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高宗、武則天並稱“二聖”事

唐高宗時期,武則天已經與唐高宗並稱＂二聖＂,傳世權威史書無不言之鑿鑿。然而遍查文獻,使用＂二聖＂一詞的報告,只有屬於宫中範圍的兩例。既不見＂羣臣朝、四方奏章＂的使用,更没有民間的應用。尤其在當時衆多的龍門石窟題記中,更是一例未見。所謂＂二聖＂並稱之説,雖然有所淵源,但都屬於遠離真相的擴大化之辭。     

“建文舊臣”嚴震直死事敍述與形象建構——以《流芳錄》之傳刻爲中心

明初名宦嚴震直在朱棣即位後被派往北方諸省巡視,死於途中。受明前期禁革建文朝事及建文流亡傳説之影響,明中期以來對於嚴震直死因及晚節的認定,衆説紛紜。與此同時,嚴震直後人所彙纂的記録、頌揚先祖功績的《流芳録》,也幾經重訂再刊。嚴氏家族意圖利用時勢變化和相關傳説,並藉助旌忠祠的興修與重建,推動嚴震直的形象由“建文降臣”向“殉節忠臣”轉變,展現了一個江南地方家族對於國家政治與輿論的持續關注以及適時的因應。     

先秦旌旆考

《周禮》所記"九旗"之一的旌,常被認爲是先秦旗幟的一種通制,而不是旗;旆則本是旗幟的一個組成部分,卻又常被當作是一種旗。本文通過對傳世文獻及新出簡帛上所記旌旆材料的分析,對比出土文物上所繪的旌旆圖像,認爲旌確是先秦時被廣泛應用的一種旗幟,而旆作爲一種旗的附件,由於功能特殊,且與旌的關係密切,可用來指代軍旗,因此纔和旌産生了混淆。     

六朝時期會稽郡的海外貿易——以古代中日之間的一條海上航道爲中心

《三國志·吴志》卷四七所載孫權遣衛温、諸葛直浮海求夷洲與亶洲史料中的"亶洲"當指日本,而"貨布"應是"貨市"之誤。早在東漢、三國時期,會稽郡與古代日本之間已存在一條海上航道,而當時的航海技術爲這一航道的存在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會稽郡爲當時中國南方地區銅鏡、瓷器、布帛、紙張等的重要産地,並且圍繞這些物資,有着活躍的市場交易。亶洲人來會稽的目的正在於此,他們的登陸地點當在會稽郡東部沿海的鄮縣和句章。而會稽市場上的人則對亶洲所産的明珠感興趣,雙方的交易推測以綿爲支付手段來進行。     

《南史·張率傳》辨誤一則

《南史·張率傳》曰:"(天監)四年,禊飲華光殿,其日河南國獻赤龍駒,能拜伏,善舞。詔率與到溉、周興嗣爲賦,武帝以率及興嗣爲工。"檢閱他史,張率、周興嗣無問題,而其中的配角到溉卻似有誤。《梁書》卷四〇《到溉傳》並無記載侍宴華光殿之事。卷三三《張率傳》:"天監四年三月,禊飲華光殿。其日,河南國獻舞馬,詔(張)率賦之……時與到洽、周興嗣同奉詔爲賦,高祖以率及興嗣爲工。"再證諸《到洽傳》:"御華光殿,詔洽及沆、蕭琛、任昉侍讌,賦二十韻詩,以洽辭爲工,賜絹二十匹。"則事主又大不一致,張率、周興嗣未見,且受到武帝贊揚的也變成到洽,當與河南國     

晉唐間的晉史編纂——由唐修《晉書》的回溯

本文關注唐修《晉書》文本背後反映的不同種類文獻間的交流,希望跳出四部分類法設定的框架,思考中古時期歷史編纂與史部文獻的發展脈絡。考察唐修《晉書》以前的舊晉史的情況,《晉中興書》的家族傳編排受到郡書家傳的影響,而東晉的國史列傳則應有編年記事的史源。這意味着從《晉中興書》到臧榮緒《晉書》的晉史文本系統本來與東晉官修史關係疏離,處於邊緣,但後來卻由唐修《晉書》發揚光大,匯爲一流。     

