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間“子司”詞義轉换與中古行政體制轉型

在唐代尚書省六部二十四司體制下,"結銜以本部者爲頭司,餘爲子司"。以尚書吏部爲例,吏部司爲頭司,其餘司封、司勳、考功三司皆爲子司。但是至南宋初年,"子司"詞義已發生明顯轉换,不再適用於尚書省諸司之間,而是適用於尚書省(主要指六部)與寺監之間。這一詞義轉换與中古行政體制轉型有直接關係。唐前期尚書省"頭司—子司"體制的確立,是尚書機構在向外朝宰相機構發展過程中不斷調整自身結構的結果,代表的是"南北朝相承之舊局面"的結束。唐宋之間"子司"詞義發生轉换,則是新尚書省體制的開端,並爲調整尚書省—寺監關係帶來了新的契機。嚴耕望以政務機關、事務機關來定位尚書六部與諸寺監的職能及關係,對應的是三省制下以政務處理程序分工和分層處理爲特徵的政務運行機制。在此機制下,六部與寺監雖然在某些環節上構成了某種意義上的下行與上承關係,但就國家政務處理程序而言,兩者之間並未直接構成必不可少的政務運行環節,因而它們之間並非上下級關係。唐前期四等官體制確實有繁冗迂回之弊,容易影響行政效率。行政體制的這個内在矛盾推動了使職系統的發展、成熟。儘管使職差遣體制帶着"不經"、"非久"等權宜色彩,但絲毫不影響其事簡而權專的效率優勢。即便宋神宗在"正名"與"正實"的口號下試圖重新恢復尚書省,也只能在使職差遣政務運行機制的基礎上進行改置。這樣,在名義上是以《唐六典》爲藍本而重建的元豐官制中,尚書省、寺監間並未恢復唐代三省制下的那種關係,而是直接繼承北宋前期使職差遣體制下的"本司—子司"關係。嚴耕望所謂六部與寺監的上下級關係,至此纔真正確立。     

再論唐代的宣徽使

大曆(766—779)末年,唐設立宣徽院,由宦官任使,負責君王的娱樂活動,在內司中地位較低。此後,宣徽使的重要性逐漸上升,至唐末,成爲地位僅次於神策中尉和樞密使的參與中樞決策的內使。宣徽使與掌庶務內司的聯繫並不密切,並非內諸司的領導。唐代內諸司没有形成獨立的政令-事務體系。它們處於宰相機構中書門下的指揮下,協同運作。     

南朝宋皇太子監國有司儀注的文書學與制度史考察

南朝宋皇太子監國有司儀注,反映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公文形態。但是,現有中華書局點校本《宋書》、《通典》的儀注文本及標點,均有不完善之處,需要重新校録文本和標點。在對儀注進行了文書學與制度史考察之後可知,儘管尚書臺(省)自西晉以後就已取得了作爲宰相機構的職權,尚書令、僕射也已被視爲宰相,但是遲至南朝宋時,尚書臺仍然未成爲一個層級分化、結構規整、分工明確、各有權限的外朝宰相職司。在兩漢至隋唐間三公制—三省制的體制轉軌還沒有基本完成之前,尚書臺所得的宰相職權,並沒有及時反映到律令常典和公文形態中。尚書臺作爲文書傳遞機構的性質,仍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體現在南北朝公文書式中。就現有研究而言,尚書省及令、僕射所獲得的宰相職權在律令和公文制度中得到反映,恐怕要到南北朝後期,甚至是隋初纔實現。     

《白孔六帖》校補劄記

<正>唐代白居易自編一部類書,被稱爲《白氏經史事類》,又名《六帖》1,後世稱爲《白氏六帖》;孔子後裔、宋代孔傳依《六帖》體例續撰《六帖新書》,初刊時題名《孔氏六帖》。南宋末季,時人將二書合併刊刻,名爲《唐宋白孔六帖》2,也簡稱《白孔六帖》。自此,世間通行合刊本《白孔六帖》,而單行本《白氏六帖》、特别是《孔氏六帖》則難以尋覓。有關《白氏六帖》、《孔氏六帖》、《白孔六帖》(以下分别簡稱《白帖》、《孔帖》、《白孔帖》)的編纂、傳承、體例、版本及其價值等,胡道静先生《中國古代類書》均有論述3,本文主要考察單行本《白帖》、《孔帖》以及校補《白孔帖》的幾個具體問題。     

