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义外交”与国民政府对日外交策略

1934年底开始被中、日两国政府提倡,而在1935年上半年盛行一时的中日“亲善外交”(或称“道义外交”),在当时即扑朔迷离。此后研究大多对其持否定态度。本从外交策略的角度,阐述了国民政府在“道义外交”实施前所面临的外交困境以及国民政府为改变中日外交状况而实施“道义外交”的策略思路;对日本外务部门和关东军对“道义外交”的不同回应也进行了分析;对国民政府由于“道义外交”开展而面临日本军部和外务省两方面压力的状况作了描述。指出,从外交策略上看,不能排除它是国民政府对日外交政策和策略的一种主动积极的调整,而不能将其完全视为本质性的卖国外交政策和策略。但是,它的实施和失败,既使国民政府的外交重新陷于了被动,也使国民政府的民族代表性遭到质疑。     

战前日美经济关系的变化及其对日本外交政策的影响

一次大战后,日美矛盾成为远东太平洋地区国际关系的焦点,与美国争夺中国市场成为日本对外政策的核心和出发点。由于美国经济对全球的影响力和日本资本主义本身对国际市场的严重依赖,日美两国经济关系的消长成为影响日本对外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20年代日本外交标榜“与欧美列强协调一致”、“不干涉中国内政”和“经济往来”,即所谓“协调外交”。30年代初起,以“九一八”事变为转折点,这一国际协调外交迅速向武力外交转化。经“一·二八”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直至挑起珍珠港事变,导致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引起日本外交剧烈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试图从一战后日美矛盾这一基本要素出发,探讨这一时期日美两国经济关系对日本外交政策的影响。     

戴季陶五四时期的劳工思想

五四时期,劳工问题成了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十分关心的课题。戴季陶是当时发表关于“劳工问题”文章较多,影响较大的人物之一。戴季陶五四时期的劳工思想,内容丰富,前期和后期有很大变化,下面就这一问题作一剖析。一五四运动中,戴季陶对工人阶级“直接参加”运动,十分“焦心”。他把“劳动运动”当作中国潜在的“危险”,决心认真“研究这个问题”,以便“用温和的社会思想,来指导社会上的多数人”,使劳动运     

戴季陶政治思想论

现代中国的思想家中,以主义名者似有两位：一位是孙中山,另一位就是以孙中山信徒自称的戴季陶。戴氏一生的思想具有鲜明的阶段性。辛亥革命前戴季陶的政治观点是比较模糊的,倾向于君主立宪;辛亥以后他的思想开始向民主共和思想转变,成为民主主义革命先行者利、中山身边的一名近卫战士;五四时期,戴季陶积极阐扬正在转变期中进步国民党人的思想观点,对五四运动、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都有一定的认识;大革命时期,戴极力鼓吹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观,以建立“纯正的三民主义”为名,出笼了臭名昭著的戴季陶主义：大革命以后戴氏积极推行和贩卖封建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在现代中国社会起了非常消极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梁启超的对日外交思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梁启超向政府提出政治质问案,质问政府的对日妥协。谴责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是企图置中国于死地,警告外交当局慎思,并认识到“二十一条”对中国造成的隐忧。在参战问题上,梁启超主张加入协约国战团,认为中国应该采取联日疏美的外交政策,以防止日本的“死我之心”。所有这些都表明,梁启超的对日外交思想立足于中国,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特点。     

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议签订始末——兼论中国对日本民间外交的肇始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打破美国的封锁遏制,打开对日外交的困顿局面,中国利用民间渠道,积极推动与日本民间的经贸往来。在中国与日本民间贸易团体的共同努力下,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议最终达成,这是中国对日本民间外交政策的一次成功实践,在中日两国政府和民间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第一次政治大借款的意图与困境

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为履行《马关条约》先后三次向列强大借外债。其中第一次政治大借款——俄法借款是清政府为回应俄国策动共同对日干涉的外交举动。俄法借款间接体现了战后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即平衡列强在华利益矛盾。由于对时局的误判,清政府的外交表现出极度的摇摆性,并且自身权益遭到严重损害。     

