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第285窟窟顶壁画题材与构图特征

莫高窟第285窟窟顶图像应用多种纹样元素,其内容丰富,布局精美,构图形式多样,并具有应用传统民间图案的典型特征.该窟窟项壁画所展示的内容反映了传统文化和佛教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同时从美术学角度出发对其绘画题材和构图特征进行分析,对于应用设计学理论研究其构图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大乘佛教思想下的菩萨戒坛窟研究——以莫高窟第196窟为例考察

菩萨戒是汉传佛教中非常重要的戒律,为汉传佛教的僧人与《四分律》一同受持的大乘戒律。敦煌文书中保存了一定数量的菩萨戒经典、大乘布萨文、菩萨戒牒等菩萨戒文书,说明菩萨戒在中古时期的敦煌地区也有流行。论文认为莫高窟第196窟前室壁画中高僧传授戒律画,主室窟顶赴会佛及千佛图像、南北壁下部的菩萨屏风画与东壁门两侧独特的文殊变与普贤变等图像内容是对敦煌大乘佛教菩萨戒自誓得戒、忏悔等思想的生动反映,而第196窟即为敦煌莫高窟菩萨戒坛窟的一个代表性洞窟。     

敦煌莫高窟第285窟南壁故事画所依经典之再研究——以宗教思想为中心

敦煌莫高窟第285窟南壁五幅壁画分别出自不同经典,各经典之间存在很多共同点。通过这些共同点可得知,南壁故事画建立在"三世佛"信仰基础之上,且表达了"三归"与"五戒"等宗教含义。     

莫高窟第205窟施宝观音与施甘露观音图像考释

莫高窟第205窟是武周时期开凿的一个重要洞窟,壁画题材比较复杂。本文主要对西壁2铺观音图像进行考察,辨识出一些榜题文字,其中"圣历"年号的发现为确定此窟建造年代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西壁2铺观音像所表达的内容是观音向世俗信仰者施予财宝、施予甘露,具有观音与信仰者互动的图像特征,可能受到密教观音的影响。在以观音为主尊的佛教造像中,这可能是现存最早的观音与信仰者互动的图像,而后有密教观音中的"甘露施饿鬼、七宝施贫儿"的图像以及产生于中国的引路菩萨、送子观音等大量互动或观音图像,因此205窟这组观音图像是研究观音信仰的一个重要材料。     

敦煌晚唐时期报恩窟营建的流行——以莫高窟索义辩窟为例

中唐时期在一些敦煌大族修建的家窟中,出现了以"报恩"为名营建的石窟,并在窟内显著位置绘有亡父母供养像,使石窟的荐亡与祀祖功能鲜明,体现出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交融。张议潮建立归义军政权后,此种类型的石窟营建更为兴盛,与当时社会倡导的"忠孝"之风的盛行关系紧密。营建于晚唐时期的莫高窟索义辩窟为敦煌索氏家窟,在石窟营建中选择中唐时期就已开始流行的报恩窟,并在建窟功德记中突出对"忠孝"的显扬与强调,与其敦煌大族、儒学世家以及索义辩为归义军僧团重要成员的身份相符,所反映出的情感诉求、宗教信仰与价值取向在这一时期的敦煌大族中具有代表意义。     

莫高窟第254窟千佛文本的符号学分析

本文围绕莫高窟第254窟千佛图像,从符号学的视角探讨这种语际翻译、文图翻译、图文并存的符号的象似性、其排列上的线性、空间布局上的对称性、文本的衔接方式及其互文性,同时也讨论了其所具有的功能。     

佛教两种末法观的对抗与阐释——敦煌莫高窟第321窟研究

武周之后,曾遭武则天两次禁断的三阶教有所恢复,但还是不断遭到佛教其它宗派的责难与批判。在敦煌地区不仅三阶教本身境遇如此,其信奉的主要经典之一《大方广十轮经》也遭到批判,以《十轮经》为依据绘制的经变画在莫高窟一出现就遭到当时实力强大的净土宗的责难与批判。敦煌莫高窟第321窟的洞窟内容就体现了十轮地藏系与净土宗两种末法思想的阐释与对抗,而这种对抗以净土宗的胜利而告终。     