論中國古典小說的“奇”評及“奇書”概念

<正>引言中國古代文學批評中常以"奇書"來形容某些小説作品,最耳熟能詳的莫過於"四大奇書"之稱。求諸文獻資料,不難發現奇書之稱並非自古已然,而是經過一段長時間的發展,最後於明清時期得到文人的廣泛使用,影響至今。其源流始於何時?其涵意及發展如何?這些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因此,本文擬詳細梳理及分析中國古典小説中"奇書"概念的源流、發展及内涵,俾使讀者及學界對此有一個清晰而全面的理解。     

五代財政中樞管理體制演變考論

在唐後期經五代到北宋初期財政中樞管理體制的演變過程中,雖然唐末曾出現以一名重臣主判三司的個别事例,後梁曾設置建昌宫使、國計使、租庸使分擔了一部分財政中樞的職權,但總體上看,唐末、後梁實行的仍然是宰相分判三司制。後唐纔正式改行一人專判三司制,但專判人選來源有多途,其職銜稱號有多種;任命財政最高長官時,"判三司"與充"三司使"是兩種不同的正式職銜,輪流使用,但宰相被任命爲"判三司"之後也可被稱爲"三司使"。後唐的一人專判財政三司制顯示出較高的行政管理效率,故爲後晉、後漢、後周乃至北宋初期所繼承。與此同時,專判者的權力逐步增强,地位明顯提高。     

關文與唐代地方政府内部的行政運作——以新獲吐魯番文書爲中心

本文首先對吐魯番新發現的《唐永徽五年至六年(654—655)安西都護府案卷爲安門等事》文書進行了細緻解讀,並由此出發,清理了敦煌吐魯番文書中與關文有關的文書,特别討論了關文的成立與用印制度之關係、關文所反映的録事司與各曹關係,以及縣衙各司之間關文的使用情況。我們相信,對關文格式與運行的研究將有助於加深對唐代地方政府内部政務運行機制的理解。     

“傳奇”文體名義的因應

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傳奇"一詞先後被賦於三種文體意義:唐人小說、元人雜劇、明清的文人南戲。而它們在當時皆有各自被普遍接受的通用名稱,分別是傳記(或"雜傳記")、雜劇、南戲,所以,以"傳奇"賦名之,相對於那時的通用稱名來說即屬於"改稱"。對於同一種文體來說,"傳奇"稱名與當時的通用稱名所基於的立場和觀念是不同的。而對於這三種文體來說,它們被賦名"傳奇",所基於的觀念和立場,所着眼的文體屬性和價值是前後相承、密切關聯的。在此過程中,"傳奇"一詞在文體歸類意義上被注入了兩個重要的內涵:一是强調這三種文體的文學屬性,二是彰顯與通用稱名所蘊含的觀念的對立。     

教育傳承·選擇接受·更新淘汰——略論先秦時期文獻成書、積聚與散佚的内在機制

<正>儘管《尚書·多士》已有"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的記載,但文獻的大規模書寫特别是大量編纂成書則開始於春秋,勃興於戰國。降至戰國中後期,不僅主要經典皆已成書,私家著述並亦載爲篇籍,而且書册之流傳、積聚也有了相當規模。同時,文獻書籍的散佚亦漸次發生。秦火以前,前代故籍和各家著述即有散失不見之篇;入漢以後,秦火不及之書亦大有不能整理恢復之册。成書、積聚和散佚三位一體,共同組成先秦時期文獻書籍發生、發展的核心内容。春秋戰國時期所以成爲中國文獻傳統和書籍生產的奠定、發生階段,具有物質、傳統、社會文化諸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竹簡成爲文獻的主要載體,簡牘書     

秦漢六朝的生日記憶與生日稱慶

本文探討秦漢六朝以來生日記憶與生日稱慶習俗産生的背景與過程。从秦代到1911年,官府戶籍登記制度只要求記錄百姓的生年或年齡,未具體到生月與日。生日記憶與稱慶主要流行於家庭、家族乃至親友的範圍內,與國家制度無關。各種資料顯示,對死者的生日記憶宋元以後纔開始普遍化,此前僅見零星記載,多見於皇家,應與存在嚴密的檔案制度有關。反而是"卒日",自先秦以來一向受到重視。不過,算命術的流行表明,生日記憶實際早就存在,且根植於本土的傳統,只是目的主要在於了解子女或自己的命運,尚未見到慶生的事例。由單純的記憶轉變爲年度性的慶祝,最早見於南朝末年江南地區,應是受到佛教佛誕(多爲四月八日)活動的啓發,同時,在成佛信念的引導下出現的。到唐代,生日稱慶則自下而上,由民俗而發展成國家慶典。     

