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原因论探微

由于史料局限,后人所了解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原因是"修昔底德版"的。一般认为,1.23.6是修昔底德最主要的判断。尽管这一判断是深刻的,但并不是全面的总结。从其文本来看,即使把1.23.6解读为这场战争"不可避免",也只是当事方的主观判断,不是客观规律。修昔底德只是强调了自己认为的最重要原因。     

雅典的崛起与斯巴达的“恐惧”:论“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强调,雅典的崛起所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但其论断与他有关"五十年时期"的记载存在严重冲突。有关斯巴达对雅典和其他城邦政策的回顾,进一步表明斯巴达对外政策的好战特征。修昔底德的论断,因区分表面借口与深层原因,得到众多学者认可,而且契合当今国际关系学界现实主义学派的理论需要,因而广为流传。修昔底德用"崛起"和"恐惧"来解释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以及因此诞生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无论在史实上还是学理上,都更像是修昔底德为后代挖好的"陷阱",理当谨慎辨别,不宜不加批判地接受。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演说辞及其真实性问题研究

演说辞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全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关于修昔底德著作中演说辞的真实性问题历来为学者所关注,并引发了学者们的争议。本文对学者们关于这一问题的主要观点进行了细致分析,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的演说辞既不是修昔底德对演说者实际所说的话的简单誊录,也不是修昔底德根据修辞学"适宜性"原则自由虚构的产物,而是他对演说者实际所说的话的理性建构,意在揭示人类行为背后的普遍规律和永恒真理。因而,修昔底德书中的演说辞既反映了当时希腊思想界和各演说者的"思想之真",更体现了修昔底德个人的"思想之真"。修昔底德对演说辞的理性建构,深刻反映了其史家自主性,以及试图从变动不居的历史中认识和把握普遍真理与规律的不懈努力,体现了古希腊史学观念的重大进步,并对西方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修昔底德传统与拜占庭帝国的历史书写

拜占庭帝国是修昔底德著作传承的重要时期。在拜占庭帝国早期,军事政治史学家善于模仿和改写修昔底德笔下的"普拉提亚之围"、"雅典瘟疫叙事"以及一些著名的演说词;而一些教会史学家在写作时也受修昔底德的影响,但出于基督教的价值观而不直接模仿他。因此,是否模仿修昔底德进行历史写作可以反映出当时教、俗两大史学写作群体的价值取向。公元7—13世纪,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仍在被传播和学习,但随着拜占庭人教育和文化的改变,对修昔底德文本的模仿现象消失了。在这一时期,修昔底德传统在拜占庭帝国学术体系中的地位有所下降。而到了拜占庭帝国末期,面对西欧人的扩张,尤其是公元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之后,拜占庭帝国学者有意识地复兴希腊古典文化。在这一背景下,少数拜占庭帝国史学家恢复了对修昔底德文本的模仿和改写,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传承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他们对修昔底德等古典作家的研习和模仿往往拘泥于文字,未能从中真正领会历史经验,处理好国家的外交和内政。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如何写出来的？--“修昔底德问题”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修昔底德创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花费了毕生精力,全书各个部分的写作次序和时间如何迄今悬而未决。从1846年这个问题提出到20世纪80年代初,大体有两派观点:"分离论"和"一体论"。前者认为,修昔底德的著作是分阶段写成的,这不仅表现在时间上,还表现在作者的思想上;后者则认为,尽管这部书是未完之作,且有一些不完善地方,但全书一以贯之,因此主要在一个时间段写成。两派各执一词,探讨逐步深入。1984年美国学者康纳提出修昔底德文本的同质性问题,即作者有意带领读者一起面对事件,其思想认识和叙事形式都发生了变化,故其文本不是同质的。这对"分离论"起到了纠偏的作用,也超越了"一体论"。在康纳观点指引下,英国学者鲁德和美国学者德沃尔德研究了修昔底德的叙事方式。鲁德认为"修昔底德问题"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德沃尔德则证明其叙事的组织形式发生了变化。"修昔底德问题"将激发学者们的研究热情,砥砺他们的才智,推动着学术界不断深化对于史学的认识。     

试论修昔底德的求真思想

修昔底德继承发展了古希腊史家的批判精神,确立了史料批判原则,并致力探求历史的本质和普遍规律。修昔底德的求真思想建立在其人性说的基础之上。他认为,历史的本质(人性)是不变的,人性诸要素(欲望、好斗性、情绪等)结合或冲突形成历史的现象。本质可以从具体的、变化的历史事件中认识。因此,修昔底德在《伯战史》中一方面详尽地记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相关事件;另一方面又主要以人性为切入点,分析历史事件的根本原因,解释历史事件之所以然。为了深刻揭示历史事件背后关于人性的普遍规律和永恒真理,他充分发挥史家自主性,在叙史中对具体史实和演说辞进行建构,其历史书写体现出选择性和典型化叙事特点。修昔底德的求真思想反映了希罗多德之后古希腊史学观念的重大变化,体现了古希腊人历史思维的巨大进步,并对西方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枚凯奥斯的四十分之一”——修昔底德Ⅷ.101.1考辨

