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精粹

正李建:《赵汸〈春秋〉"策书之例"与"笔削之义"说论析》(《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4期)在《春秋》学史上,元末《春秋》学家赵汸研治《春秋》的最大特点是以义例说经。他考论鲁史与《春秋》之别,明辨史"例"与经"义"之分,提出了系统的以"策书之例"与"笔削之义"为核心的《春秋》书法义例说。其《春秋》义例学说,是在依据《左传》及杜预注、融通三传史法经义说、批判继承诸家义例书法说基础上的发明,不仅体系颇为严密完整,而且从方法论层面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春秋》诠释学系统。赵汸的《春秋》义例学所体现出的会通经史、据传求经,由《左传》     

评杜预《春秋左传序》的“三体五例”问题

“三体五例”问题是《左传》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 ,它牵涉到对《左传》中解经文字怎样理解。当代青年读《左传》往往被其迷惑。古今学人虽然对《左传》义例多有批评 ,但又缺乏系统论述。本文在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指出所谓“三体”,既不出自周公 ,也不出自孔子 ,而是《左传》作者所总结的《春秋》书法原则。至于“五例”,本为汉代左氏学者赞美《春秋》的文字 ,后被窜入到《左传》原文中。依“三体五例”去解《春秋》大义 ,则不可信据     

“书法不隐”无隐吗——董狐史案质疑

春秋时代晋国太史董狐"赵盾弑其君"之记,孔子赞为"书法不隐",采入《春秋》,百代以为实录典范。但据《左传》《国语》《史记》等,董狐恰恰歪曲和隐讳了事实真相。孔子之赞,非关实录,意在"正名"。从董狐到《春秋》以及后世的发扬,构成了以史"正名"、忠君尊王的正统史学传统,它为君主专制延续两千数百年,提供了话语暴力、"历史"依据和法统支撑。真不隐者,不是董狐、《春秋》也,而是以事实向董狐、《春秋》说"不"的史著和史家。     

《春秋左传注》语词札记

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合并经传而为笺注,征引淹博,考辨缜密精当,胜义层见迭出。在校勘和注释中,作者探赜索隐,多发前人之未审,成就很高,堪称当今《春秋左传》研究之巨擘。《左传》之为经典,古来研治者众矣,而歧说悬疑益多矣,《春秋左传注》犹不免白圭之玷...     

“小事件”与“大历史”:《左传》之历史美学解读

历史发展进程中存在着一些似"小"实"大",即实实在在深刻影响甚至制约过历史进程,却被当今史界冷落的历史事件。审视此类事件,《左传》正是合适的样本。以历史美学的视角剖析《左传》中齐、鲁交恶乃至于兵戎相见以及晋国从内乱到内治的崛起之路,秦、晋两国关系的大逆转,其中涉及的两起历史悲剧,以历史美学的标准衡骘厘析之,皆是由"小事件"而引发的"大历史"。《左传》"以小见大"的撰史方法和视角,对于《左传》以后的中国历史学发展具有开创性、示范性的重要意义。     

论康有为《孟子微》之“微”

《孟子微》是康有为发明《孟子》“微言大义”之作。康有为认为,《春秋》乃孔子大义微言之所在,孔道之微,当于《春秋》求之;《孟子》乃传《春秋》之作,《孟子》之微,当亦于《春秋》求之;《春秋》乃孔子立教改制之书,《孟子》以儒为教,以孔子为教主,其三世三统之变、进化维新之义以及众生平等、世界大同的理想与《春秋》一脉相承;《孟子》传孔子《春秋》之学,得孔道之本,孟子之学应出自有子,而非曾子。《春秋》在康有为的经学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我们理解《孟子》之“微”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经与史：宋代《左传》学研究的二重路径

从学术史来看,经与史是宋代《左传》学研究最重要的二重路径。在宋代经学疑经思潮背景下,学者们对《左传》作者的身份及形成时代提出了怀疑;对杜注为代表的解《左传》之“例”,特别是其中的“从赴告”说之牵强提出批评;对《左传》中不符合义理之处进行批评与改造。经学上的怀疑与批评降低了《左传》的经学地位,从而使其史学特性受到重视,一些学者把《左传》当作史书来看待,肯定其作为编年体的典范对宋代编年体史书编纂产生的重要影响;对《左传》进行史学改编,促进了宋代历史编纂学的发展;重视《左传》蕴含的史料价值,据此对春秋历史发展大势以及制度沿革作出考察。宋代经学上对《左传》学旧说的怀疑与批评,为人们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与此同时,伴随着《左传》经学地位的“降格”,其史学价值则得到了进一步发掘。     

