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顾问与斯大林模式移植东欧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纷纷丧失政权,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宣告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挫折。     

中国与南斯拉夫建交始末

南斯拉夫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但中南两国的建交却拖延了五年才得以实现。苏联与南斯拉夫关系的变化是中南建交延搁和实现的主要原因。建国初期,尽管南斯拉夫符合新中国的建交原则,但中国不得不首先考虑苏联的立场和中苏同盟的利益。随着苏南双方外交关系的恢复以及南斯拉夫与东欧国家关系的改善,中南才最终得以建交。     

毛泽东的铁托梦——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之六)

许多人大概都知道,毛泽东曾经被称为“亚洲的铁托”。最早把毛视为“亚洲的铁托”的,大概是俄国人。1948年6月,以苏联为首的九国共产党情报局,宣布南斯拉夫共产党及其领导人铁托已经走上反苏的道路。在此之后到莫斯科或东欧去参加会议的中     

如何认识南斯拉夫?

本年五月底到六月初,苏联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两国政府代表团在贝尔格莱德及布莱俄尼岛举行了会谈。两国代表团在友好的气氛中,就各项国际问题及苏、南关系中许多问题交换了意见。这次会谈奠定了苏联和南斯拉夫两国的友谊和合作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并且导向南斯拉夫和各人民民     

吉拉斯思想剖析

50年代初,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开始放弃苏联模式,实行工人自治制度。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提出党政分开的口号,否定了党在经济、国家和社会生活中作为直接的和实际的领导者的作用,并把党的名称改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然而,改革初始就在南斯拉夫党内遇到了阻力,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所谓的“正统派”,他们担心改革会背离社会主义道路,被指控为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因而要求恢复中央集权制;另一种自称“新思想派”,他们企图借口改革,在南斯拉夫实行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制度,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后一种思想的代表人物就是当时党中央书记米洛万·吉拉斯。他的无政府自由主义思想遭到南共联盟的严肃批评,他制造的思想混乱很快得到澄清。     

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认识与社会主义建设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社会主义的建设和他的领导紧密相连。而苏联模式则是苏联在斯大林领导时期,逐渐形成的一套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模式。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认识,直接影响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特别影响着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与失误。本文通过梳理建国前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初步认识、毛泽东在新中国筹建中对苏联模式的学习,毛泽东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制定中对苏联模式的反思和维护三个历史时期,说明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及其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并且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探索中的矛盾及其逆转之原因

中国20世纪50年代中期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从具有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制度层面来看,集中体现于陈云在中共八大发言中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由于八大仍把消灭资本家所有制和个体劳动者所有制的残余规定为党要继续实现的任务,这就使当年的探索没能摆脱苏联模式的框架,探索也因此中断以至逆转。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是邓小平首先从社会主义模式的角度提出问题,全党才得以摆脱苏联模式的理论和框架的影响,从而逐步摸索和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框架。     

暗杀铁托:斯大林的未遂计划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南斯拉夫成了紧随苏联之后最早在欧洲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铁托自然也就成了斯大林在东欧国家领导人中最得力、最可靠的盟友。1947年,苏联拉上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成立了一个情报局,其总部就设在南斯拉夫的首都贝尔格莱德。由此也可以想见当年斯大林对铁托的器重。然而,仅仅半年之后,即1948     

论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

论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孙耀文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简称共产党情报局或情报局）是共产国际之后的重要国际组织。直到八十年代、苏联、东欧（南斯拉夫除外）的著作界大都对它作肯定评价，西方政界和学者则持否定态度，称它是“莫斯科的工具”。①其实，东西方的学者对这个...     

“以苏为鉴”的探索与实践

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种种原因,采取了＂一边倒＂政策,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并以苏联的经验为基本,仿照苏联的模式,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苏联模式在我国建国初期,对于恢复国民经济和大规模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苏联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越来越束缚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也发现了苏联模式的一些弊端,提出了对苏联模式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的思想,并开始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记南斯拉夫“战胜法西斯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

记南斯拉夫“战胜法西斯５０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马细谱今年５月１５—１７日,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战争老战士协会在贝尔格莱德“军人之家”举行国际学术讨论会,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５０周年。南斯拉夫和来自俄罗斯、中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意大利、西班牙、希...     

