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竹书看《孝经》今古文问题

<正>汉代的《孝经》,分为古文《孝经》和今文《孝经》,《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中“孝经”类著录有《孝经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孝经》一篇(十八章)^[1]。“《孝经古孔氏》一篇”唐颜师古注引刘向云“古文字也”,即鲁孔氏之古文《孝经》,《汉书·艺文志》载：“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2]     

北京出土的东察合台银币新考

<正>1983年7月,北京海淀区航天工业部院内,在基建施工中发现15枚伊斯兰银币。高桂云撰文报道了这次发现,同时还公布了一张钱币拓片(图1)^[1]。这些钱币始终没有被正确地考释出来。英国学者克力勃(J. Cribb)对北京出土的银币非常关心,认为是新发现,并提出了他的看法,但没有披露具体内容^[2]。1988年,蒋其祥先生在《北京出土“新疆银币”考辨》一文中,对拓片上这枚钱币进行了释读^[3],     

查海遗址与“查海时代”

<正>查海遗址位于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沙拉乡查海村西南,是辽西地区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1986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查海遗址进行了首次试掘^[1],1987～1994年又进行了六次不同规模的发掘^[2]。201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查海——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发掘报告》^[3](以下简称《查海》),系统地报道了查海遗址历次发掘出土的全部材料。     

“天喜元宝”辨——记新发现的西辽钱币

<正>2008年,在吉尔吉斯斯坦阿克—别什姆古城(碎叶城)附近发现的“续兴元宝”,应是西辽皇帝耶律夷列在位时期(1151-1163)^[1]铸造的。最近几年笔者又陆续记录到11枚类似的硬币(图1)。它们只发现于西辽故都巴拉沙衮地区^[2]。2022年2月,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布拉纳遗址附近发现了一枚铭文为“天喜元宝”(图2)的硬币。据信发现于西辽故都虎思斡尔朵地区^[3]。     

南佐遗址初识——黄土高原地区早期国家的出现

<正>南佐遗址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西郊的后官寨镇南佐村,坐落于泾河支流蒲河左岸的董志塬上。董志塬是黄土高原最大的塬地,董志塬所在的陇东地区是传说中黄帝部族的重要活动地域^[1],也是以农业著称的周人祖先不窋、公刘等的老家^[2]。南佐遗址于1957年由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调查发现,被认为是一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3]。1984～1986年,     

清代三幅外销画关联历史文化初探

<正>清代广州十三行时期,题材广泛、展现中国风情的外销画一度成为海外市场追逐、热销的商品。时至今日,这些留存下来的外销画已成为国内外文博机构、艺术机构、图书馆及私人藏家的拱璧。在研究描绘清代各行各业外销画中,先后有江滢河撰述的《清代洋画与广州口岸》^[1],程存洁著述的《十九世纪中国外销通草水彩画研究》^[2],王次澄、卢庆滨合著的《楼台处处人烟广,巷陌朝朝客贾喧——广州街市百业组画概述》^[3]及蔡鸿生缀文的《广州外销画图考例释》^[4]等佳作。本文在借鉴和学习诸位学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爬梳剔抉相关材料,     

鲁迅先生与先秦货币

<正>关于鲁迅先生与古钱币,学界早有关注[1])。学者研究的材料来源于日记及其钱币手稿^[2]。2012年,《鲁迅泉志稿图释》出版^[3],该书将鲁迅先生的钱币手稿附以图录清楚地展现出来,其后附有《鲁迅钱币日记》,让我们对鲁迅先生收藏古钱币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常州人与《红楼梦》

<正>《红楼梦》是中国拥有读者最多的书籍之一，常州人对于《红楼梦》怀有一种特殊情怀。《红楼梦》第120回写贾宝玉在“毗陵驿”的运河船头拜别父亲贾政，消失在常州郊外白茫茫雪原的一座土坡后面。笔者曾撰有《红楼遗梦在常州——〈红楼梦〉故事终结地考》^[1]与《〈红楼梦〉前80回与后40回密不可分之微观探析——力证结束于常州运河畔毗陵驿的全书是曹雪芹原著》^[2]两文，力证常州为“红楼圆结地”。     

“红色甲工”进步学生革命思想与运动的发展

<正>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以下简称“甲工”)是广东首座培养工业人才的学校。五四运动爆发后，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早期，“甲工”学生在刘尔崧(1899—1927)、阮啸仙(1897—1935)、周其鉴(1897—1928)^[1]、张善铭(1900—1928)^[2]等学生领袖的率领下，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业救国思想，主张男女平等及八小时工作制，开展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甲工”由此享有“红色甲工”的美誉。     

甘熙在《白下琐言》里的修志思想

<正>《白下琐言》是清代甘熙所著的一部笔记，专记金陵(今南京)掌故，内容上溯六朝，下逮明清，特别是乾隆、嘉庆至道光间的社会内容多有涉及，且“地属乡井则闻见较真，时非久远则流传可据”^[1]1，真实可信，史料价值丰富，与明代顾起元《客座赘语》并称金陵“笔记双星”。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之后，同治、光绪之际，金陵开局修志，汪士铎、朱桂模、陈作霖“诸子索观是帙，佥云翔备，甄录最夥，于焉征信，洵乎不诬”^[1]181。     