早期《左传》研究的两功臣——广东人陈钦陈元父子

一般的意见认为汉人刘歆是奠定《左传》学的元勋。那么,当时的陈钦、陈元父子俩对促进《左传》学的发展来说也贡献颇大,堪称是早期《左传》研究的两大功臣。 《汉书·刘欲传》说:“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据说《左传》是由春秋末战国初的鲁国人左丘明最先编撰的,因这部书中有不少内容对孔子所撰的《春秋》经文有所解释,故它又被视为解经之作。西汉时著名的解经之作有《公羊传》和《谷梁传》。两传具属今     

新《春秋》学与中晚唐史学褒贬义例的运用

唐代宗大历年间,新《春秋》学兴起,其积极回应现实需要,在学术文化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中晚唐时期的史学,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影响。这一时期的史学,效法《春秋》治史、讲究褒贬义例逐渐成为很多学者的共识,纪传体史书受到了褒贬义例的渗透,《春秋》褒贬大义影响了史家对历史事件及人物的评价。     

廖平《左传》研究对杜预的批评

杜预的经学成就主要在《左传》注,成书《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春秋释例》。杜预在《左传》研究方面的创获主要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杜预所谓“集解”不同于何休之“集众家之解”,而是“集经传而解之”之意,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称:“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     

当西方史学遭遇中国经学——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与清代《春秋》经学

理雅各翻译的《中国经典·春秋》以康熙六十年(1721)刊刻的《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为底本,并将其作为译注的重要参考,但理雅各的《春秋》译本与封建帝王的春秋学格格不入。理雅各视《春秋》为史书,他持"真实性"原则否定了《春秋》的褒贬之义及书法、义例,又因"真实性"原则消解了康熙《春秋》的编者在褒贬之处寄寓的经世之用。理雅各与康熙《春秋》编者的激烈冲突,反映出19世纪西方史学与东方经学两个学术体系的扦格难通,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窒碍。     

《左传》中之“人性说”析论

"人性"是先秦诸子关注的重要议题。《左传》对于时人的人性学说也有记载。分析《左传》中的人性说,可知,时人所言之"人性"有两种意涵:一种指人生而即有的自然人性,以欲望、情感等为主要内容;一种指人在天地间的理想属性。前一种人性,与礼有扦格之处;而后一种"人性"则与礼互为表里,无时不刻不顺从于礼。这两种人性说,均可在儒家人性论中找到端倪,一定程度上为儒家较为成熟的"人性论"的产生提供了条件。而《左传》中这两种人性说的产生,也说明人们对于礼的认识是促成人性论最终产生的重要因素。     

试谈《榖梁传》对刘向的影响

刘向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家,是西汉后期著名的经学大师。关于他对《春秋》学的研治,班固《汉书》说他早年即受汉宣帝之命,习《谷梁传》,并始终持《谷梁》义;桓谭《新论》则说他同儿子刘歆一样,“尤珍重《左氏》”。本世纪初,章太炎作《刘子政左氏说》,提出“不应信《汉书》,疑《新论》”,又从刘向著述中抽绎出《左传》事义数十条,以证《左传》为刘向所宗。章氏的观点失之偏颇,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同,人们更倾向于接受《汉书》的说法。但刘向到底在哪些方面受到《谷梁传》的影响,自来语焉不详。本文欲对这一问题做一初步探究。     

也谈“爰田”──兼谈“国人”

也谈“爰田”──兼谈“国人”陈奇猷《古籍整理研究学刊》１９９４年第４期载张在义《（左传）＂爰田＂试析》。张先生说：＂爰田当为赏田较切《左传》之义＂。这判断很正确。《左传》说＂朝国人而以君命赏＂,下文说＂于是乎作爰因＂,显然赏给国人的是爰田,所以爰田当...     

