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与中国古代史学的通变精神

中国古代史学通变精神的哲理基础是儒家经典《周易》的通变思维,《系辞下》将这一思维概括为"《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受此影响,历代史家都普遍重视以《周易》的通变思维来解说历史,由此形成为一种民族的史学精神。早在先秦时期,《左传》便开始以易解史,将《周易》的通变思维作为解说历史变动的重要依据。具有易学家学渊源的司马迁,深刻领会《周易》"长于变"的特点,最早提出以"通古今之变"为撰史旨趣,《史记》首创纪传体通史体裁,以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和承敝通变的眼光,来认识和把握历史的治乱兴衰之变,以历史学的形式彰显了《周易》的通变思维。《史记》以后的中国古代史学,无论是通史、断代史,还是史论之作,都普遍以《周易》的通变思维作为哲理基础,传承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的撰史旨趣,在历史与史学的撰述与评论中重视体现通变的精神。     

汉唐时期的以史解《易》

汉唐时期,易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取得了重要成就。在汉唐易学发展的不同阶段,易学家以史解《易》征引的史实蕴涵了历史兴衰教训和历史变革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与《周易》义理相互通约。汉唐时期以史解《易》的运用,丰富了治《易》的方法,深化了《易》之微言大义,拓展了史学自身的历史观念,促进了易学与史学的双向互动,为后世"参政史事"易学的勃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司马迁的易学思想

司马迁的易学思想在中国史学史、易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司马迁继承、发挥《易传》天人合一的思想主张和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整体思维方式以及董仲舒的天人之学,力求通过历史记载来“究天人之际”。他志在“通古今之变”,更是以《周易》通变思想为圭臬的。《周易》的忧患意识、革故鼎新思想、德治精神及尚贤、养贤思想等在司马迁那里均有所反映。易学是司马迁史学的哲理基础。     

当西方史学遭遇中国经学——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与清代《春秋》经学

理雅各翻译的《中国经典·春秋》以康熙六十年(1721)刊刻的《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为底本,并将其作为译注的重要参考,但理雅各的《春秋》译本与封建帝王的春秋学格格不入。理雅各视《春秋》为史书,他持"真实性"原则否定了《春秋》的褒贬之义及书法、义例,又因"真实性"原则消解了康熙《春秋》的编者在褒贬之处寄寓的经世之用。理雅各与康熙《春秋》编者的激烈冲突,反映出19世纪西方史学与东方经学两个学术体系的扦格难通,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窒碍。     

浅论钱澄之《田间易学》成书年代

钱澄之的《田间易学》的成书年代目前国内有多个版本,争论不一。笔者通过以整理相关资料,对《田间易学》的成书年代进行分析探讨,对《田间易学》的写成年代以及刊刻年代分别进行了考证。     

钱澄之史学思想初探

钱澄之一生著述宏富,其中,《所知录》是一部编年体的史学专著,其他著述所涉史事和史论亦多,表现出强烈的史学意识和史学关怀。其"文直""事核"的史著原则,"存疑""质证"的史学批评理论,"彰往""察来"的史学经世思想和宏阔的史学视野,在明"遗民"阶层和清初学术界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彰显了其作为桐城派先导在史学研究领域的开山之功。     

刘知几的易学与史学

作为唐代著名的史学家,刘知几同样也非常重视对《周易》与易学的取鉴。他将唐代易学家推崇的"变易"、"不易"、"简易"之道应用于相关的史学批评,在其史学发展观、史学叙事理论以及对"史法"、"史义"的辨正里,都可见刘氏对易学理念与思维的融汇贯通。这不仅体现着中国古代史家易、史互通的传统在唐代的延续,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易学的发展状况。     

史实在《周易》中的份量及作用--兼与古史易学派商榷

从史学的角度研究<周易>,在古代已形成了以宋代杨万里<诚斋易传>为代表的史家易学派,但前人所走的都不过是以史证易的路子;进入20世纪以来,一批现代学者不约而同地集结成一支与传统易学卓然不同的古史易学派,他们先自<周易>经文中寻觅古迹史影,进而发展到试图运用古史知识复现出<周易>一书的原初面貌,虽各家创设的门径和体系互不相关,但他们得出的结论却是惊人的一致:<周易>是一部史书.     