还纳吉以清白

匈牙利1956年事件的核心人物纳吉·伊姆雷在中国长期以来没能得到人们充分的了解,一直作为“反革命”存留在众人的心目中。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甚至污辱性地将当时主持国民经济整顿工作的邓小平同志称之为“邓纳吉”。然而实际上,纳吉是匈牙利一位深受人民群众爱戴的共产党领袖、社会主义改革的先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两次任政府总理期间都因触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要害和维护匈牙利民族独立而深受迫害,最后为了坚持自己的信念被送上绞刑架。     

试析南斯拉夫1956年以前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经验

1945年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后,根据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经验,南斯拉夫开始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实行土地改革和部分农业合作化,以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调整了农业政策,并开始寻找适合南斯拉夫情况的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新途径。 南斯拉夫共产党人首先摆脱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只有一种模式的束缚,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触动农民的土地私有权和生产资料私有权,如何发展农业生产力和逐步实现个体农户社会化的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提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     

“以苏为鉴”的探索与实践

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种种原因,采取了一边倒政策,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并以苏联的经验为基本,仿照苏联的模式,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苏联模式在我国建国初期,对于恢复国民经济和大规模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苏联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越来越束缚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也发现了苏联模式的一些弊端,提出了对苏联模式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的思想,并开始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怎样学习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新中国成立初中共代表团的访苏体验

1950年,中共组织工作者代表团、中共宣传工作者代表团先后访问苏联。向往苏联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心理上强化了代表团成员建设新中国的使命感;苏方高规格接待,细致周到地安排参访和生活日程,热情的仪式活动以及双方互赠礼物的积极互动酿出代表团成员友好、愉快的心情;通过考察苏联的城市建设、社会发展、工业大生产、集体农庄等,代表团成员感受到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与苏联社会的美好,坚定了向苏联学习的信念,“苏联的道路,就是我们的道路”成为他们当时真切的心声。这样的心理、心情与心声共同构成了中共代表团访苏的情感体验并作用于代表团成员学习苏联的活动中,促进了他们确立以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为学习目标,激发了他们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推动了他们回国后传播苏联知识与移植苏联制度的实践。     

对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探索——胡耀邦如何看消费

二战后,先是南斯拉夫,20世纪50年代以后,则是波兰、匈牙利、捷克,乃至苏联等国家,都进行着不同程度的经济改革。尤其是东欧某些国家的改革,对我国改革初期产生了重大影响,很多人还以他们的改革为榜样。     

重读斯大林民族（нация）定义——读书笔记之三：苏联多民族国家模式中的国家与民族（нация）

构建多民族的社会主义民族国家是列宁的建国思想;在建立各个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实现苏维埃国际联盟是苏联建国的初始设计。斯大林模式主导的苏联中央集权体制不仅形成了各个民族无“国家”和联盟无“民族”的民族国家二元冲突结构,而且导致了苏联在反对民族主义的斗争中向沙俄帝国的回归,造成了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分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斯大林民族定义之科学意义的丧失或过时。错误的实践既包括错误理论的指导,也包括对正确理论的错误理解或背离。     

1920年代蒋介石社会主义观之演变

早期的蒋介石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及俄国革命的影响,曾认真阅读过不少关于社会主义思潮相关的著作并甚为赞赏和推崇。在赴苏联考察过程中蒋氏亲身体会苏联国家体制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实态,虽然开始批评苏联“一党专制”体制和社会问题,但并未就此停止对社会主义思潮和俄国革命的关注。在国共合作展开国民革命运动的政治背景下。蒋介石出于政治利益的考量而展开了反共活动,但其对社会主义思想关注仍在持续。     

今天的中国让印象深刻——戈尔巴乔夫评论中国改革开放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五十多年前毛泽东说这句话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果在中国人眼中熠熠生辉,中国共产党视之为自己的伟大梦想。     

五十年代中期我国外交方针的转变

建国初期,中国确定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1950年2月又根据这一方针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应当承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是新中国唯一的、利大于弊的选择。正是因为“一边倒”,新中国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承认,同时也收回了相当部分的苏联在华,特别是在东北的权益。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随着历史的推移,中国作为一个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也逐渐感觉到“一边倒”对中国内政外交的种种牵制和对经济文化的深刻影响,而不得不考虑并于五十年代中期改变了“一边倒”外交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