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佛教遗存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综论

中国早期佛教考古是指从佛教正式传入的东汉至两晋时期的佛教考古。这一时期的佛教遗存发现相对较少,有些佛教遗物在形态和性质上较为模糊,不易辨识,但它们对研究佛教如何进入中国及进入中国后的早期历史表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直到近年,学者们对中国境内发现的早期佛教遗存的性质、时代、分期、艺术风格、传入路径等开展了大量研究,相关成果对认识东汉至两晋时期的佛教历史文化具有重要贡献。     

论早期佛教造像东渐的“时空差”

近年来于中国南方发现的大量佛教遗物,清楚地显示出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由西而东的整个流势,即佛教南方之路的大致轮廓。木田知生先生曾作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他将江浙等地方志中有关汉至西晋间的佛寺记载作了统计,结果表明,方志所载与近年来出土早期佛教遗物的地点,基本上是一致的。由此可见,方志虽不可全信,但仍有一定参考价值。即此可以认为,汉至西晋间吴地已出现了许多佛寺建筑,这与近年发现的大量佛教造像有一定联系,均与当时当地的宗教氛围分不开。长江上游的佛寺情况尚未整理,但由江浙等地的情况可以推想出,四川等地佛教艺术的出现亦不是孤立的现象,是有一定的宗教思想为基础的。     

四川早期佛教造像滇缅道传入论——兼与吴焯先生商榷

中国南方早期佛教造像主要分布于长江流域诸省,在长江上游四川省发现的早期佛教造像历来为学术界所重视。最近,吴焯先生发表了《佛教蜀身毒道传播说质疑》和《四川早期佛教遗物及其年代和传播途径的考察》两篇研究四川早期佛教艺术的重要文章,重新考订了四川早期佛教造像的年代和传播途径。吴先生的基本观点是:四川早期佛教造像年代为蜀汉时期,其传入途径未经滇缅道(亦称蜀身毒道),而系经“丝绸之路”南段,从青海道到四川。笔者认为,四川早期佛教造像时代大多为东汉晚期,系从印度经滇缅道传入,对此笔者曾有论文涉及。本文将阐述滇缅道的开通过程、年代,中印早期文化交流和商业贸易,并进一步论述四川早期佛教造像风格、年代、滇缅道沿线早期佛教艺术及其传播,以求教于吴焯先生。     

对立与统一:中国早期佛教图像再认识

文章通过梳理中国早期佛教图像,结合相关的史籍记载,力图对中国早期佛教图像的相关特点进行辩证思考。由于传播过程中主体双方的认知不同,中国早期佛像具有佛与神的双重性特点。其中,神性特点是早期佛教图像的主要特点;分析佛像在载体中所起的作用,具供奉性与装饰性的特点;最后通过图像出土地点的分析,并结合相关史籍记载,可发现早期佛教图像与中国丧葬文化联系紧密。     

丝路梵像山水间 桂林唐代摩崖造像寻访记

<正>“桂林山水甲天下”,自古以来,广西桂林以其特有的地质地貌与山水景观,在华夏文明与中国名胜中,有着独一无二的重要地位。殊不知,桂林佛教也曾雄踞华南,秀甲天下的桂林山水间铭刻着桂林佛教的千年遗迹,星罗棋布于桂林各地的大量佛教摩崖造像见证着这段历史的繁华与沧桑。据文献记载和东汉至南北朝早期佛教文化遗物的考古发现,可以推测早在汉代佛教就已传入广西地区,到唐代中后期时,桂林佛教空前繁荣,成为我国南方佛教中心之一。817年,     

青海东部丹斗地区藏传佛教的实地考察——兼论藏传佛教下路弘传及其相关问题北大核心CSSCI

青海东部丹斗藏区作为藏传佛教后宏期初传及下路弘法的根据地,除了它举足轻重的宗教地位外,目前仍保留着极其丰富的佛教历史遗存,其中不乏后宏期初期珍贵历史遗物及多处遗址。该区域发现的绝版藏文手抄本及其他遗物、佛寺遗址等重要文物,对还原藏传佛教下路弘传当时的情况、汉地佛教及西夏佛教与丹斗藏区佛教的互动影响等有无可估量的研究价值。     

略论四川早期佛教造像

本文论及的四川早期佛教造像,包括迄今发现的四川东汉晚期、蜀汉时期的佛教造像.近年来,四川地区在考古工作中陆续发现了一批早期佛教造像资料,已有学者进行了初步研究.但是,人们对四川早期佛教造像的年代(如乐山麻浩崖墓佛像,绵阳摇钱树佛像)认识不太一致;关于四川早期佛教造像的来源,也颇多争议;至于它的特点,尚无人涉及.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拟从四川早期佛教像的年代、特征、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早期佛教造像的关系和来源诸方面,略抒己见,作为引玉之砖,祈请方家匡正.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部分隋唐时期金铜造像

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的前身原河北省文物工作队、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曾派员在全省各地征集到数量可观的多批佛教造像遗物,时代包括十六国至明清各个历史时期。近期我们在对所藏造像类文物进行整理编目的基础上,已将十六国至北朝时期的早期金铜佛教造...     

