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西佗的史料思想

塔西佗主张史学之最高功能在于“惩恶扬善”。基于强烈的道德目的,塔西佗对史料的选用精益求精:只有包涵道德训诫意蕴的历史人事才能成为历史研究唯一有价值的撰述对象和内容;从不轻易放过与种种“小恶”与“小善”当中任何相关的蛛丝马迹。塔西佗的史料方法旨在厘定历史人事的善恶之实。     

修昔底德的“命运”说

"命运"说是修昔底德历史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命运"一词主要指机遇、运气(包括好运和厄运)等人类无法预见、非人格化的力量,而与神意无涉。它通常表现为人力无法预计和支配的偶然现象和事件,与人的智慧、谋算、预见力相对立,并对人的心理和活动产生很大的影响。修氏承认"命运"对人事的影响,但更强调人的智慧、远见和理性的判断在人事成败中的作用。修氏的"命运"说,体现了古希腊思想的进步。     

塔西佗史学初探

作为帝国早期罗马社会的现实产物,塔西佗史学具有深远宽泛的社会历史内涵和浓烈复杂的政治伦理意蕴:政治观对其史学创作产生了深重影响,撰述旨趣则与其现实隐忧息息相关。在道德史观与道德目的的意义上,塔西佗史学体现了严格的社会批判精神,并进而形塑了其凝重简练的历史叙事风格。塔西佗史学集中体现了西方古典史学的某些共性特征,并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影响了整个西方历史。     

论塔西佗的史学目的--兼论其史学实践的生成背景

塔西佗史学的生成背景是宏富的,史学目的则与其复杂的生平经历息息相关,具有极其深远而又宽泛的历史意蕴。塔西佗史学创作的目的大致体现在三个主要方面：对暴君、暴政的深刻反省和批判;见证时代的幸福;探究帝制的形成、实质以及国家和民众的救赎之道。     

论李维史学的命运观念

李维史学中的命运观念用fortuna、fatum等多种词汇形式表达，从而传递出不同状况下不同层面之内涵与意义。命运作为一种人类无法完全掌控的力量，在李维笔下源于诸神又超越于神意，其实质是以偶然性来展示历史进程中某种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因素。李维以通史之眼光，透过诸神或神意、人的行为与命运之互动，看到了pietas等德性力量，并试图以此来解释命运，表现出一种对罗马民族精神的内向观察以及一定时空场域而具有宗教伦理色彩的历史性反思。李维尝试以此相对不变之道德理性来解释历史变化，但面对历史之复杂性又无法完全化解。李维史学的命运观集中展现了这种具有内在张力的历史思想。     

艺术与真实——读《塔西佗〈编年史〉中的讽喻与误读》

塔西佗(Tacitus,约公元56-118年)是古罗马最伟大同时也是饱受争议的历史学家,学界分歧主要是如何看待其历史叙事艺术性与真实性的实质内涵及紧要关联.     

塔西佗历史书写中的“年代记”及其政治功能北大核心CSSCI

塔西佗以传统“年代记”体裁写作自奥古斯都到图密善统治时期的历史。他的历史探讨最深刻的人性与政治的关系,以此论证元首政体的好坏与统治者品性之间的联系。塔西佗的政治生涯大部分在图密善时代度过,在图拉真统治时期开始写作历史。图密善的暴政使他对历史写作持谨慎小心的态度,而暴政带来的影响使他希望通过历史写作给贵族阶层提供政治教诲,培育政治上的审慎美德,以便服务于国家。历史写作上的谨慎和提供教诲的愿望,使他放弃了当时流行的皇帝传记体裁而选择传统“年代记”体裁。尽管“年代记”与皇帝传记一样,都把皇帝作为叙述中心,但塔西佗研究的重点是皇帝的统治技巧、计谋和贵族阶层对此的回应,这种叙述体裁的选择因而也是其写作意图的组成部分。     

试析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中的“Germani”

塔西佗等西方古典作家笔下的"Germani",在中文著述中通常译为"日耳曼人",有的甚至误将其视为一个民族共同体。从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等古典著作的记载中发现,"Germani"起源于"日耳曼尼亚"这一地理概念,是生活在日耳曼尼亚这一地域范围内所有居民的通称。如果将"Germani"译为"日耳曼尼亚人",似乎更能够突出其因地而名的起源和笼统指代日耳曼尼亚地区所有居民的涵义。     

政务微博如何规避“塔西佗陷阱”

在网络政治生态中,政务微博的作用日益凸显,但由于传统执政理念和传统媒体的影响以及对网络问政的不适应,暴露了一系列的弊端和问题,引发公共舆论,危及政府公信力。本文通过探析深层次的原因,为避免政务微博陷入"塔西佗陷阱",从而正视挑战,提出可行性的建议,重塑良好的政府形象,提高政府公信力。     

从“摒秦”论看董仲舒历史时间观的对立与统一

董仲舒生活在皇权兴起的西汉,大体同时代的罗马三大史学家也生活在皇权兴起的历史环境中。四位思想家都注重通过分析历史时间来理解当下政治情形,并且都在各自的史学传统中占据重要地位,对东西方历史时间观的形成有奠基性作用。董仲舒的历史时间观与罗马截然不同,以当代史学理念观照,其思想可被看作一个史学特例。其特殊性的最突出表现是关于秦朝的记述存在矛盾。董仲舒的历史时间分为两个系统,秦朝在两个系统中分别显现为"存在"与"不存在"的性质。这一矛盾源于其历史时间观中形而下的自然时间与形而上的意义化时间的对立,由此表现出一种历史时间观的分裂。这种对立与分裂是中国古代历史理性与道德理性、自然理性相合的产物,在思想和逻辑层面实则具有一定的统一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关系的双重视角与历史趋向