正《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八卷第101节中记有"每人三枚凯奥斯(Chios)的四十分之一(■)",其中"四十分之一(τεσσαρακοστ)"为当时的钱币。以"四十分之一"作为钱币的代称不仅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仅此一处,甚至在所有的古典文献中都堪称孤例,但修昔底德对"四十分之一"却未透露更多的信息。有关"四十分之一"的具体重量以及它所使用的基准单位,便成为修昔底德为世人留下的"未解之题"。时至今日,学术界在"凯奥斯的四十分之一"问题上莫衷一是~([1]),所得结论也多与其他相关的历史、考古证据相龃龉,无法自圆其说。在《修昔底德历史注疏》第八章、     

雅典人是如何打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伯里克利战略”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按照修昔底德的说法,"伯里克利战略"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由伯里克利建议的、雅典城邦采纳的战争策略。其要点是,避免陆上决战,掌控盟邦,战时不要扩张势力,不要采取危险行动;做到这些,雅典将轻松赢得胜利。19世纪末以来,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真实的"伯里克利战略"与修昔底德表述的"伯里克利战略"存在很大的差异:沿海袭扰战术带有很强的攻击性,雅典的财政经得起较长时间的消耗战,拿下墨伽拉是雅典战略中的重要一环,阿提卡有骑兵和要塞的保护,波斯的金钱资助弥补了斯巴达的弱点,得摩斯忒涅斯的战略更能奏效。总之,伯里克利的战略总体上是防御性的,但具有相当的进攻性,属于积极防御的战略。修昔底德的认识出现偏差有多种原因。未来的研究要继续选取新视角,并从作者的观点(体现于其评论、分析和拟定的演说词)与其所记史料相互抵牾之处着手。     

雅典人是如何打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伯里克利战略"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何元国

按照修昔底德的说法,"伯里克利战略"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由伯里克利建议的、雅典城邦采纳的战争策略.其要点是,避免陆上决战,掌控盟邦,战时不要扩张势力,不要采取危险行动;做到这些,雅典将轻松赢得胜利.19世纪末以来,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真实的"伯里克利战略"与修昔底德表述的"伯里克利战略"存在很大的差异:沿海袭扰战术带有很强的攻击性,雅典的财政经得起较长时间的消耗战,拿下墨伽拉是雅典战略中的重要一环,阿提卡有骑兵和要塞的保护,波斯的金钱资助弥补了斯巴达的弱点,得摩斯忒涅斯的战略更能奏效.总之,伯里克利的战略总体上是防御性的,但具有相当的进攻性,属于积极防御的战略.修昔底德的认识出现偏差有多种原因.未来的研究要继续选取新视角,并从作者的观点(体现于其评论、分析和拟定的演说词)与其所记史料相互抵牾之处着手.     

关于修昔底德历史观评价的两个问题

修昔底德作为杰出的历史学家,早在古代已经引起人们的重视,近代以来专门评述他的著作者很多。对修昔底德在史学上的成就,国内外有不少专文作过详细的评介。本人读过一些文章之后,发现关于修昔底德历史观的评价,有两个问题似乎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修昔底德与现代希腊的古典文化复兴(1790——1830)

本文研究的是修昔底德在现代希腊古典文化复兴时期(1790—1830)的接受情况。在这一时期的希腊知识界修昔底德被认为是真正的历史学家,他的作品是客观、理性、批判史学的楷模。学者在史学风格讨论之外,也在解读修昔底德作品的过程中倾注了他们对于本民族历史与民族认同的思考。然而所有这些希腊学者对于修昔底德的研究模式都带有鲜明的西欧印记,这反映了现代希腊的古典文化复兴,包括对修昔底德的再阅读,是舶来的文化思潮,是西欧文化殖民的结果。     

修昔底德选用史料方法刍议

修昔底德的史著以叙述伯罗奔尼撒战争为主要内容,涉及希腊世界主要城邦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以及海陆交通等方面丰富多样的史料。修昔底德按照自己处理史料的原则,对于战前史和战争史本身的史料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法。对于战前史料的选择和考信方法主要采用比较考异法和反溯法;对于当代史料的选用及考信方法主要采取实录法、辨异法、推测法、纠错法、隐微法等五种。修昔底德貌似如实直书的表象背后,隐含着名副其实的“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卷一)》书写方式探析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修昔底德"垂诸永远"的作品。卷一是集中展示作者主体思想的地方,内容丰富,分析精到,所用的"论证体",主题清晰,证据合理,与卷二及以下各卷的"叙事体"形成鲜明的区别,带有明显的"一家之言"的性质。     