唐宋尚書省符形態考論

唐代尚書省符是以“尚書省”爲發文機構,由諸司郎官署位的下行文書,用以指揮公事或轉發制敕。宋元豐改官制以後,尚書省符雖然延續由諸司郎官署位的慣例,但其發文機構已變爲“某司”,故宋人一度沿唐制將省符稱爲諸司符。不過,與唐代省符運作以省、司爲中心不同,元豐以後省符運作以省、部爲中心。而且,就現有資料來看,進入南宋不久,諸司符就已不見於史籍。因爲在當時人,尤其是南宋後期人看來,省符的主體應是尚書六部,所以徑稱之爲部符。與此同時,六部印也從原來唐代尚書省諸司印中逐步分化出來,以區别於諸郎官廳印記。這都反映出唐宋之際六部在尚書省政務運行機制中走向實體化的轉捩點爲元豐改制。     

政治、性别與文本:論花蕊夫人百首《宫詞》的可能作者

<正>今存百首花蕊夫人《宫詞》,北宋熙寧間始見於文獻記載,當時被判定為後蜀孟昶花蕊夫人所作。今讀此詩,發現所寫多與前蜀王衍宫廷事相合,後研讀諸家論著,發現浦江清先生早在1947年就已對此問題進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其结論是:"《宫詞》所咏為前蜀後主王衍之宣華苑事,可正名為《宣華宫     

“張之洞檔案”閲讀筆記之三 戊戌政變前後張之洞與京、津、滬的密電往來

本文描述張之洞的情報網絡在戊戌政變前後的表現。張之洞在京的政治情報網絡,除了前文提及的楊鋭外,還有在京的至親至朋,因故入京的湖北官員也充當了他的臨時探員。此外,張之洞派其親信趙鳳昌坐鎮上海,另在上海、天津雇傭了專門的情報員。從張之洞與他們之間的密電往來,可以看清當時的許多政情與輿情。     

漢晉銘刻與荆南家族

本文考釋漢晉時期荆南地區的碑刻史料七種。這一批碑石的性質主要是"德政碑"與墓碑,銘文敍說當地家族的姓氏來源、官宦履歷與政績德行等方面,內容豐富。在碑刻相關問題考釋的基础上,以碑石置立地點所見當地家族鮮明的空間分佈格局爲線索,剖析荆南家族孕育、成長的組織方式與權力來源,勾勒當地家族在多方政治勢力進出下的地方實態。     

唐代玄奘的聖化

在中國歷史上,玄奘(600—664)被視爲譯經求法的高僧。然而,日本自鎌倉時代(1185—1333)以降,玄奘則被聖化爲護法神祇,其聖化呈現階段性的進展,内容大多來自中國,包括唐宋時期的文字和圖像文本。本文主要討論唐代玄奘傳記《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中有關其西行求法、圓寂前後的聖化敍述,中宗、玄宗朝對玄奘的追念及影響,中晚唐時期新出現的玄奘傳奇(如與其西行事迹相關的深沙神信仰),以及藉他之名宣揚的經典和齋儀,探討其聖化的軌迹。入宋以後聖化玄奘的宗教文物,以及鎌倉時代玄奘的聖化過程,將以另文討論。     

宋神宗起用王安石知江寧府的背景及其政治和文化意涵

王安石在宋英宗朝一直閑居江寧,不肯回朝復職,因爲他和當政的首相韓琦有很深的矛盾。治平四年正月神宗即位後,北宋朝廷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方面,神宗很早就對王安石具有深刻的印象,希望將他召回委以重任;另一方面,神宗對長期專政的韓琦産生不滿,希望收回下放已久的權柄。次相曾公亮爲了排擠韓琦,力主再次召用王安石,並與參知政事吴奎産生齟齬,這些矛盾最終在治平四年閏三月的一場御前辯論上集中爆發。嗣後,神宗起用王安石知江寧府。這是具有濃厚的政治象徵和文化隱喻意味的任命,在政治上象徵神宗、王安石"君臣合作"的開端,在文化上隱喻王安石"以道進退"與"觀時而動"相結合這一出處哲學的成功實踐。     

鮑照《石帆銘》繫年辨正

關於鮑照《石帆銘》的繫年,《鮑參軍集》錢振倫注曰:"《荆州記》:‘武陵舞陽縣有石帆山,若數百幅帆。’《宋書·臨川王道規傳》:‘臨海王子頊爲荆州,照爲前軍參軍,掌書記之任。’此銘當在荆州時作。"錢仲聯《鮑照年表》依此確定此銘作於大明七年(463)。丁福林《鮑照研究》則將此銘繫年定於元嘉十三年(436)至十六年之間,與錢仲聯所繫相差二十幾年。丁福林考查《宋書·州郡志》的記載,認爲石帆     