关于莫高窟第156窟的几个问题

莫高窟第156窟是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在位期间修建的一座功德窟,关于该窟的建窟时间,前贤已有较多探讨且已几成定论。本文对窟内人物题记进行重新比对考查,并参照张议潮本人的官阶品级和职衔变化,推断该窟的始建时间有可能在大中五年（851）张议潮被朝廷任命为归义军节度使并赐封旌节之后不久,而出行图中的题记则是成通二年（861）张议潮收复凉州后的补（改）题。同时,文章还对第156窟的选址问题、窟内的《莫高窟记》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敦煌莫高窟的影窟及影像——由新发现的第476窟谈起

本文对敦煌莫高窟的影窟和影像进行了全面考察,认为影窟是为河西都僧统或其他有名的高僧大德而专门修建,窟内塑绘有都僧统或高僧大德的影像。影窟是敦煌家庙窟的一种类型,其功用就是纪念和瞻仰,是敦煌世家大族家庙窟的特殊体现。影窟内影像的塑绘,影响着莫高窟归义军时期的供养人画像更多具有邈真(写真)的性质,而其供养性质则处于次要地位,因而使这一时期的家庙窟具有真堂的性质。     

莫高窟第172窟北壁建筑图像的三维数字化呈现

莫高窟第172窟北壁的建筑图像是敦煌壁画中最具盛唐建筑风格的典型代表作。本研究以探索敦煌壁画中二维建筑图像三维数字化呈现的方法为目标,以第172窟北壁中央的前殿图像为例,综合利用史料文献和实证材料,进行基于有限数据资料与结构逻辑推导的推测性研究,并集成运用图像处理软件(Adobe PhotoShop、Adobe Illustrator)和三维建模软件(SketchUp、Rhino),建立了第172窟北壁中央前殿的三维彩色模型,实现了壁画中的建筑图像从二维到三维的虚拟转变,相对科学、客观地再现了壁画中的建筑形象。通过3D打印等快速成型技术和虚拟投屏等展示利用手段,深度挖掘技术成果价值,扩展了壁画遗产的价值阐释与展示深度,带给观者超现实的空间体验。     

论莫高窟第285窟日天图像的粟特艺术源流

本文结合新收集到的图像资料和研究成果,对莫高窟285窟西壁"日天"形象的图像源流作了探究,认为这一形象的图像来源是祅教的太阳神密特拉神,并认为它的图像很可能是由粟特人带到敦煌的.     

观念与图像的交融——莫高窟285窟摩醯首罗天图像研究

一、缘起 第285窟开凿于西魏大统四年、五年前后,是莫高窟最早有明确纪题记的洞窟.在其西壁龛间壁面分别绘有最早出现在印度教诸神系谱中的佛教护法诸天形象(图1).关于这些图像来源及其在窟中的功能等,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之一.先后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研究,如贺世哲先生、饶宗颐先生、段文杰先生、田囗荣一、姜伯勤等先生和张文玲、佐佐木律子女士等,并取得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成果.     

敦煌与长安的群体影像——从莫高窟第390窟供养人看隋仁寿年间颁送舍利活动

莫高窟第390窟开凿于隋朝,四壁下部供养人可能是对隋仁寿年间颁送舍利活动的图像反映。南北两壁的男女两列供养人手捧供器,在琵琶、箜篌、排箫、横笛等梵呗声中迎接舍利,和文献中记载的佛事仪轨相符合。通过第390窟的南北两壁的男女供养人壁画,我们可以在图像方面为了解仁寿年间长安地区的建灵塔等佛教活动的盛况,这是仁寿年间颁送舍利活动在敦煌和长安地区的群体影像,为我们提供了一铺生动的形象史料。     

