拟就卡特提出“人权外交”的理论根据、时代背景、历史渊源和外交实践等问题,对美国的“人权外交”及美国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作一阐述。     

国际关系局部理论与当代史案例研究

历史与理论的关系,实质上是人类的社会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因此可以说它是人类的社会性思考的一个永恒课题。战后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和专业分工所导致的学科“碎化”趋势愈演愈烈,弊端也日益明显。20世纪后期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对于复杂多维的国际政治现象,任何一种研究途径都有其合理性与有效性的限度,只能解决部分问题。国际关系的学科边界极为模糊,这就决定了依托不同的知识谱系,打破相关学科间的藩篱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的重要性。以国际关系的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之关联这个基本问题为例,优秀的论著表明,理论思考可以卓越地体现在历史叙事之中,而历史实例的娴熟运用则能有力地支撑理论建构。但多年来国内这两类研究颇有一种相互隔绝甚至厚此薄彼的倾向历史家常常只摆事实不讲“道理”,认为国际关系不过是对外政策及其实践之总和,并无抽象理论可言;理论家则言“义理”而罔顾事实,视历史研究为小道,结果把理论架空。有鉴于此,本刊特约请国内几位国际关系研究者,围绕几个具体研究领域来共同探讨这一主题。讨论的目的当然并非刻意高抬传统人文主义或任何单一研究途径的价值,而只是提醒人们举凡学术研究,无不靠事实与理论相互联系共同推进。历史研究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历史     

欧洲一体化的历史与观念

历史与理论的关系,实质上是人类的社会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因此可以说它是人类的社会性思考的一个永恒课题。战后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和专业分工所导致的学科“碎化”趋势愈演愈烈,弊端也日益明显。20世纪后期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对于复杂多维的国际政治现象,任何一种研究途径都有其合理性与有效性的限度,只能解决部分问题。国际关系的学科边界极为模糊,这就决定了依托不同的知识谱系,打破相关学科间的藩篱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的重要性。以国际关系的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之关联这个基本问题为例,优秀的论著表明,理论思考可以卓越地体现在历史叙事之中,而历史实例的娴熟运用则能有力地支撑理论建构。但多年来国内这两类研究颇有一种相互隔绝甚至厚此薄彼的倾向历史家常常只摆事实不讲“道理”,认为国际关系不过是对外政策及其实践之总和,并无抽象理论可言;理论家则言“义理”而罔顾事实,视历史研究为小道,结果把理论架空。有鉴于此,本刊特约请国内几位国际关系研究者,围绕几个具体研究领域来共同探讨这一主题。讨论的目的当然并非刻意高抬传统人文主义或任何单一研究途径的价值,而只是提醒人们举凡学术研究,无不靠事实与理论相互联系共同推进。历史研究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历史     

战略史考察与大战略理论

历史与理论的关系,实质上是人类的社会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因此可以说它是人类的社会性思考的一个永恒课题。战后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和专业分工所导致的学科“碎化”趋势愈演愈烈,弊端也日益明显。20世纪后期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对于复杂多维的国际政治现象,任何一种研究途径都有其合理性与有效性的限度,只能解决部分问题。国际关系的学科边界极为模糊,这就决定了依托不同的知识谱系,打破相关学科间的藩篱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的重要性。以国际关系的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之关联这个基本问题为例,优秀的论著表明,理论思考可以卓越地体现在历史叙事之中,而历史实例的娴熟运用则能有力地支撑理论建构。但多年来国内这两类研究颇有一种相互隔绝甚至厚此薄彼的倾向历史家常常只摆事实不讲“道理”,认为国际关系不过是对外政策及其实践之总和,并无抽象理论可言;理论家则言“义理”而罔顾事实,视历史研究为小道,结果把理论架空。有鉴于此,本刊特约请国内几位国际关系研究者,围绕几个具体研究领域来共同探讨这一主题。讨论的目的当然并非刻意高抬传统人文主义或任何单一研究途径的价值,而只是提醒人们举凡学术研究,无不靠事实与理论相互联系共同推进。历史研究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历史     

美国外交史和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学派

历史与理论的关系,实质上是人类的社会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因此可以说它是人类的社会性思考的一个永恒课题。战后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和专业分工所导致的学科“碎化”趋势愈演愈烈,弊端也日益明显。20世纪后期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对于复杂多维的国际政治现象,任何一种研究途径都有其合理性与有效性的限度,只能解决部分问题。国际关系的学科边界极为模糊,这就决定了依托不同的知识谱系,打破相关学科间的藩篱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的重要性。以国际关系的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之关联这个基本问题为例,优秀的论著表明,理论思考可以卓越地体现在历史叙事之中,而历史实例的娴熟运用则能有力地支撑理论建构。但多年来国内这两类研究颇有一种相互隔绝甚至厚此薄彼的倾向历史家常常只摆事实不讲“道理”,认为国际关系不过是对外政策及其实践之总和,并无抽象理论可言;理论家则言“义理”而罔顾事实,视历史研究为小道,结果把理论架空。有鉴于此,本刊特约请国内几位国际关系研究者,围绕几个具体研究领域来共同探讨这一主题。讨论的目的当然并非刻意高抬传统人文主义或任何单一研究途径的价值,而只是提醒人们举凡学术研究,无不靠事实与理论相互联系共同推进。历史研究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历史     