正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此后,习近平以总书记或国家主席身份在国际场合反复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联合国的多个文件中也写入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空洞的外交口号,而是有着五个方面具体内容的理念体系,即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     

本期寄语

正本期"古代地中海文明"栏刊出的首篇文章是拱玉书教授所作《笔间时有长虹气,不拘一格看古今——吴宇虹教授论文集代序》。两位教授都是林志纯先生亲传弟子,均为国际亚述学界知名学者。此文中,拱玉书对吴宇虹的研究成果既有高度评价,也有坦率争鸣,于往事追忆中评点治学,多有见地。李政教授的《哈吐什里一世的政治遗诏译注》是赫梯国王哈吐里一世政治遗嘱文献的中文详明译注文本。该文献是认识赫梯国家早期王权继承和王国内部政治统治状况的重要史料。另一篇,宇信潇所作《试析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中的"Germani"》专门讨论塔西佗等西方古典作家著作     

联通古典与现代的一部史学力作——读莫米格里亚诺《现代史学的古典根基》

在人类史学发展史上,古代史学遗产丰厚并对后世影响深远。A·莫米格里亚诺将之大致划分为波斯、犹太、希腊和罗马史学等不同类型,并由此追溯了现代西方史学的古典根基。其间,论者着重探讨了古代史学自身的相互影响、古希腊史学内涵特征以及塔西佗影响等诸多热点难点问题。在此意义上,全书深入揭示了古代与现代史学之间具体的历史衍生关联。遗憾的是,论者对史学某些共性特征关注不够,部分论断缺乏缜密的逻辑分析。     

居鲁士形象的塑造:以希罗多德和色诺芬为例

希罗多德《历史》与色诺芬的《居鲁士的教育》均涉及波斯早期历史,二人根据各自理解和需要塑造了不同的居鲁士形象。希罗多德试图说明居鲁士的成功遵循具有必然性的命运,而色诺芬则试图刻画居鲁士的成功历程,更注重教育对塑造典范统治者的作用。但两书也体现出相似的时代性,作者在重视神意和必然性命运的同时,也重视人事,并试图将命运与人事相结合,这是古典时代人文精神发展的重要体现。     

星云大师的小说真实观

星云大师以"合情合理"作为评价小说真实观的标准,从而否定了神怪倾向明显且缺乏历史真实感的金庸武侠小说,而肯定了建立在科学真实与人类现实之上的倪匡科幻小说.星云大师的小说真实观与其"人间诗学"密不可分,同时也受到强调"为人"及现实精神的"人间佛教"思想的深刻影响.     

劳动的意义:希腊神人分离神话的哲学阐释

古希腊初民对神人分离过程所进行的生动描述,内蕴着古希腊人对存在于自然、人的生存和劳动之间的密切关系的理性思考。劳动出现在神人决裂之后。劳动的意义在于,它既是神人关系重建的中介——通过将劳动所得的产品变为对神(自然)的祭品,人重新为神(自然)所眷爱;又是人类能够永续生存的基本技艺——神(自然)保证劳动之人能获得生存所必需的"牲畜和黄金"。不仅如此,劳动还是人类显示自身存在独特性的本质性规定。劳动是人在世的神圣职责,人在创造性劳动中博取声望,实现自身价值,并借助劳动将人与其他生命物种区别开来。人类是最具神性而惟一能与神分享创造乐趣的种类。以是观之,在希腊初民通过神话形式所欲表达的生活观念中,劳动是人的本质的思想已初露端倪。     

读《日耳曼尼亚志》的联想

在《日耳曼尼亚志》中,塔西佗通过描述日耳曼人的神祗崇拜抨击帝国时期道德沦丧的现象,唤醒罗马的早期信仰;日耳曼人对宗教的渴求是与帝国的基督教文化相融合的基础,日耳曼文化与罗马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对中世纪文化形态的形成也具有重要意义。     

城墙命运变迁与遗产保护思考

近五六十年来,人们对古城墙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之密切相关的城墙命运也是如此,经历了一个从拆除到日渐重视保存、从趋于保护到热衷于修复和重建的历史过程。本文对这一过程及其重要人事进行了梳理,并分析了相关重要影响因素。同时,基于城墙命运巨大变化的历史考察,对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文化遗产保护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     

《周易》教育思想探析

《周易》探究宇宙万象以期揭示其客观规律,立足于"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思想命题,秉持"天人合一"和"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整体思维,就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教育活动阐述了一系列观点,对于师生关系,教育的方法、内容、目标等均有所论述,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体系。作为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源头和渊薮,《周易》的教育思想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历史影响,对当今教育事业的发展仍具有积极的启发和资鉴作用。     

J.B.伯里的历史偶然性观念

伯里在1903年就任剑桥大学近代史钦定教授的演讲中,提出了"历史是一门科学,不多也不少"的著名论断。另一方面,伯里也清醒地意识到,历史学应有自己的独立性。他以历史偶然性为切入点,探讨历史偶然事件与因果规律之间的关系,以揭示历史思想与自然科学思想之不同。伯里认为,神学和思辨哲学逻辑演绎的路数,无法运用于史学实践。他采用"历史综合"的路数,从历史经验中提出一个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假说1(历史思想具有独立性),然后归纳大量的史事来验证。由于体现人类自由意志的极为复杂的历史现象,存在无数的偶然事件,存在无数断裂的因果链条,所以伯里没有也不可能完成对其假说的证明。伯里的历史偶然性研究,对于思考史学理论研究的不同路数及其局限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