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王大”与“大官釜”铭小考

多年来相继出土了“王小”①、“于大”②铭文铲及“大官釜”陶文的汉代陶灶陶釜③。“王小”、“王大”、“大官釜”应当均是汉代的铁它标志,现考证如下。一、“王小”与“王大”铁官铭查《汉书·地理志》,用“王”字作郡。县地名者,仅有“野王”一个县,即当今河南省沁阳市。野王县不是大铁官而是小铁官县。在《史记·食货志》中说,不产铁的县设小铁官,其任务是销旧器铸新器。由此可见小铁官同样能鼓铸,不同之处是大铁官鼓铸的铁材料是从矿冶中获得的,源料充足;而小铁官是用回收的废旧铁器为原料进行鼓铸的,原料不富裕。在野王县…     

丹徒北山顶舒器辨疑

江苏省丹徒县谏壁至大港一带沿江,从50年代以来,多次出土带有南方特色的青铜器,烟墩山的宜侯矢簋,上有铭文百余字,曾引起考古界研究兴趣。近来在北山顶又出土了一批春秋晚期青铜器,其中钟、鼎、缶、矛上均有铭文,它对我国东南地区青铜文化的研究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对这批青铜器铭文的考证,先后有几种不同的看法:一是周晓陆、张敏先生的《北山四器铭考》(以上简称“铭考”),认为是吴王余昧墓,“尸祭”缶是吴器,盖上铭文是吴国四王的世系,矛是“余昧”矛,钟、鼎是属徐器。一是商志(?)、唐钰明先生的《江苏丹徒背山顶春秋墓出土钟鼎铭文释证》(以下简称“释证”),主要考证该墓     

汉代铁官郡、铁器铭文与冶铁遗址

铁在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已置于国家的管理之下。从《汉书·地理志》来看,各地铁官所在地46处分布在各郡国。但是,有关的冶铁遗址怎样和铁官相对应,是判断汉代冶铁特征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些冶铁遗址和铁器出土地,出土有冠以郡名、县名简称的铭文陶范、铁制铸范及铁器等(图一)。铁范上带有铭文的例子在战国就已有之,河北省兴隆县寿王坟出土的铁器就是燕国官营作坊的产品。现在把以西汉为中心的冶铁遗址、铭文遗物类和铁官相关联的资料汇集(如表1)。下面,试按各郡国顺序加以研究。京兆尹汉代京兆尹在郑县设置铁官,     

羽阳宫鼎铭考辨

1973年,陕西省凤翔县长青公社马道口出土西汉铜鼎一件,上有铭文三组,分别记载了此鼎当时被移用的情况,为研究汉代郊祀和右扶风古地名、宫名等提供的实物和文字资料。《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刊登王光永《凤翔县发现羽阳宫铜鼎》一文,已作了报导和考释。这里再对器铭试作考辨。一、器铭内容及排列先后三组铭文都刻于鼎腹上部。联两附耳为界,分鼎为前后两面,其刻于前后一侧的有“郡邸鼎”和“羽阳宫鼎”两组铭文。刻于后面一侧的有“高唐”一组铭文。现按原铭行次释文如下:     

汉代铜器铭文著录与研究历史的回顾

汉代铜器铭文的著录与研究开始于宋代,但一直到清代,学者们的努力还主要集中在铭文的著录上,研究的成分很少。民国时期容庚《汉金文录》与《金文续编》问世,标志着汉代铜器铭文的著录与研究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建国后,一批批汉代有铭铜器陆续出土并公布于世,一些学者如陈直、李学勤、裘锡圭、丘光明等从不同角度对汉代铜器铭文进行了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科学、全面的著录性著作,也没有系统的研究成果,在铭文的释文、断句、注释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某些研究结论还缺乏准确性。     

