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出土的东察合台银币新考

<正>1983年7月,北京海淀区航天工业部院内,在基建施工中发现15枚伊斯兰银币。高桂云撰文报道了这次发现,同时还公布了一张钱币拓片(图1)^[1]。这些钱币始终没有被正确地考释出来。英国学者克力勃(J. Cribb)对北京出土的银币非常关心,认为是新发现,并提出了他的看法,但没有披露具体内容^[2]。1988年,蒋其祥先生在《北京出土“新疆银币”考辨》一文中,对拓片上这枚钱币进行了释读^[3],     

吐火罗国巴达克山开元通宝

<正>1996年,杜维善、顾小坤合著《开元通宝系年汇考》出版,书中披露了一种双语种钱币新品：正面是“开元通宝”四个汉字,背面铭有一圈阿拉伯文字(图1)。此钱的直径比普通的开元通宝略大,重量为5.48g,多年前出土于阿富汗,系德国图宾根大学(TUBINGEN,EBERHARD-KARLS)伊斯兰钱币研究所1994年收集的藏品^[1]。《开元通宝系年汇考》转述了美国伊斯兰文钱币专家史蒂文·艾尔本(Stphen Album)对阿拉伯文的释读为：“穆罕默德是阿拉的使者,铸于拔达克山”。     

鲁迅先生与先秦货币

<正>关于鲁迅先生与古钱币,学界早有关注[1])。学者研究的材料来源于日记及其钱币手稿^[2]。2012年,《鲁迅泉志稿图释》出版^[3],该书将鲁迅先生的钱币手稿附以图录清楚地展现出来,其后附有《鲁迅钱币日记》,让我们对鲁迅先生收藏古钱币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支付安全视角下信用卡物理形态的演变

<正>一引言货币的形态以适应其所处时代的特点和需求不断发生变化,其先后经历了实物货币、金属货币、纸质货币、电子货币及数字货币等发展阶段^[1]。作为电子货币的载体之一^[2],信用卡的诞生与发展已经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3]。然而,在金融史或钱币史的相关研究中,对信用卡发展史的关注和研究与今天信用卡的支付地位并不匹配。     

南佐遗址初识——黄土高原地区早期国家的出现

<正>南佐遗址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西郊的后官寨镇南佐村,坐落于泾河支流蒲河左岸的董志塬上。董志塬是黄土高原最大的塬地,董志塬所在的陇东地区是传说中黄帝部族的重要活动地域^[1],也是以农业著称的周人祖先不窋、公刘等的老家^[2]。南佐遗址于1957年由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调查发现,被认为是一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3]。1984～1986年,     

两枚回鹘文钱币

回鹘文钱币目前发现有两种,一种为双面回鹘文钱币,其面文被译为：“厥、毗伽圣天回鹘可汗”或“有名望的、圣智的仆固回鹘天可汗”或“圣明的回鹘卜古可汗”。背文被译为：“奉王命准予流通”或“奉神赐王命颁行”。另一种为单面回鹘文钱币,回鹘文铸于钱币正面,背面无文字,面文译为：“奉亦都护之命准予流通”或“圣命准予通行”。     

明朝万历年间灌州五屯通行茶关货币延伸考察

<正>一引子明朝万历年间,四川茶马古道上的灌州流通过一种用于五屯开展贸易的“货币”,此类实物稀僻,从公开材料上看,目前可见两品,一品为万历二年灌州茶关管理事务府批准并发的值钱五贯的五屯通用茶关货币,为建国初罗伯昭捐献,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图1)^[1];另一品于1994年由王贵忱披露,为万历元年灌松金茂理茶关总管批准灌州边茶官行发的当钱二贯五屯通行茶关货币,认为是一种纸币(图2)^[2]。笔者认为二者年代相近,     

金陵茶事育“雨花”