曲径通明:《明实录》“近代”价值的发现与赋予

传统史学与近代史学并非绝对对立,在经受"新史学"扫荡"旧史学"的疾风暴雨过后,其价值往往会受到新史学的重新确认。《明实录》作为一部为明代诸帝及其朝政作记录的官修史书和传统史籍,属于"新史学"开创者梁启超指责的"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旧史学"。然而,《明实录》重视档案等"一手史料"和偏重客观的编纂原则,却被深受兰克史学影响的"新史学"的实践者傅斯年所看重,成为他实践其近代科学—实证史学理想的重要载体,从而在他所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得到大规模的整理和研究。传统史书《明实录》就这样历经曲折后被纳入了近代学术体系之中。     

章学诚的易学与史学

章学诚的史学理论与他的易学见解紧密相关。章学诚在易学史上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肯定古代三《易》之法,以明古代典制不相沿袭;“易”之精义是“变易”;《易》象包六艺,天道在人事之中;反对谶讳与拟《易》之作。章学诚通过对《易》理的阐发,提出历史见解,人类出现与社会人事变化是道的体现;以《易》学的通变思想,提出史学更革的要求;提倡史学的“通”识,史学通识重在求“义”;《易》在六经中有其特殊地位,六经皆先王之政典,包括史学在内的学术须经世,切于民生日用     

对周易文化推向世界的思考

以周易文化为源头的中华传统文化,走向世界是历史的必然。周易文化产生于中国,但它早已属于世界。其发展是“中国之易学”、“亚洲之易学”和“世界之易学”。在秦汉时期《周易》随着儒学的外传而开始走出中国,自唐代以来则成为亚洲邻国知识分子研习的经典,到明清之际又从欧亚大陆的东端走向它的西端。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易学通过文化融合而奉献给世界。     

中国古代史学历史叙事发展的新阶段——论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兴起及其意义

自南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问世至清末的七百余年间,纪事本末体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史书的主要体裁之一。与历史悠久的编年体史书、纪传体史书相比较,纪事本末体史书在历史叙事上具有"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的优点,它是以事件为中心确立标目而展开的历史叙事,即章学诚说的"因事命篇"的历史叙事。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兴起,开启了中国古代史学历史叙事发展的新阶段,对南宋以下至近代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刘知几的史学编纂思想对志鉴编纂工作的意义

唐代的著名史家刘知几在总结和批判历代史书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史才三长"为主要内容的自己的史学思想。他作为我国封建社会中杰出历史学家的代表,在他的史学思想体系中也包含着丰富的编纂史书所要遵循的原则和方法,对我们现在地方志编纂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简帛文献与中国早期史学史研究

正简帛文献中有不少与史学史直接相关的内容,如清华大学收藏的楚竹书《系年》,记录了从西周至战国早期的历史,是一部带有独特编纂意识的史书,让我们看到了战国史学的某种原始形态,对中国早期史书的形成也有更为直接而深入的了解。清华大学所收藏的楚竹书《楚居》《良臣》及睡虎地秦墓竹简《葉书》等史篇,一定程度上展示了中国早期史学中"世"类史书的某种形态,推进了关于《世本》成书及来源的认识,有助于深入思考《世本》与《史记》的关系。(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     

吕祖谦对老庄思想的兼容与改造

本文认为,南宋理学家吕祖谦对道家思想除了有所抨击外,还对其加以兼容并予以改造而利用之.他既与庄子一样肯定作为宇宙万物本体的道或理无时而又无所不在,但又赋予道或理以伦理价值内涵.其易学和史学论著中所运用的矛盾分析方法和体现出来的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虽直接来自于《周易》,但也与老子的思想精神是相同的.他对庄学的宇宙本体观与心性论和对老学辩证思维方法的兼容与改造,是形成其兼治经史和思想博杂的理论特色的一个重要方面.     

