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传教士在中国（1847—1949）

自19世纪后半叶起,瑞典各教会纷纷派出传教土来华传教。他们的活动范围几乎遍及整个中国,时间长达100多年。他们在中国传教时,正值中国政治文化生活发生剧变的时期,因而目睹和领略了时代风云的变幻。他们长期生活在中国,出于传教的需要和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对中国进行了一些研究,留下了大量介绍研究中国社会政治、历史和文化问题的著述,这些著述有助于瑞典人了解中国。应该承认,瑞典传教土在华的这些活动是中瑞文化交流史中的重要篇章,而以往国内外学术界对这些问题却未能涉及。     

清代前期安徽天主教史三题

文章概述了清代前期西洋传教士在安徽布道与天主教堂在安徽的分布、安徽教徒到外省传教和信教活动,以期有助于安徽天主教史的研究。西方传教士成际理、梁弘仁、魏方济、奥地利南怀仁等人在徽州府婺源县、池州府、淮南府、太平府芜湖县、滁州直隶州、泗州五河县等六个府州县建立教堂多所,吸收信众;与西洋传教士配合,徽州信徒姚若翰到江苏海门、池州石埭教徒沈方济各赴湖北谷城传教;有十多名安徽教徒在江苏、北京等地过宗教生活,其中有汪钦一、鲍天衢、汪伊纳小等六名徽州人,参与西方传教士传教活动。作者认为,与各省比较,安徽属于天主教活动相对沉寂的省份;徽州人在外省颇有皈依天主教的,而徽州本地人似乎不感兴趣,是否与这里宗族势力强大、理学观念深入人心有关,需要深入研讨。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明义士藏中国古代玉器

正明义士(James M.Menzies)是加拿大人,受加拿大长老会派遣于1914年到彰德府(今河南安阳)传教。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邂逅殷墟,从此与殷墟结下不解之缘,几乎用了毕生精力,收集中国文物、研究商代文化,在甲骨文和青铜器研究领域令人瞩目,玉器只是他的藏品中的一小部分。笔者于2010年和2012年两次赴     

明末耶稣会士在韶州

明末 ,天主教再次传入中国 ,先后在肇庆、韶州、南昌、南京以及北京等地建立较为稳固的传教据点。其中在肇庆的传教活动是天主教再次入华后的摸索期 ,而在韶州、南昌、南京等地则是传教活动的发展期 ,在北京是鼎盛期。韶州（今广东韶关） ,是岭南与中原的交通枢纽 ,是广东著名的贸易重镇。明末 ,利玛窦等传教士来到韶州传教 ,是进入中原传教的重要一站。对于天主教在肇庆、南昌、南京、北京四个据点的传教活动 ,目前学术界已有比较详细的论述 ,但关于韶州在天主教传教活动中的地位 ,则少有论及 ,因此本文试图能够在这一方面稍作补充和评述。…     

金陵女子大学

金陵女子大学位于今南京市宁海路122号,现为南京师范大学。1911年冬至1912年初,先后在中国江浙一带传教、办学的8个美国教会组织——即南、北长老会,南、北浸礼会,南、北卫理公会(由监理会和美以美会合并而成),基督会,圣公会等教会所办女子中学的校长,在上海召开会议,制定了在长江流域开办一所女子大学的计划。     

十六七世纪天主教在日本“慈善传教”评析

16、17世纪之交,在日本的耶稣会士以“谋略智取型”开展送医送药、救助奴隶、兴办教育等“慈善活动”,在社会底层民众中赢得了大量信众,开辟了一个“天主教时代”。这与天主教在拉美对异教徒采用以“刀剑传教”的赤裸裸的征服完全不同,成为天主教传教史上极具典型意义的特例。究其原因,是由于在日耶稣会缺乏武力后援且为适应文化差异而被迫采用的传教策略。“慈善传教”与“刀剑传教”在形式上大相径庭,然两者的目的却是“殊途同归”。     

雍乾禁教中天主教的传播与信众

康熙末年至乾隆三十三年,清朝政府多次禁教,而以雍正二年、乾隆十一年最为严厉。本文叙述这两次禁教,以及在禁教前后西洋传教士潜匿、潜入内地,从事隐蔽的传教活动,致使老教徒继续宗教生活,出现一批新教徒,产生一些华人神职人员和天主教骨干成员;在禁教中,他们不畏刑罚惩处,坚持信仰。本文主旨是陈述这一事实,尤其侧重于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和信徒的社会成分、奉教原因、诚挚态度。此外,对不绝如缕的传教与信教的历史事实,笔者提出讨论性问题:如何看待民间的天主教信仰,君主专制主义的以信教为犯罪行为的不合理性何在?宗教信仰能够使用法律强制手段解决吗,能够使她消失吗?宗教的魅力究竟在哪里?希望以后有所探讨。     

论咸丰朝的限教政策

活跃在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上的西方传教士,是一支不容忽视的特殊势力。他们的活动,对整个中国社会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因此,传教与反传教的斗争,特别是清政府对来华传教士的政策问题,当是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谋题。     

俄国东正教传教团在京活动述评(1716—1859)

18至19世纪上半期的俄罗斯东正教传教团是一个特殊群体。它集传教、留学与汉学研究、翻译、搜集情报于一身。最初俄罗斯传教团主要是满足在京阿尔巴津人的宗教信仰要求;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传教团被指派培养留学生,为俄国培养满、汉语人材;随着中俄交往的增多和各种摩擦的产生,传教团被赋予研究中国和探听情报的任务。传教团的这些活动既是中俄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为近代以后俄国侵呑中国大片领土做了必要的知识准备。     

