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会典》纂修新探

《光绪会典》纂修囊括光绪时期通晓典制的俊彦,修撰成卷帧繁富、包举数朝之大典。《光绪会典》章程、体例经过精心设计,有效地保证了会典的编纂。纂修《光绪会典》的人员选拔有多种方式,其选人标准在于馆部联贯和精通地理、善绘舆图,体现了"用人宜变通"原则,由此网罗了一批俊彦、硕儒从事会典编纂。光绪会典馆也无法避免清代史馆的弊端,出现了滥保以及围绕是否设图上提调、争夺提调、总纂权、会典编纂中的奖叙等问题,会典馆内部产生激烈的冲突和争议。会典馆提调在综管人事、财务、馆务等方面起到管理核心的作用。会典成书后设立专门机构校对处,任命高规格的校勘班底从事会典全书的通校,确是清代会典纂修的创举。     

略论《唐六典》的编纂特色

本文通过考察典制专著《唐六典》的编纂特色,认为在开元盛世大背景下编撰的《唐六典》,发展并完善了《周礼》以六部为纲,设官分职的编纂之法,创构了规模宏大、纲目清楚、叙述规范的典制编纂体例和绝无“点窜变易”地编辑、实录一朝典制史料的特色,成为“会典体”典制体裁的创始之作。其内容丰富、创意独具的自注与正文互为经纬、动态记载一代典制的崭新记述方法,为后世典制专著创造性地运用自注作出了良好的范式;该书在历史编纂学上有着明显的不可替代的地位。     

乾隆《环县志》价值刍议

高观鲤纂修的乾隆《环县志》,成书于乾隆十九年(1754),开启了环县方志文化传统。志书体例精当,刻印精雅,编纂所用基础资料来源明确,内容详实;志中系统记载了环县的历史沿革及建置变化情形,尤其详尽记录了明清两朝环县社会经济和风土民情,为后世保留下了珍贵的原始资料,对环县历史文化、社会发展、旅游开发溯源等研究有着重要文献参考价值。     

《国朝宫史》的编纂与乾隆年间的宫廷学研究

动用国家人力、物力,大规模编纂当代宫廷史、对当代宫廷收藏以及文化活动进行系统整理和编纂相应文献,在清乾隆年间以前是闻所未闻,有之,则自乾隆敕修《国朝宫史》始。伴随着《国朝宫史》的编纂,清代官方对清宫廷建筑、园囿、内廷人员及机构设置与管理制度、典制、经费、收藏与文化活动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系统整理和记录,这项工作为后代的宫廷文化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翔实资料,奠定了清代宫廷史、古代艺术与文献等诸多领域的重要研究基础,并为现代宫廷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浅析年鉴对第二轮修志的影响

志书和年鉴都是地情工具书,有着相近的功能。两者基本上同在方志系统编纂出版,从而引发学者在功能、资料、体例、队伍等方面的争论。     

《襄垣年鉴(2014)》编纂工作全面开展

正《襄垣年鉴(2014)》编纂工作于2014年年初开展以来,史志办全体人员分工明确,责任到人,广泛征集资料,严把组稿质量关,力求做到体例科学、设项齐全、资料完善、编纂规范。本版年鉴设"大事记""特载""文献""综合""附录"等内容,全面记载了襄垣县2013年政治、经济和社会事业等方面的发展过程。年鉴稿件均由各部门、各单位专人提供,并由各部门、各单位审核。目前,本书资料收集、整     

谈志书资料的征集与考证

地方志资料征集工作是志书编纂工作基础。要充分利用好现有资料,扎实做好资料征集,同时做好资料的考证核实。真正使志书体例完备,资料翔实;真正体现其存史、资治、育人功能。     

浅谈地方志书的平衡

从志书的布篇谋局、资料取舍、以事系人、图表收录等方面阐述了编纂地方志书在记述内容时要尽量平衡。     

浅谈续志体例的继承和发展

我国的地方志经过二千多年的发展、完善,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体例。首届新方志在志书体例结构与编纂手法上,有所创新和发展。第二届修志应当继承上届志书的体例结构,章法体式,记述方法等。由于续志所要记述的主体内容和背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应在体例上,包括体裁、记述内容、层次结构和编纂手法等方面继续创新。     

从4部中国精品年鉴谈年鉴编纂规范化

中国年鉴事业已经过几十年发展,在指导思想、内容体系、编纂体例等诸多方面形成了广泛共识,但仍存在许多分歧意见,实际编纂过程中也常有无所适从之感。笔者通过品读《长沙年鉴(2020)》等4部中国精品年鉴,从年鉴的基本要素和内容体系、资料组成部分比例、框架结构和篇目设计、辅助资料栏目设置和内容、索引和助检标识、个别细节问题的处理等方面,分析梳理4部中国精品年鉴的共性与个性,比较年鉴界对年鉴编纂的一些不同认识,并进而提出如何对标精品做好年鉴编纂规范化的建议。     

康雍乾时期宫闱纪略——《国朝宫史》

《国朝宫史》三十六卷,分“训谕”、“典礼”、“宫殿”、“官制”,“经费”、“书籍”六门。它汇编和记载了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以前的宫闱禁令、宫殿苑囿建置、内廷事务和有关典章制度,“凡有关掌故者备识兼赅”。在此以后纂修的会典和会典事例等书,很多皆以此为依据。它成书较早,虽然有些粗疏,但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宫廷史     

方志创新的综合研究

方志创新的综合研究李德辉本届修志伊始,胡乔木同志提出要用新观点、新资料、新的方法和体例编纂新志书。现在全国已有大批新志相继出版问世,这些志书都是按照“三新”要求进行编纂的,与传统方法相比较,无论是指导思想、编写原则、篇目设计、结构章法、资料取舍、体裁...     