吴越国时期的佛教遗物—以阿育王塔、刻本《宝箧印经》、金铜造像为例

吴越国时期的佛塔内往往发现有众多佛教遗物,包括舍利容器、佛经、造像等,尤以阿育王塔、刻本《宝箧印经》、金铜造像最富特色。本文系统整理了吴越国时期的舍利容器——阿育王塔、法宝——刻本《宝箧印经》、佛宝——金铜造像,有助于深入认识该时期的佛教遗物。     

五台佛光村古竹林寺出土唐代白石佛教造像

2002月5月,山西五台县豆村镇佛光村村民反映在石竹林寺旧址上发现佛教造像,忻州市物管理处得悉消息后赶赴现场,清理发掘出佛教遗物4件,分别为两尊胁侍菩萨、一尊弟子及一个佛座,质地俱为汉白玉。现介绍如下。     

汉·三国佛教遗物的图像学──西王母和佛

汉·三国佛教遗物的图像学──西王母和佛［日本］曾布川宽潘秋枫（译）目前,发现了许多后汉、三国、西晋时期明显与佛教有关的文物。主要有画像石、摇钱树、神亭壶、陶瓷器、铜境等。这些都是佛教初传中国时,当时中国人对佛教受容程度的重要史料。因此,我想从图像学方...     

五台县佛光村古竹林寺出土唐代白石佛教造像

2002年5月,山西五台县豆村镇佛光村村民反映在古竹林寺旧址上发现佛教造像,忻州市文物管理处得悉消息后赶赴现场,清理发掘出佛教遗物4件,分别为两尊胁侍菩萨、一尊弟子及一个佛座,质地俱为汉白玉。现介绍如下。     

临漳“石舍利函”证小乘佛教曾传入中原

<正>近日,郸市临漳县一位农民耕地时意外发现一块形状类似枕头的"石块",经专家鉴定为玉石舍利函,属于国家一级文物。邺城遗址出土玉石舍利函,由此可以印证小乘佛教曾传入我国中原地区。经研究,此次发现的玉石舍利函为小乘佛教的遗物,当年小乘佛教传入邺城以后,可能建寺院时埋藏在佛塔下面地宫里面。     

新乡北朝佛教史迹刍议

新乡地处中原腹地,是连接华北平原南北交通的必经之地,也是北朝时期连接洛阳和邺城的重要枢纽。1949年以来,新乡地区先后出土了一批北朝佛教造像,有关石窟和寺院的遗迹也时有新的发现。本文通过整理历年新乡发现的佛教遗迹和遗物,结合文献记载,初步分析了北朝晚期新乡佛教史迹形成的历史背景及造像的艺术风格和传承。     

“画纹带佛兽镜”质疑——与王仲殊先生商榷

近段时期以来,南方地区的一些学者提出了“早期佛教造像的南传”问题,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反响.就目前南方各地相继发现的一些佛像和与佛像有关的文物看,似乎向我们揭示,在我国佛教传播的早期,存在着一条佛教造像的南传路线.对此,已有许多学者论及.在造像方面,大家所熟悉的铜镜,也是佛教造像的载体,它上面的佛教造像,也是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佛饰镜”.目前,很多地方都发现铜镜上存在佛像或与佛教有关的图纹,其中,湖北鄂州出土铜镜中佛饰所占的比例尤为突出,对此,王仲殊     

"匈奴西岔沟文化"古墓群的发现

两岔沟在辽宁省西丰县乐善乡执中村西北一里余,那里有一座依山面河的小山,就在这座小山岗上,发现了与汉族历史文化有密切关联的属于匈奴文化系统的古墓群,这是我国考古工作上一次重要的发现.出土的文化遗物,在种类上、数量上都十分丰富,除了匈奴文化系统遗物之外,还包含一部分汉族文化遗物.经过整理研究,认为这是一个属于古代游牧部族的墓地,时代相当于西汉的早期到中期.由于两种文化遗物出于同一墓葬群中,地点又恰在汉代辽东郡外北边,因此,这群古墓的发掘,对研究古代各族文化的交流有重要的意义.这一墓群于1956年5月间发现,由前东北博物     

曲阳修德寺塔塔心室发现明代佛教造像

2010年8月,在对曲阳修德寺塔进行全面测绘工作中,于第三层塔心室发现了一批遗物,包括题记、造像、经书、香炉等,材质有铁、铜、陶、木、瓷、纸等,均系嘉靖十四年至十五年重修塔时留下的明代遗物,为研究本地区的佛教文化和佛教造像艺术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独角马造型的考辨——从朝阳袁台子出土动物形铜饰谈起

《尔雅》、《山海经》等早期文献中均提到了独角马形神兽。通过梳理文献,我们发现自明清起,文献中的几种独角马形神兽已混为一谈。本文在对出土遗物上相关动物形象进行细致比对后,得出朝阳袁台子出土铜饰上的动物形象并非俞人的独角马形神兽,而是一种写实的动物。文中另列举了一些相关遗物上的独角马形象,认为不宜贸然将考古所见的动物形象与文献中的神兽对号入座,早期文献也不可能完全真实地写映出边疆民族的艺术与信仰。     

江苏金坛市新浮遗址的试掘

2005年6～7月,南京博物院对新浮遗址进行试掘,发现了灰坑等遗迹,出土陶器、石器以及少量的原始瓷器等遗物。该遗址属于早期湖熟文化,遗物与郑州二里冈遗址下层有很多相似之处,年代相当于中原的商代早期。此次发掘丰富了早期湖熟文化的内涵,反映了早期湖熟文化在茅山山脉以东也有所发展。     

耀瓷漫谈

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今,半个世纪以来,耀州窑青瓷散见于国内外的遗物以及考古墓葬出土物屡见不鲜.其以精湛的刻、印、划花工艺,葱翠的青绿釉色,在南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