《尚書》文體考辨——兼論早期文體的原生態狀况

<正>一文體譜系與《尚書》文體經、史、子、集的文字,古代各有譜系,集部文字的文體譜系的建立,本以獨立於"經"爲契機的。《漢書·藝文志》有《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詩賦略》的建立可謂從《六藝略》中切割出來,阮孝绪《七録序》稱"《七略》'詩賦'不從'六藝'詩部,蓋由其書既多,所以别爲一略"~①,此可爲"文體譜系"的雛形。其實,或是因爲"詩賦"的性質與"六藝"不     

《崇文總目》總集類校考

<正>北宋王堯臣等所編《崇文緦目》是宋代一部重要的館閣書目,其原本六十六卷,後於紹興年間删去叙録,注"闕"字於其下,成爲一部搜訪書目。《崇文總目》現存有抄本與輯本兩種系統,輯本復從抄本而來。抄本有天一閣藏明抄本(善2084。以下簡稱"天一閣本")、湖南圖書館藏翁方綱批校本(善294.2/2)、南京圖書館藏明抄本(120709)與兩種清抄本(110421、118274)等,均爲六十六卷本,有目無釋;輯本則有四庫館臣輯本十二卷(以下簡稱"四庫輯本")與錢垣等《崇文總目輯釋》五卷(以下簡稱"錢輯本"),民國時陳漢章復作有《崇文總目     

“大革命”前後的孟森

孟森的政治身分,以往爲人知者約有二,一是清末江蘇諮議局議員,二是民初國會議員。他在1922年曹錕賄選發生後,南下提倡省憲之説,發起自治團體,領導江蘇地方自治運動。1927年,國民革命軍克復上海,他以國民黨員身分被委爲中央政治會議上海臨時分會委員,又出任江蘇民政廳秘書主任。在國會與國民黨惡戰的進步黨骨幹,當"大革命"之際實現政治身分轉换,直接進入國民黨政治系統,這一跨度不可謂不大,重審這一段短暫而少爲人悉的政治經歷,給我們理解孟森及其走過的大時代帶來新的契機。     

《唐女郎魚玄機詩》版本源流考

唐女郎魚玄機的詩歌至少在五代時已集結行世,約刻於南宋中晚期的臨安陳氏書棚本《唐女郎魚玄機詩》是至今保存下來的惟一宋刻本。在書棚本之前,當有一個與之差異較大的本子,這個本子部分地爲《唐人萬首絕句》和《才調集》保存了下來,但錯訛尤多。明清及民國的刻本或影印本都是據書棚本或書棚本的臨寫本而來。諸本中,以書棚本爲最佳,流行最廣。其仿刻本中,以清沈恕、沈慈刻本,江標刻本最爲逼真。明本改竄最甚,然也有可取之處,如所補缺字,就爲他本所不及。《全唐詩》本雖有訛誤,然又是收録詩篇最全的本子。葉德輝仿刻本還將諸家題跋和印章以宋體字迻録。當代整理本有兩種,但在利用底本或校本上都有缺憾。故對其版本的源流梳理和優劣比勘,對校注《魚集》都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介乎國體安危與華夷之辨之間——晚明政府對待外來宗教態度辨析

本文以發生在萬曆末期南京和崇禎時期福建的兩次有官方背景的天主教事件爲研究對象,將兩次事件中留下的官方文告與同一時期士人反對天主教的文章進行橫比,再以之與前後朝代官方反對民間宗教組織的政策和行爲進行縱比,分析出晚明政府對待外來宗教和外來文化的基本特點是服從於社會治安管理的需要,當政府認爲其不危害社會時,可以容忍,反之則傾向於加以限制,其中並不包含明確的是否文化異端的考慮。因此,雖然晚明政府對一個團體之社會價值的認定有很大主觀性和偏見,但也不能認爲晚明中國政府習慣於排斥外來文化和宗教。     