《春秋》三传的灾异观

《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常被并称为《春秋》三传。本文标题也采用了这个约定俗成的说法。不过,应该说明,《左传》原非解《春秋》之书,前贤已多有论证,我也同意这种说法。所以,本文标题并不表明我是认为《左传》原为解经之书的。一皮锡瑞在其《经学通论·春秋》的“论《春秋》书灾异,不书祥瑞,左氏、公羊好言占验,皆非大义所关”条中,举了一些《左传》中占验的例证,并说:“公羊家与左氏异趣,而亦好言祥异占验。汉儒言占验者,齐学为盛。伏传五行,齐诗五际,皆齐学。公羊氏亦齐学,故董子书多说阴阳五行,何氏解诂说占验亦详。要皆《春秋》之别传,与大义无关。”     

《左传》“日有食之”新解

日月食在《左传》中有不同说法。《左传·宣公十二年》:“夫其败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损于明?”《左传·昭公十七年》:“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滴于日月之灾,故政不可不慎也”。《左传·庄公二十五年》:“凡天灾,有币无牲。非日月之眚,不鼓。”‘日月之食’、‘日月之灾’、‘日月之眚’都是同一回事。但在更多的时候,《左传》称日食、月食,不是直截了当地说日食,月食,而说成是“日有食之”。其中的“有”字作何解呢?千年来无人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答案。我近治小学,恍然有悟。今考论于次:     

朱熹所谓《春秋》之“难”探析

朱熹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其对经书典籍都有研究,但对《春秋》多次指其“难看”“难读”“不可晓”.通过分析朱熹对《春秋》性质、孔子作《春秋》的原因、《春秋》与“三传”的关系、解读《春秋》之方法的理解,可以看出朱熹以史解经,以理判史.《春秋》之“难”一方面是《春秋》经文本身简略,难于考证;另一方面是《春秋》诸家注疏多有臆凿之...     

释“执燧象”

楚昭王十年(前506年),吴王阖闾和伍子胥等率军伐楚,大败楚军于柏举,连战至楚首都——郢,王慌忙逃离郢都,渡过睢水,《左传·定公四年》这样记道:“针尹固与王同舟,王使执燧象以奔吴师。”杜预注解释说:“烧火燧系象尾,使赴吴师,惊却之。”杨伯峻主编的《春秋左传辞典》采用此说。最近有人把它当做古人用动物参战的一事例(见杨成《中国古代史上用动物参战种种》,《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由此可见其影响之     

“星陨如雨”的“陨”“雨”释辨——兼论《左传》妖、陨星象的书写

《左传·庄公七年》对于“星陨如雨”的注解,历代有分歧,主要集中在“与雨俱下”和“似雨”说。通过对文义、字词以及天文学相关知识的理解,可以认为“似雨”说为确,这一用法也为后世天文记载所广泛采用。同时,“星陨如雨”这一星象书写形式与《左传》对于妖、陨星象的灾异书写内容,体现的是春秋时期星象分野下的政治与道德诉求,代表了春秋时人的天人观念。而史官在后绝地天通时代对于地位重建的努力,亦可以通过妖、陨星象的选择性书写来观察。一直到汉代完成由儒统史,其反映的是六经皆史的观点。     

章太炎《春秋》学三变考论——兼论章氏“六经皆史”说的本意

经学消亡,其所述历史"神话"被否定,经学作为史料寄身于史学门下。按照中国学术"古今之变"的这一大线索来看,章太炎的"六经皆史"说对于中国学术、思想的现代转型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和意义。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后世学者基本上按照这一线索将章太炎以"六经皆史"为要义的"古文经学"进行一分为二的评说:一方面肯定章太炎破除由经见道、通经致用的经学思维,将"六经"历史文献化,使儒家六经从神圣宝典下降到了古史资料地位。另一方面,又批评其"六经皆史"之说终未能脱离儒家经学的羁绊,仍为尊经崇圣的观念所困。这样一种以"传统/现代"为框架的二分法往往使我们忽略章太炎"古文经学"形成发展的内在轨迹和自身意图,从而造成对章太炎学术思想的割裂和简化。章太炎的《春秋》、《左传》学是其"古文经学"的主干,最能表现其"古文经学"形成发展的内在自身的思想轨迹。本文试图追迹章氏《春秋》学的变化发展,并以《春秋》学为中心,考察其"六经皆史"说的本意,提示其中值得重新审视的思想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