<正>在中国茶文化史上,南京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茶文化形成于六朝时期,都城建康由此成为当时的茶文化中心。^[1]有学者认为,从茶产业、茶文化代表人物、标志性茶事、茶文化经典集中之地来衡量,南京堪称东晋、南北朝之“茶都”。^[2]以茶代酒、以茶养廉、以茶为赐、以茶为礼、以茶祭祀都源起于六朝的南京;南唐建立了“北苑茶”体系;“茶圣”陆羽踏足栖霞山留下试茶亭;朱元璋“废团茶而兴散茶”,开启“茶为国饮”新风尚;     

“天喜元宝”辨——记新发现的西辽钱币

<正>2008年,在吉尔吉斯斯坦阿克—别什姆古城(碎叶城)附近发现的“续兴元宝”,应是西辽皇帝耶律夷列在位时期(1151-1163)^[1]铸造的。最近几年笔者又陆续记录到11枚类似的硬币(图1)。它们只发现于西辽故都巴拉沙衮地区^[2]。2022年2月,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布拉纳遗址附近发现了一枚铭文为“天喜元宝”(图2)的硬币。据信发现于西辽故都虎思斡尔朵地区^[3]。     

唐王朝及西突厥治下的巴克特里亚文钱币

<正>公元1世纪中叶,贵霜王国逐步统治了中亚和南亚次大陆的部分地区。在贵霜王国时期,产生了一种用24个希腊文字母,并另有一个表sh音的字母■所组成的、拼写印欧语系伊朗语族语言的文字,这种文字在罗巴塔克碑贵霜人自述中被称为αριαο(雅利安语)^[1],而当代西方学者,则根据其主要行用于巴克特里亚及其周边地区,将其称为巴克特里亚文,     

日月光金钱胡书考

本文所讨论的日月光金钱,是一种颇为罕见的胡汉双语铜币,采用中国式方孔圆钱形式。一面铸有汉文“日月光金”四字,另一面则为胡书文字。1979—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队在新疆吉木萨尔县北庭古城附近的佛教寺院遗址发掘出一枚日月光金钱,这是经科学发掘得到的第一枚日月光金钱。1987年,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北约11公里处唐代单于都护府故址也发现一枚日月光金钱。     

海上丝绸之路出水古钱币的钱文复现

<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历史悠久。宋明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繁盛促进了中国钱币作为国际通用货币在相关国家长期流通和行用,中国商船或朝贡贸易的官船通常都载大量铜钱前往东南亚等国进行交易。西沙群岛北礁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贸易航线的要冲之地,属暗礁类型,是历代海难事故多发海域,曾出水大量古代铜钱。由于海洋出水钱币在水下所处的环境复杂,且海水富含多种盐类电解质,从腐蚀机理和腐蚀物相等方面都有它自身的特点,因此钱币的海洋腐蚀状况和内陆锈蚀情况有诸多的不同。这些在海底沉睡数百年乃至一千多年的钱币出水后,往往锈迹斑斑,相当一部分钱文无法辨认,给进一步的考古工作带来困扰^[1]。     

常州人与《红楼梦》

<正>《红楼梦》是中国拥有读者最多的书籍之一，常州人对于《红楼梦》怀有一种特殊情怀。《红楼梦》第120回写贾宝玉在“毗陵驿”的运河船头拜别父亲贾政，消失在常州郊外白茫茫雪原的一座土坡后面。笔者曾撰有《红楼遗梦在常州——〈红楼梦〉故事终结地考》^[1]与《〈红楼梦〉前80回与后40回密不可分之微观探析——力证结束于常州运河畔毗陵驿的全书是曹雪芹原著》^[2]两文，力证常州为“红楼圆结地”。     

乾隆“叶尔启木”钱更名考证

正清代叶尔羌钱局鼓铸"乾隆通宝"两种,一种"叶尔启木"[1]钱,为方孔铜钱,正面汉文"乾隆通宝",背面左右侧分别以满文、察合台文铸"叶尔启木"对译字(满文转写:yerkim,察合台文转写:yark?nd)。另一种"叶尔羌"钱,亦为方孔铜钱,正面汉文"乾隆通宝",背面左右侧分别以满文、察合台文铸"叶尔羌"对译字(满文转写:yerkiyang,察合台文转写:yark?nd)。"叶尔启木"钱是清朝进军新疆后最初开设钱局铸币的成果,仅短暂通行不到两年,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更铸满文为"叶尔羌"。目前学术界对于新疆满文钱币的铸造已有相关研究,如李吟屏对清代新疆钱币铸造进行整体概述[2],吴元丰利用满文档案对新钱的铸造、发行、价值和作用等诸问题作详细讨论[3],但对钱币更名改铸过程均语焉不详。王文良比较了叶尔羌局所铸两种钱的区别,认为"叶尔启木"钱属于错币[4]。实际上,"叶尔启木"钱并非错币,它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透过满文档案,可以从满语国策的角度,对钱币改铸事件进行剖析。本文依据清代满文档案,     