思想史视野与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理论

历史与理论的关系,实质上是人类的社会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因此可以说它是人类的社会性思考的一个永恒课题。战后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和专业分工所导致的学科“碎化”趋势愈演愈烈,弊端也日益明显。20世纪后期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对于复杂多维的国际政治现象,任何一种研究途径都有其合理性与有效性的限度,只能解决部分问题。国际关系的学科边界极为模糊,这就决定了依托不同的知识谱系,打破相关学科间的藩篱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的重要性。以国际关系的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之关联这个基本问题为例,优秀的论著表明,理论思考可以卓越地体现在历史叙事之中,而历史实例的娴熟运用则能有力地支撑理论建构。但多年来国内这两类研究颇有一种相互隔绝甚至厚此薄彼的倾向历史家常常只摆事实不讲“道理”,认为国际关系不过是对外政策及其实践之总和,并无抽象理论可言;理论家则言“义理”而罔顾事实,视历史研究为小道,结果把理论架空。有鉴于此,本刊特约请国内几位国际关系研究者,围绕几个具体研究领域来共同探讨这一主题。讨论的目的当然并非刻意高抬传统人文主义或任何单一研究途径的价值,而只是提醒人们举凡学术研究,无不靠事实与理论相互联系共同推进。历史研究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历史     

论国际关系组织化对民族国家的挑战

当代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显特征，就是国际组织的蓬勃发展，这种变化可以称之为国际关系组织化，本以当代世界民族问题的发展态势为研究的出发点，分析了国际关系组织化使得民族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拥有几个世纪恒久不变的稳固地位开始发生的变化，论述了国际关系组织化对民族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和挑战，明确指出民族国家仍是国际关系的基石，在当今国际事务中仍处于中心地位。     

国家利益与斯大林时代苏联的对外政策

国家利益与斯大林时代苏联的对外政策侯文富斯大林时代时间跨度较大,苏联对外政策给复杂的国际关系注入了许多新的内容。其演变更易,不仅关系到苏联自身战略利益的实现,而且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国际格局变迁、新旧矛盾的交替和力量对比的变化。反观历史,斯大林时代苏联对...     

汉密尔顿的国际政治观与外交思想

汉密尔顿从人性恶的观点出发,相信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状态是国际社会的基本特性,认同并顺从欧洲主导的国际关系原则,把国际关系视为国家间争夺权力和利益的斗争,排斥理想主义者所倡导的道德与伦理因素。在此基础上,他认为美国在对外关系中应该追求权力与商业利益,使美国成为英法那样强大的帝国。汉密尔顿的思想是美国外交中现实主义传统的起源,对当时和后来的美国外交产生了重要影响。汉密尔顿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糅合了美国例外论和使命观,这一点构成汉密尔顿主义与欧洲大陆现实主义的不同。     

“理解国际关系：历史与理论”笔谈——战略史考察与大战略理论

历史与理论的关系,实质上是人类的社会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因此可以说它是人类的社会性思考的一个永恒课题。战后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和专业分工所导致的学科“碎化”趋势愈演愈烈,弊端也日益明显。20世纪后期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对于复杂多维的国际政治现象,任何一种研究途径都有其合理性与有效性的限度,只能解决部分问题。国际关系的学科边界极为模糊,这就决定了依托不同的知识谱系,打破相关学科间的藩篱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的重要性。以国际关系的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之关联这个基本问题为例,优秀的论著表明,理论思考可以卓越地体现在历史叙事之中,而历史实例的娴熟运用则能有力地支撑理论建构。但多年来国内这两类研究颇有一种相互隔绝甚至厚此薄彼的倾向：历史家常常只摆事实不讲“道理”,认为国际关系不过是对外政策及其实践之总和,并无抽象理论可言;理论家则言“义理”而罔顾事实,视历史研究为小道,结果把理论架空。有鉴于此,本刊特约请国内几位国际关系研究者,围绕几个具体研究领域来共同探讨这一主题。讨论的目的当然并非刻意高抬传统一人文主义或任何单一研究途径的价值,而只是提醒人们：举凡学术研究,无不靠事实与理论相互联系共同推进。历史研究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历史实践是理论的重要来源和检验途径,而历史实践和历史认识本身也需要理论的指导,国际关系领域自不例外。国际关系研究之传统一人文主义与行为一实证主义两大研究途径完全可以相互借鉴、互为补充。当前国内学界讨论的一个焦点问题,是如何实现国际关系研究、特别是国际理论研究的“中国化”或日“本土化”。或许,将历史学的长处、包括中国源远流长的史学优良传统与现代社会科学的先进思想方法和研究手段结合起来,是值得尝试的途径之一。     

关于亚洲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问题

在亚洲,除日本外,都是较早相继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而长期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封建半封建社会性质阶段;新的社会阶级产生较早,民族资产阶级“两重性”的表现,也较典型,这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在我们论及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时,有时不免把它的“两重性”绝对化了,而没有把它放在世界政治大变革的前提下,或者不能以发展的观点去加以论述。因此,本文拟对亚洲民族     

从西方宏大叙事变迁看当代宏大叙事走向

宏大叙事是任何民族或文化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和追求的一种基本方式.西方的宏大叙事经过长期演变在20世纪发生了重要变化,这首先是现实世界发生深刻变化的一种反映.从这一演变过程可以看出,今天的宏大叙事必须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处理好民族国家或文化圈的利益与人类利益、延续与断裂、文化或宗教冲突、中心与非中心、总体研究与“碎化”研究、宏观社会发展理论与微观社会发展现实之间等一系列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