梭伦与雅典国葬典礼制度的发端

修昔底德笔下雅典的国葬典礼制度始于何时,古典作家各有不同记载,一说在梭伦时代,一说在希波战争时期。目前的证据倾向于梭伦时代,一是它符合梭伦的政治倾向,一是于史有据,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记载均指向此时。相关的铭文记载,大约也可追溯到梭伦时代。修昔底德对国葬典礼制度的记载相对详尽:在克拉麦伊科斯举行葬礼,并由将军发表赞颂性演说,是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很可能到希波战争后雅典掌握了海上霸权,才逐渐完善起来。     

科学的、客观的、超然的?——二十世纪以来修昔底德史家形象之嬗变

20世纪以来,修昔底德科学、客观、超然的史家形象先是遭到康福德的严重质疑,但这一质疑后来受到伯里、科克兰、芬利、罗米莉等学者的反驳。20世纪60、70年代,在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冲击下,帕里、施塔尔在独辟蹊径的同时,对修昔底德的史家形象不无怀疑;华莱士和亨特则颠覆了其形象。70年代末至80年代,康纳进行了反思,罗林斯的研究运用了结构主义理论,对修昔底德的评价回归理性。90年代以来,叙事学成为这一领域研究主流,揭示出其著作中尚不为人所知的一些匠心和特点,这是对其史家形象的肯定和褒扬。康纳以后,科学的、客观的和超然的三个修饰语已不足以概括修昔底德的史家形象的丰富内涵。在这些波折的背后,是西方学术思潮转向大背景下学术研究取向的递嬗。     

继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优秀传统关注世界史研究中的现实问题

历史学自萌生时起,就是一门关注现实的学科,中外皆如此.中国古典史学强调”求真求实"、"经世致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历史思想的核心.西方史学的源端在古代希腊.无论希罗多德,还是修昔底德,他们修史的目的都是为了述古喻今,垂训后世,如修昔底德讲:"擎起历史的火炬,引导人类在摸索中的脚步."古希腊史家戴奥尼西也认为,"历史是一种以事实为训的哲学".     

Aletheia与古希腊史学的求真传统——以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波利比乌斯为中心的讨论

古希腊文aletheia(α’λη'θεια)一词的词义为真实。在希罗多德的著作中,aletheia意为史事经过史家真假判断而达到的真实。另一方面,希罗多德受到城邦口授传统的影响,往往让听众来判断史事的真假。修昔底德著作中的aletheia,已经摆脱了城邦口授传统的影响,表述了史家对真假判断的自主性。修昔底德还意识到,在某种情况下(如演说词的建构),史家难以再现历史的真实。波利比乌斯则进一步意识到,历史研究可能并存着历史的客观性与史家的主观性。他认为只有普世的历史(即重视世界各地联系与整体性的历史),才能揭示人类历史的真相。以上三位史家所用的aletheia一词及其思想,反映了古希腊史学求真思想的发展及其特点。     

“三十年和约”还是“三十年休战协定”?

<正>公元前460年,"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打响。公元前446年秋斯巴达(Sparta)军进入麦加拉(Megara),继而进入阿提卡(Attica)。雅典政治领袖伯里克利(Pericles)在敌强大兵力的压力下采用贿赂的手段使之退兵。公元前446年-前445年冬,双方谈判并缔结了一个协议。修昔底德在文本1. 23. 4处最早提到了此协议,他说. 此协议亦出现在修昔底德文本下列章节中:1. 87. 6; 1. 115. 1; 2. 2. 1     

人类史上十大传染病死亡事件

一、像羊群一样地死亡着雅典大瘟疫"人们像羊群一样地死亡着。病人裸着身体在街上游荡,寻找水喝直到倒地而死。由于吃了躺得到处都是的人尸,狗、乌鸦和大雕也死于此病。存活下来的人不是没了指头、脚趾、眼睛,就是丧失了记忆。"公元前430年的一天,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如此记录了这场席卷整个     

修昔底德与国际关系研究——传承脉络、思想关联及对学科化解读的反思

正在国际关系思想史重要人物谱系中,比如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格劳秀斯、休谟、卢梭、康德等,修昔底德可能居于最突出的位置,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国古典学界一般简称之为《战争志》,以下本组笔谈论文均循此例)通篇都在讲城邦间的战争与和平,当然可视作国际关系研究之作,不过却未必是我们所熟知的"国际关系理论"式作品,学科化、抽象理论化作品是现代社会科学产物。为了更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