珲春古城村1号寺庙址始建年代及出土造像研究

<正>古城村1号寺庙址位于吉林省珲春市三家子满族乡古城村东,地处珲春盆地西部图们江与珲春河交汇处的冲积平原(图一)。遗址发现于1996年,在历次考古调查中采集到佛像、瓦当、筒瓦、板瓦等遗物。调查材料于2015年发表后^[1],引起了学界关注。有学者撰文,认为该寺庙址与同处珲春盆地的杨木林子寺庙址均始建于高句丽时期^[2]。目前,我国境内仅此两处遗址被推定为高句丽时期寺庙址。     

清末民初画报记录广东女界的家国情怀

<正>岭南社会在唐宋以前具有“妇人强男子弱”的地域习俗特色。之后随着历代王朝推行科举考试制度,男性成为形塑地方文化的代表,女性的影响则被掩盖甚至处于失声状态,她们逐渐接受男性士大夫们刻意推行的“节”“孝”“烈”观念,至明清时期走向贞静柔顺的理想模式。^[1]清朝末年,中国社会面临剧烈震动,民族危亡的现状促使近代民族主义渐成主流,^[2]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     

查海遗址与“查海时代”

<正>查海遗址位于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沙拉乡查海村西南,是辽西地区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1986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查海遗址进行了首次试掘^[1],1987～1994年又进行了六次不同规模的发掘^[2]。201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查海——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发掘报告》^[3](以下简称《查海》),系统地报道了查海遗址历次发掘出土的全部材料。     

戴熙《古泉丛话》研究

<正>戴熙(1801-1860),字醇士,自号鹿床,谥文节,为钱塘人(今杭州人)。其先世以盐业起家,是当地的世家大族,“家有园亭池沼居城东,群从豪侈,日以歌舞酣燕为乐。”^[1]到戴熙时,虽门庭依旧,但其在读书方面却异常用功,常与弟戴煦一起“默坐读诵,被服儒素,不异寒士,自名其斋曰‘习苦’。”^[2]年才十九,便乡试中举,并于道光十二年(1832)成为进士,此后担任翰林院侍读学士、广东学政、光禄寺卿、内阁学士等官职,精通文艺,善长绘画,著有《习苦斋画絮》这类带有绘画理论性质的题跋作品,还著有《习苦斋诗文集》《尚书沿革表》《古泉丛话》等。     

陕西宜君福地石窟调查简报

<正>福地石窟,原位于陕西省铜川市宜君县五里镇榆舍村福地水库中心岛东侧断崖下,共1窟(图一)。1990年,当地政府将石窟残件搬迁至宜君县文物管理所,但未复原。此后石窟残件又经过多次移动,残损严重,部分造像和题刻已经不存,现有残件约15件,存于宜君县博物馆。靳之林^[1]、王子云^[2]、李凇^[3]等分别对此石窟做过研究和考察,并有相关成果问世,其中以李凇研究最为全面深入,其对福地石窟是北朝最早的佛道同窟的性质和开凿年代做出了准确判断。但目前为止,该石窟的基础资料公布并不全面,     

内蒙古四子王旗发现的金代大银铤

<正>内蒙古地区出土的金代五十两大银挺,迄今为止见诸于媒体报导者有二次：一次为1964年秋,从巴林左旗南部隆昌镇附近征集的金代银铤^[1];一次为1980年10月通霍铁路施工建设中,在科右中旗白音胡硕镇南4公里处发现的3枚五十两银铤^[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