礼佛窟·藏经窟·瘗窟——敦煌莫高窟第464窟营建史考论（下）

莫高窟第464窟可以认为是西夏代表洞窟,但其营建史颇为复杂,一直困扰着学术界。作者经对第464窟历史、考古、图像进行全面分析,发现该窟营建前后经历了多次重修:第一次重修确为西夏时期改造北朝多室禅窟为一座完整的礼佛窟,但前室未画壁画,为素壁;西夏晚些时候,对前室进行了二次维修,制造出前室西北角和西南角两个密闭的空间,这两个密闭空间又成为元代中晚期某个时间藏经的地方,使洞窟兼具了礼佛和藏经双重功能。而元代把大量的多民族语言文字的佛经封存在这个洞窟,有可能是作为佛教徒瘗埋的随葬品,从而使得464窟在原有功能基础上兼具了瘗窟的属性。     

礼佛窟·藏经窟·瘗窟——敦煌莫高窟第464窟营建史考论（上）

莫高窟第464窟可以认为是西夏代表洞窟,但其营建史颇为复杂,一直困扰着学术界。经对第464窟历史、考古、图像作全面的分析,发现该窟营建前后经历了多次重修:第一次重修确为西夏时期,改造北朝多室禅窟为一座完整的礼佛窟,但前室未画壁画,为素壁;西夏晚些时候,对前室进行了二次维修,制造出前室西北角和西南角两个密闭的空间,这两个密闭空间又成为元代中晚期某个时间藏经的地方,使洞窟兼具了礼佛和藏经双重功能。而元代把大量的多民族语言文字的佛经封存在这个洞窟,有可能是作为佛教徒瘗埋的随葬品,从而使得464窟在原有功能基础上兼具了瘗窟的属性。     

敦煌莫高窟第297窟甬道南壁西夏文题记译释——兼论西夏统治敦煌的时间问题

敦煌莫高窟第297窟甬道南壁有两行西夏文题记,为西夏福圣年间某人礼佛时所刻写,具有发愿性质。此文在前人译释基础上对该题记进行了重新译释,同时结合该题记对西夏统治敦煌的时间进行了探讨,认为西夏最早于1053年取代沙州回鹘政权,开始了对瓜、沙二州的统治,至1227年蒙古军攻占敦煌为止,西夏共统治敦煌达174年。     

敦煌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的创作年代

诸家学者以《广清凉传》卷下载录的湖南楚王于公元947年送供五台山的记载而判定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的创作年代为947年或该年之后的结论是不可靠的。笔者从该五台山图中"永昌之县"的设置时间、莫高窟第61窟的开凿完工时间以及其它相关历史文献的记载,考察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的创作年代应为943年至947年之间的农历四、五月份。     

元荣抄经与莫高窟第249窟的营建关系探析

莫高窟第249、285窟南朝风格的出现,与北魏宗室元荣在孝昌元年(525)就任瓜州刺史并无直接联系,而应与普泰二年(532)元荣之子叔和进京一事有关。其中,第249窟可能是元荣为庆祝叔和完成沟通京师的使命并平安归来而营建,该窟覆斗顶东披的祥瑞图和南北披的升仙与狩猎图组合也见于同期中原的鲜卑贵族墓中,反映出敦煌与中原鲜卑贵族在图样选择方面的共同喜好;西披的维摩诘经变则是以《见阿閦佛品》为主要表现内容,其绘制与元荣出资抄写百部《维摩疏》祈求叔和平安归来一事相呼应,成为同一件事在文本和图像上的两种表现方式。     

石窟空间与仪式秩序：重建吐峪沟东区第30-32窟禅观程序

本文以新疆吐峪沟东区第30-32窟为研究个案,尝试通过石窟空间结构和造像题材布局,解读洞窟组合中各座洞窟所承担的不同功能,并复原洞窟规划设计的内在逻辑和禅观仪式过程。其中,佛殿窟第30窟以三维泥塑和绘制大型立像的形式供禅观者观佛相好,僧坊窟第32窟以禅观僧朝向规定仪式观想次第并开凿禅室供禅师入定修禅,佛殿窟第31窟通过主、次轴线定位洞窟的视觉中心焦点,实现诸佛为禅僧示现作证的空间感受。三窟以洞窟组合的形式分别承担着禅修程序中的不同功用,具有内在的空间秩序和图像逻辑,与禅修者的禅观行为形成相为表里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