“傳奇”文體名義的因應

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傳奇"一詞先後被賦於三種文體意義:唐人小說、元人雜劇、明清的文人南戲。而它們在當時皆有各自被普遍接受的通用名稱,分別是傳記(或"雜傳記")、雜劇、南戲,所以,以"傳奇"賦名之,相對於那時的通用稱名來說即屬於"改稱"。對於同一種文體來說,"傳奇"稱名與當時的通用稱名所基於的立場和觀念是不同的。而對於這三種文體來說,它們被賦名"傳奇",所基於的觀念和立場,所着眼的文體屬性和價值是前後相承、密切關聯的。在此過程中,"傳奇"一詞在文體歸類意義上被注入了兩個重要的內涵:一是强調這三種文體的文學屬性,二是彰顯與通用稱名所蘊含的觀念的對立。     

炳靈寺石窟第一次勘察報告

一、前言一九五一年十月,甘肅省委孫作賓副書記與西北人民圖書舘馮國瑞先生乘視察臨夏分區土改工作之便,抽暇到永靖縣境內炳靈寺石窟,作了初步考察。因時間短促,沒能詳細了解全部。卽由馮國瑞先生根據當時所見與傳聞,並參考了些史籍記載,寫了一篇報告,在甘肅日報、北京光明日報先後發     

楊繪權御史中丞事

正《宋史》卷三二二《楊繪傳》載:"未閲月,復知諫院,擢翰林學士,爲御史中丞。"此處以楊繪爲御史中丞誤。按:范祖禹在楊繪墓誌中云:"丁内艱,服除入對,面受翰林學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太史范公文集》卷三九)對於此次任命,《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二二熙寧四年(1071)四月癸酉條記載云:"翰林學士、勾當三班院楊繪權御史中丞。"而熙寧四年七月十四日,楊繪因論役法不當改官時,《宋會要     

《續漢書·百官志五》“刺史”條郡國數辨訛(下)

雖然東漢一朝的郡、王國和屬國設置屢有變遷,其數目並非保持恒定;但無論是九十八的總數還是各州所分部郡國的數目,甚至包括"外十二州"的排列順序,《續漢書·百官志五》"刺史"條都與同書《郡國志》的記載相合無間。不妨認爲兩者有同樣的史料來源(或即順帝永和五年之版籍)。而根據《郡國志》的記載,可以將各州所轄郡、國與屬國的具體數目統計列如下表:     

轉輪王“化謂四天下”與武周時期的天樞、九鼎製造

<正>一、引言:《大雲經神皇授記義疏》、《寶雨經》與武周皇帝的形象塑造在《明堂建設與武周的皇帝像——從"聖母神皇"到"轉輪王"》一文中(1),筆者曾指出,作爲政治景觀的"明堂",在武則天政治生涯有着特殊的意義。從皇后到天后,再到聖母神皇、聖神皇帝、金輪聖神皇帝、越古金輪聖神皇帝、慈氏越古金輪聖神皇帝、天册金輪     

上博楚竹書《魯司寇寄言游於逡楚》篇考辨

上博楚竹書所謂的《子道餓》篇當稱之爲《魯司寇寄言游於逡楚》。此篇記載的主要是子游之事,與孔子無涉。簡文所謂"魯司寇寄言游於逡楚",子游辭行"至宋、衛之間"遇險,當是子游爲孔子"廬墓三年"以後之事。這是傳世文獻從來沒有過的新記載。以此與《荀子·非十二子》篇互參,可知子游在孔門中的地位,遠勝於子夏、子張之輩。上承孔子,下啓思、孟的,不是顔、曾,而是子游。     

唐嶺南節度使馬總爲禪宗六祖慧能豎碑事

元和十年,嶺南節度使馬總奏請朝廷褒揚禪宗六祖慧能,詔賜"大鑒禪師"師號、"靈照之塔"塔號,請時任柳州刺史的柳宗元撰寫《曹溪第六祖賜謚大鑒禪師碑》。柳文沒有對禪宗宗義加以闡發,而是一方面基於"統合儒釋"立場,强調慧能禅宗思想"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的教化作用与意义,另一方面大力表揚馬總的功績。按一般歷史記述,中晚唐時期禪宗洪州一派形勢大盛,籠蓋諸宗。而《大鑒禪師碑》則揭示了當時嶺南地方統治者支持禪宗"統合儒釋"、"以教輔政"的發展態勢。柳宗元的碑文作爲禪宗史和文化史的重要文獻,對於全面認識中晚唐禪宗乃至佛教的整體狀況具有重要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