清华简《五纪》中的速度量词

<正>刊载于《文物》2021年第9期的清华简《五纪》篇简88～91的内容值得特别关注^[1]。先将简文誊录如下^[2]：三曰固，四曰抚，八(简88)曰利，廿曰变。四曰机，二曰巧，十曰好。足曰立步迟速还，手曰搤摏御量秉。择蠲食饮饱，止跛蹲踞(简89)肆。武跬步走趣，两足同度曰计，拳扶咫尺寻，再手同度曰袤，是谓计袤。标躬唯度，四机组律，道(简90)盈纬十。(简91)整理者认为上述简文分别以人体下肢“足”、上肢“手”，建立了两套长度单位系统，     

《宋史·李涛传》载“郇王十一世孙”考辨——以两《唐书》墓志对比为中心

<正>李涛为唐朝皇族之后，一生仕宦历经五代宋初：后汉拜相、后周封莒国公、宋初拜兵部尚书。其子孙多入仕于宋，为当时显赫的仕宦家族。关于其祖先，《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¹中均无载，《宋史·李涛传》²记为“唐敬宗子郇王玮十一世孙”。³由于唐朝皇族后裔的身份对李涛家族入仕发展增益颇多，故其后世子孙在墓志中也提及其为唐朝宗室之后的身份以显尊荣。⁴目前，学界在对李涛五世孙、六世孙的研究中⁵,     

清代内河漕运与地方社会经济关系研究——以江都为例

<正>内河漕运是指漕粮通过内陆河流运送至京师的活动。清代的内河漕运沿袭明制，“用屯丁长运”^[1]3565。顺治二年(1645)，“户部奏定每岁额征漕粮四百万石”^[1]3566，清代内河漕运由此开始。在内河漕运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由单一的漕粮运输活动，演变为以漕运为主、进而影响地方社会经济的活动(包括地方社会的商业、农业、基层民众生活等方面)。清代江都县，地理位置优越，因内河漕运而发展成交通便利、人员密集、物资集聚的繁荣城镇。但随着内河漕运逐渐停滞，其社会经济发展也趋于衰落。     

支付安全视角下信用卡物理形态的演变

<正>一引言货币的形态以适应其所处时代的特点和需求不断发生变化,其先后经历了实物货币、金属货币、纸质货币、电子货币及数字货币等发展阶段^[1]。作为电子货币的载体之一^[2],信用卡的诞生与发展已经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3]。然而,在金融史或钱币史的相关研究中,对信用卡发展史的关注和研究与今天信用卡的支付地位并不匹配。     

冼玉清在韶关岭大村的教学与生活

<正>人们提到冼玉清(1894-1965)先生,多是称赞她在岭南文献整理和诗歌创作方面的杰出贡献,而关于她的生活谈的并不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孟子·万章下》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1]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引申言：“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2]这就是说,后人要了解一个人的文辞,首先需要了解他所处的时代;     

鲁一同与“志家法程”〔咸丰〕《邳州志》

<正>清代是中国古代地方志纂修的鼎盛时期,“现存清代方志有5701种,约占现存全国地方志总数8200余种的70%。”^[1]这些方志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经名儒精心纂修的。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的《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一节说：“方志虽大半成于俗吏之手,     

汪宗衍致容庚函与《铁桥集》编纂

<正>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所藏容庚友人信札中,有自1973年至1979年间汪宗衍致容庚信札73通。容庚(1894—1983),字少白,广东东莞人。曾任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教授。容庚在古文字学、考据学、目录学等学术领域成就著名,引人注目。其在岭南文献整理方面的建树亦不可忽视,成果主要体现在《铁桥集》的增辑编纂中。^[1]     

《治家格言》与中华传统家训文化

<正>朱用纯(1627—1698)，字致一，号柏庐，明末清初苏州府昆山县人。《清史稿》有传。据相关传记资料记载，朱氏“覃精理学，凡六经四子，濂、洛、关、闽诸书，及明儒薛、胡、高、顾之论说，辨析毫厘，知行并进，而一以主敬为程”^[1]，其基本学术倾向偏于程朱理学一派。明亡隐居不仕，教授生徒以养家，     

正史《循吏传》入传标准与记述内容的变化

<正>正史《循吏传》研究首先以文本为要，文本研究须明确其入传标准及内容特点。笔者近两年通读19部正史《循吏传》,发现正史《循吏传》不仅传名各有变化，或曰《循吏》,或曰《良吏》《良政》《能吏》,其入传标准及内容特点前后亦有变化。《史记》首设《循吏传》,列于类传之首。《史记·循吏传》记载了春秋时期的5位循吏。孙叔敖为楚国相，功绩卓著，司马迁仅记其“施教导民”“政缓禁止”⁽(1))等事迹，以及“三相楚而心愈卑”⁽(2))的人品修为。     

汪宁生与中国民族考古学

汪宁生先生（1930.5²014.2）多年从事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工作,主要兴趣在于搜集民族志材料以研究中国古史和中国考古学,其研究范围和方法论与欧美流行的民族考古学若合符节,经过近半个世纪以来持之以恒的努力,创建了中国民族考古学。汪宁生发表论文近百篇,出版论文集、专著、日记等10余种。离休后,他主持恢复编辑、出版《民族学报》的工作。2013年12月,《汪宁生集》^[1]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