读《中国史学史论集》第一、二集

《中国史学史论集》第一、二集,吴泽主编,袁英光编选,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论集》选辑了三十年来有关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论文,共四十八篇。文章的作者,共三十四位,其中四分之一已经不幸去世。读到他们的遗作,不胜感慨。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史籍如汗牛充栋。如何阐明史学本身的演变、发展,这是一件艰巨的工作。刘知几是唐代的大史学家。他著《史通》,对各家史书多有评论,但主要是关于史书体例的论述,很少涉及到史学本身的发展。清代章学城著《文史通义》、《校通义》,主张辨章学术,颇重学术流变,因而也有关于史学发展的论述,但终究不是有意识地对史学     

袁说友易学思想初探

南宋袁说友学问渊博,留心典籍,在文献学、文学、政治等方面均成就卓著,而《宋史》不为之立传实为不解,且历代学者对袁说友也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今之学者对袁说友的研究多集中在《成都文类》之文学成就上,对其易学思想涉猎较少。袁说友岁治周易,自幼读史,认为《周易》为圣人通变之书,基于袁说友以《周易》为本,思考现实的问题和南宋王朝的命运,重视总结历代王朝兴亡成败的规律,以利当世,本文拟就其易学思想作初步剖析,以期有补缺之作用。     

1981年史学史研究概述

1981年,史学史的研究出现了比较兴旺的景象,发表在全国性报刊和高等学校学报上有关史学史的论文有一百来篇。其中有综合性的论述,也有对某一个问题、某一部史著、某一位史家的探讨。讨论比较集中的有: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史书的体裁问题、对司马迁和章学诚两大史家的评价问题。除这四个问题之外,从古到今,上起《春秋》、《左传》,下至近代史家梁启超、王国维都有专文评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史学史研究的范围扩展到了对“五四”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探讨。这种现象在前几年是比较少见的。对前人的史学遗产如何批判继承,这是史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白寿彝同志对这个问题发表了四篇《谈史学遗产答客问》(载《史学史研究》第一至四期。本文所提及的论文及报刊均以1981年为限,故不标年份),从历史观点、历史文献、史书编撰、历史文学四个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文章以轻松活泼的“答客问”的形式,谈得比较全面、透彻,对人颇有启     

《国语》的史学价值和历史地位

《国语》记载了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诸多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并深刻总结其历史经验。它又以记载春秋时期贤士大夫的"嘉言善语"为重要特色,成功地创设了"记言"为主的史书体裁,承裁着古代中华民族的智慧。《国语》历史叙事有很高的技巧,成功地将"记言"与"记事"相结合,以对比手法叙述事件、刻画人物,揭示出历史的深刻内涵,多角度、多层面反映客观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并提供了"纪事本末法"叙述历史的范式。产生于战国初年的《左传》、《国语》两部名著,标志着先秦史学的发展达到重要的阶段,并为中国史学即将出现更加成熟的巨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刘知几史学批评的特点

刘知几的《史通》是一部以史学批评为特色的史学理论著作,涉及史家和史著之多,在中国史学史上可谓是空前绝后。他发扬王充的批判精神,“直书”前代史家之得失,即使是圣贤孔子和当朝皇家修史也在其批评之列,表现了无畏的求实精神;他具体评价史书的优劣,褒扬不讳其短,批评不抑其长,主张史学评论要探赜史家的著述旨意。他以理、势论述史学问题,增强了史学批评的理性色彩,在中国史学的发展上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他史学批评的核心是史义。实录直书和“激扬名教”在他的史义体系内实现了既相互制约又相辅相成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