《玛利诺教会中国布道文集》及其史料价值述评

《玛利诺教会中国布道文集》是玛利诺外方传教会在华传教士的书信及日记合集,记录了1918年至1924年该教会教士在两广地区的传教活动及见闻。梳理该教会在广西的活动,发掘《玛利诺教会中国布道文集》的史料信息,有利于从另一个侧面认识民国时期的广西社会。     

福州塔亭医院纪略

<正>鸦片战争后,许多西方传教士入闽传教,同时,带来了西方医学。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二月,美国归正会传教士雅裨理抵达厦门,此后伦敦会、长老会、美部会、美以美会、圣公会等新教相继而来,教会医院也随之在福建迅速扩展。据民国11年(1922年)统计,全省教会医院共有41所,至1949年,全省教会医院已达67所。福州塔亭医院为首批教会医院之一,其创办与发展的     

近代传教士席胜魔述略

席胜魔是近代山西著名的基督教牧师,在省外基督徒中也有盛誉。法国汉学家沙百里所著《中国基督徒史》在论述中国基督徒的传教活动时,即以席胜魔这个“山西省的中国文人”为例。犤1犦由于种种原因,国内史学界至今尚无对此人物的专题研究。因此,本文拟对其信仰历程及传教活动做一初步探讨。一席胜魔(1836～1896),原名席子直,山西省平阳府西庄村人(现属襄汾县西张村),出身于中医世家,其祖父和父亲都是文人,他本人于1851年考中秀才,此后在家乡读书、务农,间或为人拟写诉状。1879年他加入基督教,次年改名为席胜魔,从此主要进行传教活动,1896年病…     

晚清圣母圣心会中蒙古教区传教述论

本文认为,晚清时期,圣母圣心会在中蒙古教区获得了持续、稳定的发展。教会的成功既在于其传教方法得当,也在于教会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源。怎样评价教会的传教活动,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话题。     

新教传教士与西医术的引进初探——《中国丛报》资料析

从明清开始,西方医疗技术(即今天我们习惯所称的源于欧美的西医学或称现代医学)逐渐传人中国。早期,主要是信奉天主教的意大利等国传教士在传教的过程中将西方医学传人,并在华从事医疗活动。18世纪末,信奉基督教的英国先后击败了西班牙、荷兰和法兰西,夺取了海上霸权,竭力向外扩张殖民势力,来华发展传教事业也到了迫不及待的时期。在该世纪的最后10年,英国国内纷纷成立对国外传教的基督教差会机构,向外派遣传教士。美国的基督教也接踵而起。     

李提摩太在华传教方式的转变

李提摩太起初和其他来华传教士一样采取传统的宣讲教义、巡回布道的传教方式，但收效甚微。在传教的过程中，他了解到中国民众思想上的愚昧和生活上的艰辛，传教方式有所转变，即通过教育和传播西学，改造中国社会；不只关注灵魂，还关注肉体；不仅重视来世，而且重视今生。     

李佳白与尚贤堂--清末民初在华传教士活动个案研究

美国传教士李佳白早期在山东传教,维新时期创办针对上层社会传教的机构“尚贤堂”。从晚清至民国初年,李佳白通过尚贤堂联络中外人士、举办文化活动、宣传和平主张和实行各教联合,曾受到广泛关注。尚贤堂的创立和发展与中国社会的变迁密切相关,反映了20世纪初,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在华传教士活动的新变化、新特点以及传教士的活动逐渐淡出中国历史舞台的过程。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抗战时期爱国牧师鲍忠二三事

<正>鲍忠（1892—1964），原籍浙江省永嘉县。从小受其父传教影响，读书后历经教会学校熏陶，1920年进入南京金陵神学院，毕业后在南京长老会母堂传道。1927年，中华基督教会宁镇区会委派前南京堂会牧师孙喜圣和上海清心堂牧师李恒春，于南京四根杆子路（今莫愁路北段）老礼拜堂内举行主礼，授封鲍忠为南京中华基督教会汉中堂（即今基督教莫愁路堂）牧师。1929年6月1日，鲍忠牧师代表南京基督教会参加孙中山先生奉安大典。     

评德国新教传教士花之安的中国研究

花之安是19世纪德国新教传教士。1864—1899年,他在中国从事传教活动达35年之久。他以“文字传教”为工作重点,一方面用中文写作了若干宗教宣传品和介绍西方文化的读物;另一方面,他也有意识地研究中国,把中国的各方面情况和他自己的认识介绍到西方社会。然而花之安的研究工作主要是为传教服务的。由于宗教偏见和西方文化优越论的影响,花之安的中国观带有显著的帝国主义倾向,是西方列强征服中国的文化辅助工具。     

试析二十世纪上半期美国苦难会选择湘西作为其主要传教地点的原因

二十世纪20年代起,美国苦难会进入中国传教,其传教的主要地点是地处湖南偏远西部地区的湘西。这样的选择并非偶然,而是由当时的时代背景、天主教会的号召、传教的实际需要共同决定的。这一时期,中国的内地传教权全面向西方国家开放,而美国国内则进入了海外传教运动的高潮。美国苦难会在此形势下,响应教皇的号召,接受了传教的使命。天主教传教重心的向乡村转移、西班牙奥斯定会的经济窘迫使得美国苦难会选择了湘西地区作为其传教的主要地点。     

中华内地会与徽州的渊源——基于教会刊物China’s Millions的解读

中华内地会是最早在徽州传教的基督教差会之一,但关于徽州内地会传教士的中文记载并不多。文章通过对比内地会刊物《亿万华民》(China’s Millions)和地方史料,勘正地方史料中有关内地会在徽州传播活动的记载,介绍传教士唐进贤及其在徽州的传教经历,力图展现内地会传教士对徽州的积极作用。传教士的社会工作,不仅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还有利于徽州文化的对外传播,客观上促进了近代徽州的发展。