浅析斯特莱斯曼的“稳西活东”策略

20世纪20年代中期魏玛德国外长斯特莱斯曼冷静地分析了魏玛德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从德国现实出发,凭借高超的外交技巧,纵横捭阖,制定了“务实”也有人说是“理智”的外交政策。他坚持东西方平衡外交政策,即“稳西活东”策略,最终恢复了德国在国际体系中平等的大国地位。这是德国外交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在20世纪20年代的国际关系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可以说,德国政治经济地位的恢复在很大程度上是其成功的外交政策——斯特莱斯曼外交实施的结果。     

从"联为外援"到"永久大患"——李鸿章对日观演变浅论

1870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稍后兼任“三口通商大臣”,这一特殊位置使李实际进入权力中枢,使他从“地方官”开始登上国家外交舞台,参与全国性外交战略、政策的制定。他履任不久,对日外交就提上议事日程。这是他首次直接参与、经办全国性外交活动,因此值得重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李鸿章的外交、甚至政治生涯的最大失败是最终败于对日交涉,所以对李参与的中日外交的“开端”,他的“对日观”的演变,尤需详细清理。对日本的明治维新,李鸿章一直十分推崇,并且他认为日本与中国一样同属受西方列强压迫的东亚国家,因此起初一段时间他认为可与日本“联为外援”共同抗拒西方列强的侵压。但后来在处理日本侵台的事务中,他的“对日观”渐渐发生变化,最后得出了日本将是中国“永久大患”的结论。     

战后日本对台湾政策的来龙去脉

日本与台湾的关系,是中日关系中颇为复杂的问题,其复杂性不仅涉及中日两国,而且涉及东亚以及对东亚有重要影响的其他大国,影响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系统地了解和研究日本对台湾的政策,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当前中日关系的本质与大局。本文拟围绕战后日本对台湾的政策与演变,作一简要评述,旨在求教。自50年代以来,日本对台湾的政策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1.1952～1972年,为日台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阶段,双方关系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诸多领域;2.1972年到90年代初,为日台“断交”后的非官方关系阶段,其特点是在日台“断交”…     

战前日本鲁迅研究概观

战前日本介绍鲁迅文学活动的文字早于中国;五四时期日本文化人也较早地从文学的角度发现了鲁迅的价值;30年代日本的鲁迅研究完成了从“旧文人”到“文坛泰斗”的认识转变;鲁迅逝世时日本出版了世界第一部《大鲁迅全集》;中日全面战争期间,日本还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鲁迅传》。     

论戴季陶主义

一、戴季陶主义形成的历史过程戴季陶主义是一股反对新三民主义、反对新民主主义的反动政治思潮。它是适应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需要而产生的,是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继续和向反动方向的发展。1919年“五四”运动,使中国革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戴季陶在革命潮流的影响下,以工人运动同情者的姿态出现,在他和沈定一主编的《星期评论》上,用不少篇幅讨论劳动问题,报道世界工人运动和中国工人运动的情况,在当时还是颇有影响     

戴季陶三改其名

戴季陶早年曾跟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后期参与蒋介石反共,长期担任国民党政府的考试院长。直到1949年2月11日在广州自杀,只活了59岁。其一生曾数度更名,表现出他不同时期的不同的思想倾向。戴季陶原名良弼,字选堂,浙江湖州人。青年时期赴日本留学,接受孙中山民主思想的影响,投身反清革命活动。1909年他自日本回国,在上海主编革命报纸《天铎报》。他在这个时期改名“戴天仇”,表示对清王朝腐败无能、签约求和、丧权辱国有不共戴天之仇。1911年底孙中山从海外归国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戴被聘为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到了1920年,戴季陶到上…     

中日关系正常化前后

15年前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经过20年的长期准备才完成的,此事被列为1972年的世界大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事情发生在美国的基辛格和尼克松相继访华、世界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之后。因为有美国“越顶”外交在前,才有日本“超前”建交于后。中日邦交正常化对亚洲、太平洋地区影响很大,对世     