中南區文化部致廣東省政府函——嚴禁濫掘廣東沿海先史遺址

廣東沿海一帶有石器出土於宋人已有記載,其濫掘遺址大量收集古物之風尤以近二十年來爲烈。如: (1)一九三三年愛爾蘭天主教駐香港之芬神父在海豐沿海汕尾附近發掘遺址多處,得石器陶器陶片數十竹籮,運往香港。 (2)意大利天主教駐海豐汕尾教堂之麥神父(最初與芬一同工作),前後在海豐惠陽潮梅一帶發掘先史遺址近二十年之久,所得石器陶器陶片有數噸之多。 (3)英國耶穌教駐海豐汕尾教堂之衛牧師在海豐沿海汕尾附近發掘先史遺址亦在十年以上,所     

蘇軾書翰杜詩叙録

<正>杜詩爲後世書家所寫,当以蘇軾爲最著。蘇軾,字子瞻,一字和仲,四十六歲後自號東坡,四川眉山人,生於宋仁宗景祐三年(1037),卒於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南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追謚"文忠"。自嘉祐二年(1057)蘇軾考中進士後,歷仕仁宗、英宗、神宗和哲宗四朝。神宗元豐三年(1080),因"烏台詩案"受誣陷被貶爲黄州任圑練副使。哲宗即位後,曾任翰林學士、侍讀學士、禮部尚書等職,並出知杭州、潁州、揚州、定州等地,晚年被貶惠州、儋州。徽宗時方@大赦北還,途中病逝於常州。     

從“韓、李”並稱看晚唐五代至北宋中期古文發展的趨勢——兼論王通在儒學道統中地位提升的原因

晚唐至北宋中期的古文評論開始將韓愈、李翱並稱,這代表了"道統"觀念成爲古文發展鏈條中不可忽視的一股思潮。其中"道"的內涵發生了深刻的轉變,即從强調總體社會政治的人文教化而日益轉向於個人道德的修養成聖。到了北宋中期,這一轉變促使歐陽修在《讀李翱文》中提出了嶄新的士人精神,確立了心憂天下的道德理想,發展了士人個體人格中的道德性理價值,呼籲優秀士人積極入世,並以此延伸到政治時局中的具體問題,使得自晚唐五代以來"韓、李"並稱所蘊含的人文教化之道落實於士人的主體人格之上,實現了古文儒道思想的螺旋式上升。與此同時,王通能夠上升爲儒學道統譜系中的重要人物,是與"韓、李"並稱代表的古文道統成爲當時儒學思想的重要背景密不可分的。從這個意義上説,"韓、李"並稱無疑是當時古文發展乃至儒學文化趨向的重要標誌。     

現代中國的“都市眼光”:20世紀早期城鄉關係的認知與想象

"都市眼光"是現代中國城鄉關係中的重要內容。自晚清開始,在整個社會生產結構發生轉變之前,尚未建立起現代工業體系的"都市"已經集中了時人對於物質文明與政治生活的諸多希望。不僅讀書人聚集並認同於此,國家的目標也轉移到了都市。與之相應的則是"鄉村"逐漸轉變爲"農村",更成爲負面的象徵。到20世紀三十年代,"農村破產"之說盛行,鮮明地體現了現代中國社會意識與社會現實的不同步。城與鄉成爲對立的文化範疇,被賦予了全新的意義。這種充滿想象又富於構建意味的"都市眼光"是中國現代性的特殊表述,並持續影響着中國社會與文化的發展。     

宋代真迹官告文書的解讀與研究——以首次面世的司馬伋呂祖謙真迹官告爲中心

本文是對首次面世的南宋司馬伋與呂祖謙真迹官告的刊佈、解讀與研究。前者係南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任命司馬伋爲"總領淮西江東總領所總領"的絹本差遣官告,後者係南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呂祖謙恩轉朝散郎絹本官告。這是南宋真迹官告的首次現身,學術價值堪與南宋武義出土的徐謂禮官告文書媲美。司馬伋、呂祖謙官告是真迹絹本文書,它們的面世,回答了官員官告的格式、材質、形制到底如何的問題。本文就兩份官告制詞、告詞內容進行了逐字逐句詳細解讀,並據官告提供的實證,對宋代中級文官任命文書的運行流程進行了分析,有助於對宋代制度文書的了解和進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