一部填补学术空白之作─—评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研究》

徐正考博士《汉代铜器铭文研究》一书已于１９９９年１２月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此书是作者的博士论文。它的出版,填补了我国学术界对汉代铜器铭文综合研究方面的空白。书共九章,附录二,洋洋二十万字。举凡铭文中所涉及的“物勒工名制度”、“纪年方式与断代问题”、“器类、器名与制作地”、“制作机构”、“器物制作数量与器物编号”、“度量衡问题”、“文字问题”等等都作出了精深的考证研究。如关于物勒工名制度,作者以翔实的铭文资料为基础,探讨了汉代铜器铸造过程中在器物上实行“物勒工名”制度的类型,各类铭文表现的工…     

汉代济南郡铁官铭文

《考古与文物》1995年5期报导的《沂水县发现古井和古墓》遗物中,值得注意的是铁锛上铸有“济”字铭文。（图一）我在60年代研究铁农具和铁工具铭文时发现,汉代铁官标志,都是用铁官作坊所在地的地名作代表的①。在《汉书·地理志》的地名中用“济”字作郡县地名者有：济阳、济阴、济南郡三个,其中只有济南郡设有铁官,“济”字应是济南郡铁官作坊的标志,“济”锛应是济南郡铁官作坊的产品。“济”锛出在琅邪郡西部的沂水县内,说明济南郡铁官也和河南郡、南阳郡、河东郡与临淮铁官一样,也具有外售铁器产品的任务。在济南郡内,设置了…     

淮夷文化研究的重要发现——驹父盨盖铭文及其史实

驹父盨盖1974年出土于武功县一西周遗址,铸铭文82字.这篇铭文为淮夷文化的探讨,提供了一些值得重视的线索,是淮夷文化研究资料的重要发现.1976年吴大焱、罗英杰发表了初步的释文和铭文拓片.1982年王辉同志发表了《驹父盨盖铭试释》一文,对铭文作了进一步的考证由于两文对铭文的考释尚未尽善,加之该铭文对淮夷文化研究的重要价值,故再申浅见.驹父盨盖铭文分书九行,行九字,合文一,个别字有所残损,现录全铭释文如下:     

关于“河三”遗址的铁器分析

“河三”遗址是河南省文物工作队1958-1959年在巩县铁生沟发掘的汉代冶铁作坊遗址。这个遗址出土的某些铁器如铲和铧铸有“河三”二字(图-A),说明它是当时河南郡官营第三冶铁作坊,简称“河三”遗址。1962年该发掘报告正式发表后,受到国内     

也谈静方鼎铭文

《文物》1998年5期报导了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静方鼎》,此鼎从形制、纹饰看,确为一件美术精品,而从铭文看则不像西周时的铭文。特别此鼎何时出土于何地?曾为何人收藏?它出土后的流传情况怎样?均无明证,令人未敢信其为真。徐天进《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静方鼎》一文指出：“虽然该器之形制、纹样具有商末周初的特征,但该时期的铜器中鲜有如此长铭的方鼎。”对此我也有同感。     

“河内工官”的设置及其弩机生产年代考

目前发现和出土的汉代“工官”铭文弩机,仅见河内和南阳的产品,其中又以“河内工官”弩机的数量最多。《汉书·地理志》虽记河内郡的怀县有工官,但对其设置时间及产品制造等不见记载,因而引起学界长期争论,莫衷一是。近年来,随着多件“河内工官”铭文弩机的出土,为考证“河内工官”的设置及弩机生产的年代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在考证前,我们先将见诸著录和建国以     

西周“■”土考——再释《中作父乙方鼎》之“■”土及其地望

本文详尽地考证了《中作父乙方鼎》铭文所载之西周昭王伐虎方时,赐中之埰邑“(?)土”之“(?)”字。铭文宋时出土,“(?)”字未识。今考证其字亦即“(?)”字,亦是甲骨文之“(?)”地,古书所载之“潛(鬵、灊)地”,地望在今湖北省孝感市附近,地近古灊水。“(?)((?)、灊)”(水)在今湖北省潜江县境,非今嘉陵江上游之古潜水、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境之古潜邑。     