戴季陶1925—1926年间致胡汉民等几封信

戴季陶（1891年-1949年）,祖籍浙江吴兴,初名良弼,后改名传贤,字季陶,别号天仇。他早年留学日本,参加中国同盟会,1924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执会常务委员,任宣传部长等职。1924年底随孙中山北上,不久南返。孙中山逝世后,戴季陶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地到处演讲,并在上海设立“季陶办事处”,专心著述,反对阶级斗争与国共合作。1925年6、7月间,戴相继撰写了《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提出一套完整的理论,对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与工农运动进行攻击,被称为“戴季陶主义”。戴季陶主义曾广泛传播,对国民革命的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遭到瞿秋白等共产党人的严厉批评,进步的国民党人也予以抵制。1926年初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戴季陶仍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但其与西山会议派的暧昧关系受到大会批评。同年10月,戴受命主持中山大学校政。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一燕京图书馆所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中,收有戴季陶1926年前后与胡汉民等人的若干通信,较详细地叙述其写作《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书的动机与经过,也涉及到“廖仲恺案”、国民党地方党务、戴季陶与胡汉民的关系等。现辑录于下,以有助于读者全面了解戴季陶的生平与思想、“戴季陶主义”的形成过程及当时国民党上层人物间的关系。另有同时期汪精卫、邵元冲分别致胡汉民的信,与此主题有关,一并附收于后。 原件无标点,无标题,顺序由辑注者编排。     

戴季陶与中印文化交流

戴季陶在国民党内素以知日著称,曾写过《日本论》,对日本的国情、民族性格及风俗有过精当的描述。殊不知戴季陶对印度也颇有研究,而且长期热心于发展中印文化交流,为沟通中印文化做出了贡献。     

试谈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形成

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根据中美苏三方关系及其微妙、复杂的时局演变和意识形态的要求而制订的。此政策的制订,对新中国的对外关系、“冷战”中的苏美关系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促使新中国制订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冲突重新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美国政府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谋求世界霸权。美苏冷战局面的形成和美国自身力量与其霸权野心的差距,决定了美国希望．国共和平解决内争。1945年12月15日,杜鲁门发表对华政…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析论汪精卫的对日方针(1932-1937)

九一八事变后 ,面对日本不断加紧的侵华步伐 ,汪精卫开始形成“一面抵抗 ,一面交涉”的对日外交思想。一·二八事变后 ,汪精卫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思想 ,并将之作为汪、蒋合作的南京政府对日外交的指导方针。这一对日外交方针对当时中国政局的发展和中日关系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也为后来汪精卫的叛国投日埋下了祸根。     

从朝鲜电信线问题看甲午战争前的中日关系

19世纪80年代中叶到甲午战争爆发前的10年,正是中日两国争夺朝鲜控制权的10年。发生在这一时期的中日争夺朝鲜电信权个案,则是中日在朝鲜展开的一场代理战争,也是19世纪80年代中日朝三国关系的一个缩影。从这个历史个案可以看到,为了赢得控制朝鲜的主动权,维护和扩大各自的在朝势力,中日双方在具体权益问题上采用的都是回避对方、直接与朝鲜进行交涉的外交策略。同时作为权宜之计,又都不失时机地充分利用对方的立场,对朝鲜施加压力以达到目的。对朝鲜,清政府采用了传统的宗属外交与近代条约外交相结合的灵活外交政策。对中国,日本采用了暂时放弃与中国争夺朝鲜电信线的架设权和管理权,将获取通信手段放在首位的实用主义外交。这种表面上没有直接对立,水面下却竞争激烈,有时又相互利用的关系,正是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特点。这种关系从甲申政变后开始,一直持续到甲午战争爆发为止。     

“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对“满蒙政策”的演变

192 1年 11月华盛顿会议后 ,至 1937年“七·七”事变前 ,日本对“满蒙”政策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即外务省与军部的“双重外交”之争、“田中外交”得逞和“关东军路线独走”。这一时期 ,也是日本法西斯主义从形成到全盛 ,从而最终决定日本对外政策 ,并控制日本政局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