谈县志办在县志编纂中的组织管理

南充市武胜县的第二轮修志工作自2005年启动至今已五年。五年的工作实践使我们体会到,县志的编纂工作要顺利地进行,不仅需要县委和县政府在县志编纂的指导思想、工作方向、编纂原则等方面的切实领导。更需要县志办在组建队伍、制定规划、业务培训、资料收集、志稿编纂、组织评议、审查验收、出版发行等方面的精心组织管理。在此,笔者仅就县志办在县志编纂工作中的组织管理问题谈几点看法。     

关于企业年鉴编纂的实践与思考

编者根据企业档案编研的实践与体会,针对企业年鉴编纂体例特征和年鉴编纂的科学定位,年鉴栏目的设置,全面记述与重点突出的编纂体例,以及尊重历史,实事求是,质量第一的编纂原则,注重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文字风格上的统一规范、年鉴编纂工作的标准化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思考与分析,对于指导企业年鉴编纂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乾隆《环县志》初考

乾隆《环县志》是环县仅存的古代志书,成书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志中系统记载环县的历史沿革,翔实记录明清两朝环县社会经济和风土民情状况,内容比较全面,为后世留下许多珍贵的原始资料。文章对志书的编纂背景、版本、内容、编纂遗误、史料价值等方面进行考述,以期对志书有较全面的认识,同时提出其对研究地方历史文化的重要意义和当代修志的借鉴意义。     

略论清乾隆年间宫廷修史的历史贡献

乾隆时期,社会、政治相对稳定,经济获得较大发展,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府库充裕,为朝廷组织学术研究、图书编纂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乾隆年间官修书籍达200余种,其中具有镜鉴作用的史书编纂是最大部分,先后编纂了137种史书。这些门类齐全、数量众多的官修史书,涉及领域之广泛,编纂体例之完备,资料价值之高,图书题材之拓展,编辑考订之全面,都是空前的。     

从英、美、日三国4部社会综合年鉴看其编纂体例的设置

英、美、日三国是世界较早出版年鉴的国家,有很长的年鉴出版历史,积累了丰富的年鉴编纂经验。本文选取三国4部知名社会综合年鉴,通过对比来探讨其年鉴编纂体例的形成。在分析各部年鉴内容选载范围和记述比例大小、信息资料编排、条目与释文设置、统计表格使用基础上,总结4部年鉴的编纂方法与体例设定,提出各年鉴最根本编纂方法与编纂体例设定的核心原则,即英、美3部年鉴使用动态信息+静态资料记述方法,日本年鉴采用动态信息记述方法,通过对这两种编纂方法的分析讨论,指出其对各自年鉴内容形成的影响及年鉴在社会使用中产生的作用。     

两部《八旗通志》比较研究

《八旗通志》曾于雍正、乾隆两朝两次编纂,后分别称为《八旗通志.初集》和《钦定八旗通志》。后书并非是前书的重版,而是另有新创。体例上有所调整,内容上有所增删,内容的下限时间从雍正朝延至乾隆。同时于行文中增加“案语”,使所记内容更为详准。从两书效果看,《八旗通志初集》有开创之功,《钦定八旗通志》有补阙拾遗之效,两部书可互为参校,成为研究八旗乃至清史不可或缺之重要史料。     

清代圣训与敕修皇帝的思想观念——基于《政治典训》与《清圣祖圣训》的考察

一般认为,圣训体现的是颁发谕旨的皇帝的思想与观念。康熙敕修按圣训体例选编自己谕旨的《政治典训》和雍正主持编纂的《清圣祖圣训》的差异,为考察圣训体现的是颁发谕旨皇帝还是敕修皇帝的思想观念提供了很好的范本。康熙在位时《政治典训》已形成了完善的稿本,没有颁行。雍正即位后敕令继续编纂,但最终没有颁布该书,而是依照惯例,另起炉灶,敕修《清圣祖圣训》。《政治典训》与《清圣祖圣训》均选录康熙谕旨,体例相近、类目多有相似之处,皆以宣扬康熙圣治、训谕臣民、垂范后世为目的。其差异主要是在内容上,《清圣祖圣训》收录的是雍正皇帝认同的康熙皇帝谕旨,删去了《政治典训》中与其治国理念相冲突和对自己不利的内容,能适应雍正治国的需要。不仅是《清圣祖圣训》,清代的圣训都融入了敕修皇帝的思想观念。     

从《左编》《右编》看唐顺之的历史编纂学

唐顺之的主要史学代表作是《左编》和《右编》。《左编》主要编录历代君臣事迹,在编纂体例的设计上独具匠心,对相关史料有目的地进行取舍剪裁。在记事的同时,往往还加以评论,或引他人之评论,或直抒胸臆。在人物的分类上,使圣贤与昏庸、忠与奸、贤与不肖,泾渭分明,起到了寓褒贬于分类之中的作用。《右编》虽属诏令奏议类的抄纂,但紧紧围绕经世资治这一主题精心设计体例,认真筛选材料。两书编纂带有鲜明的以史经世的色彩,但也存在体例不纯,分类混乱,剪裁失当,人物各传记比例失调等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