昜王鼎铭文考释

“昜王”(昜即今“阳”字)铜鼎,1985年8月出土於湖南省桃源县三元村一座战国中期偏晚的楚墓内。发掘报告《桃源三元村一号楚墓》,已刊登在《湖南考古辑刊》第4辑(1987年10月出版),但对鼎铭文未加考释。近年来,学者对王鼎铭文看法不一,现将我的最初认识和对墓葬性质的看法,写成此文求教。昜王鼎铭文系刀刻在铜鼎口沿的小直唇外表,唇高仅1.3厘米,字迹清晰。铭文一行十一字,为:“十年土命昜王鼎容廿五升”。个别容易引起有疑问的字,作如下简略考证:     

首都博物馆藏正始二年铭铜弩机考

首都博物馆藏有一件正始二年铭弩机,因为是传世品,多年来真伪未做考证。本文以出土的正始二年弩机与此弩机进行铭文、器形的比对,认为馆藏弩机是一件汉代不带铭文弩机伪刻正始二年铭文,又依据弩机各部件在各个时代的不同特征,将该弩机的时代定为东汉早期偏晚。     

集安出土赵国青铜短剑之阳安君为李跻

1977年吉林省集安县（现集安市）出土赵国阳安君青铜短剑,正面铭文“十（七）年相邦阳安君邦右库工师吏厩朝冶吏疱敦剂”20个字,背面铭文“大攻尹□□”5字。关于剑铭中的“阳安君”,简报称：“查找古籍赵国无‘阳安君’的记载。”黄盛璋先生《跋集安新出土阳安君剑》一文中也说不见记载。     

首都博物馆藏正始二年铬铜弩机考

首都博物馆藏有一件正始二年铭弩机,因为是传世品,多年来真伪未做考证。本文以出土的正始二年弩机与此弩机进行铭文、器形的比对,认为馆藏弩机是一件汉代不带铭文弩机伪刻正始二年铭文,又依据弩机各部件在各个时代的不同特征,将该弩机的时代定为东汉早期偏晚。     

也谈静方鼎铭文

《文物》1998年5期报导了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静方鼎》,此鼎从形制、纹饰看,确为一件美术精品,而从铭文看则不像西周时的铭文。特别此鼎何时出土于何地？曾为何人收藏？它出土后的流传情况怎样？均无明证,令人未敢信其为真。徐天进《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静方鼎》一文指出：“虽然该器之形制、纹样具有商末周初的特征,但该时期的铜器中鲜有如此长铭的方鼎。”对此我也有同感。     

父乙甗考释

前年我写成“《湖北金石志》周楚重(?)铭文拾考”时,对父乙甗铭关键性的字.只认识一个(?)(巴)字.后经反复推究,共识十来个字。“拦路虎”经排除,铭文可初读了,特写成此文,以求正于海内外专家。     

《洛阳发现战国时期有铭铜镜略论》质疑

本文根据洛阳出土的“千金”铭铜镜纹饰和铭文特征,将它与长沙等地楚墓、汉墓出土的铜镜进行对比,并结合相关的文字资料对其时代特点进行分析,认为应是西汉时期的仿楚式镜,铭文字形是汉代流行的小篆体。其年代相当于西汉文景时期,不可能早到战国。     

西周"( )"土考--再释《中作父乙方鼎》之"( )"土及其地望

本文详尽地考证了《中作父乙方鼎》铭文所载之西周昭王伐虎方时,赐中之埰邑“ 土”之“ ”字。铭文宋时出土,“ ”字未识。今考证其字亦即“[鬲求衣]”字,亦是甲骨文之“[鬲求衣]”地,古书所载之“潛（ 、灊）地”,地望在今湖北省孝感市附近,地近古清水。“ （[鬲求衣]、灊）”（水）在今湖北省潜江县境,非今嘉陵江上游之古酒水、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境之古潜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